女性的角色在日治臺灣時期的中有過甚麼樣的變化，使她們得以被稱為「新」女性呢？我們又如何能夠透過女性的服飾、見微知著地考察這一點呢？
本期書評特地請到香港作家方太初，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的《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一書評論剖析，透過一名日治台灣的女子楊千鶴的穿著故事，一窺日治時期女性的身分認同。
文／方太初
1942 年，穿著長衫的台灣女子楊千鶴走在街上，她對那些穿著和服的台灣本島女子心生羨慕，總是細細觀察她們的領口與衣帶，在她看來穿衣是兼具美與體裁，和服正正有她心往神之的美，但她卻不敢如那些女子般用比洋裝還要高上二、三倍的高價去購買和服，因為那代表著看低自己身為台灣人的身份。又有時候，穿著長衫的楊千鶴，與日本友人一起外出時，一旦感覺到街上的人望著自己，就會十分動搖於自己的身份，不禁馬上用流暢的日文與友人攀談，讓望著她的人知道她也是如日本女性般受過高等教育。
當這個名為楊千鶴的女子觀看著其他女子時，中間隔著的是她對身份的焦憂，甚或還有她自己也未必清楚的否定，否定自己想成為一個背離國土的殖民女子的慾望；而當這個女子被人凝視時，她知道那些目光早已如她般，將長衫與和服分了高低⋯⋯
這是《近代台灣女性史》中記載的一個小故事。楊千鶴稱自己這些婉轉曲折的心思為膽怯與固執，而六七十年後，一個名為洪郁如的女子嘗試梳理台灣殖民史裡新女性形成的過程，她在這個故事中看到了潛藏於台灣新世代知識女性日常生活之中的複雜身分認同，並由世紀初的解纏足運動談起，到新女性的出現如何影響台灣社會的改變，當中關乎的早已不止女子的體型之美，如小足與和服，更關乎女性在眾多目光拉扯之間，怎樣摸索著走出自己的命途。
凝視的產物：小腳與新女性
1922年，徐志摩打算與張幼儀離婚，他的說詞如下：小腳與西服不搭。聽過這故事的人大都誤會張幼儀是纏小腳的，其實出身知識分子世家，她早已解放雙足，徐志摩只是以此打譬喻，顯示兩人之距離。但確實當時的中國也只限於知識分子家庭裡的女性解纏足，很多普通人家的女兒依然纏小腳。
同是張幼儀出生那年的1900年，另一地方的女子命運卻起了變化，當時已成為日本殖民地五年的台灣發起解纏足運動，十五年後，年輕台灣女子纏足人數大幅減少，對比同樣推行解放纏足的中國，一岸之隔的台灣女性命運如此不同，當中也不乏一些如徐志摩、張幼儀般微妙的「小腳與西服」的故事——小腳是清人女子處境，西服是外來摩登與現代，隱隱然間張幼儀也明白當中的階級與權力，一度曾代表是富有家庭女兒象徵的蓄小腳，對比西服成了落後、不文明、不摩登的借代詞。在台灣這更為複雜一點，小腳依舊是傳統，像徵文明的西服卻又是經過日本明治惟新後的洋服和魂，是日本吸收、糅和西方現代性後再出口給殖民台灣的現代思想。
而為何台灣推行解纏足如此成功，乃至其後促成了台灣新女性的出現，這一切的源始，卻非為女子平權，而是一個觀看的故事，與纏小足一樣，回到了男性的凝視定奪了女子命運的故事。
1895年，《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日人視鴉片、纏足、辮髮為漢人陋習，後二者更為「清國人」身體裝飾，不合乎「日本臣民」之名。但台灣總督府為免「傷害情感」，卻先不從男性的辮髮著手，而是利用台灣的男性仕紳對日本女子的神往來改變女性。
日本政府在1889年第一次安排台灣男性去日本觀光，並且在行程中讓他們觀看在工作場所、教育場所的女子。日本女子不纏足，儀態得宜又能幫補家庭，台灣男子幾乎從她們身上看到聖母光輝，馬上就在心裡比較起台灣的女子來。
1903年去大阪觀光的台灣仕紳更有五百多人，這五百多個男子裡，有一個名為李春生的，回來就寫下遊記，說在工廠一司房裡遇見十餘個女子在工作，「雖女子與男人相聚一所，執意為活，觀其操持職守，莫不真誠恬靜。」而且還有仕紳記下，一些女學生「天文地理、山川草木、魚鳥禽獸，無所不通休哉」，他們更稱其為「女丈夫」，希望自己將來的妻房亦是如此，由是就有說法與其想法去娶日本女子，不如將台灣女子塑造成新女性。果然想娶新女性的不止隔岸的徐志摩一人，台灣男子在見識過日本所安排的女性後，心神蕩漾，一樣覺得小腳與西服十分不合。
夫人外交與女子之道
得益於這種流行的想法，女性也開始往學校唸書，開始追求自由戀愛，對家國有情。日本仕紳希望透過這些教育，使女性「能充分理解男子，同時不僅能與男子共同喚醒社會，同時也能廣為提升人格而達成文化貢獻。」而作為殖民地，台灣女子學校的教育有其政治目的，著重日本精神與日式志趣，一方面是日人攏絡之心，另一方面這些女子也知道若熟悉日人文化與語言，將來可幫助丈夫行夫人外交政策，與日人高官妻子多有往來。
這是日人與男子的期待，過程中台灣新女性如繁花盛開，她們的青春、她們的追求在既定的命途之外枝葉繁盛。她們在學校裡，由興趣到體育都可與男性看齊，文學、讀書、短歌、音樂、俳句到跳舞、卓球、游泳、騎馬、旅行、登山等等，都在女性教育體系中。
1920年代，台灣大街小巷就充斥了穿著校服的女學生風景，中間也有一些女性出外留學，修習音樂、美術、家政等個人興趣科目。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在嫁為人妻後，肩背起教育子女的責任，亦因其在校間所習之西方禮儀與家庭教育等，西式中產階級家庭由此而起。這些台灣新菁英階層的家庭文化，有很大部份來自於這些精通於插花、鋼琴、茶道、琴藝、書法、繪畫、刺繡、編織等才藝的新女性。
但這些新女性真的不了解自己的處境嗎？殖民地女子得背離自己的語言，因她們知道日語更有權力，她們在日本求學或旅遊時，被日人稱為「生蕃」，亦理解自己次等的身份。她們由此更努力習得日人各種文化，以躋身更高階層。當中有人安心於這種追求，有人卻在身份危機中找尋自己的路。
文首提到的楊千鶴是這些新女性的一員，她曾在在學時於「全臺灣桌球比賽」獲得女子學生單打及雙打冠軍，1941年她進入日治時台灣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臺灣日日新報」，入職前她要求必須與日人有相同待遇，她就是日本訓練出來卻結果並沒如日人所願般聽話的台灣新女性。
又或應該說日本的教育太成功，這些新女性中不乏擁有自己志向與志趣，「天文地理、山川草木、魚鳥禽獸，無所不通」卻同時真誠恬靜的女丈夫。
│立即訂購│
國家書店→《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
五南書店→《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