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跨界•成長•間／介」與當代兒童文學研究
吳玫瑛
兒童文學向來予人溫馨、純潔而浪漫的印象，兒童是「自然」的產物，是未受社會汙染的一群，是「純真」的代表，也是社會改造的希望。相關的論點大多沿襲歐洲理性主義及浪漫主義時代以降，對兒童及童年的假想，例如洛克和盧梭等人的學說。這類思維，在台灣的兒童文學寫作及教育相關學科，尤其是語言教育及兒童教育等相關領域，也廣為流傳與運用。
然而，自1980年代起，兒童文學研究在歐美人文領域出現變革，關乎兒童及童年文化的新興議題紛紛湧現。這股人文研究新風潮的開拓，尤以英語語系（Anglophone）學者最具代表，例如英國學者彼德•哈林戴爾（Peter Hollindale）和彼德•杭特（Peter Hunt）、加拿大學者裴瑞•諾德曼（Perry Nodelman）、澳洲學者約翰•史蒂文斯（John Stephens），以及美國學者傑克•翟普斯（Jack Zipes）等。這些人文學者分別在各自和國際的學術場域，開展對兒童文學的探研，或檢視童書中的意識形態，或倡議援引女性主義（feminism）批判路徑以發展兒童主義批評論述（childist criticism），或主張聚焦兒童主體以探勘兒童性（childness），或以童年社會化（socialization of childhood）為議題來探查童書的教化作用。一時之間，兒童文學研究異軍突起，成為人文社會學科的新興顯學。
這股兒童文學研究熱潮的興起及其後的多方綿延與跨學科連結，影響所及，使得「兒童」這類牽涉到主體、身分及文化認同的議題，繼性別、階級、種族、族裔之後，成為歐美人文學術領域的新興研究課題。傑克•翟普斯曾於1990年發表〈政治考量：1980年代英美兒童文學的新式理論與批評〉（“Taking Political Stock: New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 Approaches to Anglo-American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1980s”），這篇文章即以二戰後英美兒童文學研究場域的發展變化為觀察核心，清楚指出1980年代為歐美兒童文學研究「政治轉向」的分水嶺。
英國精神分析及女性主義學者賈桂琳•羅絲（Jacqueline Rose）於1983年出版《彼得潘個案，或論兒童小說的不可能》（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這部頗具爭議的專書，此書後來也曾在歐美兒童文學學界接連不斷引發討論，這點我已在別處談及，此不贅述。然而值得說明的是，《彼得潘個案》這本專書的出版及後續引發的熱議，一方面見證了二十世紀八Ｏ年代之際，「兒童」繼女性與少數族裔之後，已浮出檯面成為人文學術領域的關注焦點；另方面，這部學術專著援引精神分析理論探討兒童小說與成人慾望的（曖昧）相關，對當代兒童文學研究而言，也可謂立下（新）標竿，將過往「兒童文學」中的「兒童」自實際兒童的框架中抽離出來（例如，有別於教育體系的兒童研究），轉而以抽象的理論思考，進行文學文本之中（及其外）「兒童」形構問題的思辨。此舉除大大推升、翻轉兒童文學研究視野，也直接或間接形成上世紀八Ｏ年代英國及其他英語語系兒童文學研究的變革，使兒童文學的相關研究在歐美人文學術領域漸次占有一席之地。
時序推進至二十一世紀，肯尼斯•紀德（Kenneth Kidd）於2020年出版《給新手的理論：兒童文學作為批判思維》（Theory for Beginners: Children’s Literature as Critical Thought）則是以「哲學」（philosophy）和「理論」（theory）作為觀察重點，提出當代兒童文學研究的另一風向，或謂再次轉向。政治議題在上世紀八Ｏ年代因歐美國家各式社會運動（如女性、少數族裔等人權運動）的推波助瀾下，不免也成為兒童文學研究的主要思潮與學術浪潮。紀德立足於二十一世紀的當下，回頭檢視二十世紀以來全球化脈動下兒童文學的發展，提出另一重要觀察，將兒童文學的關注焦點重新拉回兒童自身，但其所強調的是兒童文學的批判精神與哲學實踐。就紀德的觀察，兒童文學與「理論」和「哲學」的相關，或者說三者可並置探討，最顯著而有趣的例子，可以從上世紀七Ｏ年代在美國生成的兒童教育思潮「給兒童的哲學」（philosophy for children，簡稱P4C）作為代表。這個運動主張兒童具有批判思維，別具創造力與想像力，是天生的「哲學家」與「理論家」；兒童文學並非僅是簡化的兒童適讀／識讀教材，而是富含或潛藏著具挑戰性和批判性的創意思考。紀德也指出，P4C運動的推廣在美國聯邦政府直至1990年代為止的經費挹注與鼓勵下，如今已在全球其他許多地區和國家開枝散葉，其在異地生根廣布的現象儼然已形成跨國、跨域及跨語際的全球性議題，兒童文學在此中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
兒童文學可視為批評理論的原生地或起點——因為，兒童文學早已承載、揭示、含藏、反詰批評理論及哲學思想的諸多觀點，這點除了可從紀德於2020年出版的專書中得到印證，也可從本書所集結的學術論著中獲得啟發。綜觀當代兒童文學研究思潮，「跨界」（border-crossings）、「成長」（coming-ofage）和「間／介」（in-between）可謂涵括其中的基本議題及熱門／新興話題。本書所收錄的十篇論文，乃是台灣兒童文學研究學會（Taiwan Children’s Litera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簡稱TCLRA）自2012年創會以來，在歷任會長及理監事共同的努力及籌畫下，藉由舉辦國際研討會以及辦理講座和工作坊，密集邀請國際兒童文學頂尖學者來台發表專題演講，一路積累而成。難得的是，這些論文皆已獲得國際學者授權翻譯，而其中多篇譯稿是出自國內翻譯好手古佳艷教授的精彩譯筆。這些論文一方面記錄了台灣兒童文學研究學會自創會以來將近十年間所關切的國際兒童文學研究面向，另方面這些來自澳洲、馬來西亞、比利時、英國、美國、德國等國際學者的演講，也具體而微呈顯二十一世紀初期國際兒童文學研究的走向與重要研究課題。
「跨界」（border-crossings）議題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下，益顯重要。舉凡人口移動、物種交換、文化流通、訊息傳播等，在當今科技昌盛（猖賸）的洪流中，已愈益頻繁、迅速、令人應接不暇。可以想見，文化的混合雜揉、空間的多元變貌、地方的流動再生以及「家」的拆解重構，每每成為文學文本形構兒童主體經驗和探討其身分認同（疑難）的焦點。換句話說，兒童主角的主體意識與情感經驗已無法侷限、定調於單一認同，而須頻頻折衝、周旋、出入於多重（虛擬）時空、地理、社會、文化、環境，（自主或被迫）跨越國族藩籬、語言限制或任何形式的約制，轉而迎向、認可，或協商、游移（猶疑）於各式身分和文化認同；由此，「跨界」、「跨國」（transnationalism）、「跨文化」（transculturality）等漸次成為童書探索的重心。另一方面，科技的日新月異，經常也成為兒童文學的探究核心，相關的「年齡」論述，例如童書中所呈現的年齡倒轉、童年與老年的連結／跨越等，也成為現當代兒童文學「跨界」研究的重要課題。
凱莉•邁藍（Kerry Mallan）〈變動中的童年地理學：兒童文學中的地方、空間與情感〉以在澳洲及英美出版的兒童圖畫書為例，指出兒童文學作家和插畫家經常藉由特意營造書中人物與生活環境之間的情感牽繫，再現童年；而讀者透過圖畫書所呈現的特殊地理視角，得以局部洞悉兒童的日常生活，無論此日常活動空間是真實的或想像的。換句話說，童書常藉由空間定向（spatial orientation）促成讀者與故事角色之間的情感連結。這篇論文採擷童年地理學觀點，並結合情感研究，探索童書作品中所呈現的一般指為客觀論述的「地理觀點」與涉及主觀認知的「情感觀點」，兩者間的差異與連結；並以「歸屬感」、「真實、非真實空間以及酷異時間」及「恐懼地理學」等論題，探研童書作品中關涉地方、空間與兒童情感的種種論述，以此申論兒童文學如何藉由地方、空間與情感，展現童年的變動地理學。相較於邁藍將研究焦點環繞於「家、地方和空間」，探討地理空間與個人情感聯繫的緊密分合，柯萊兒•布拉佛（Clare Bradford）〈跨越與徘迴：視覺文學中的跨國童年〉則採取「跨國」（transnational）視角，在其文章中開展身分認同（疑難）的探問，以澳洲與美國亞裔作家的圖像小說作品為研究文本，探討其中「亞洲」兒童的再現問題。「烏比的落水狗」（Ubby’s Underdogs）是澳洲原住民圖像文學作家布瑞頓•麥肯納（Brenton E. McKenna）所寫的三部曲，故事以1940年代澳洲西部盛行珍珠養殖的小鎮布魯姆（Broome）為背景，敘述當地華裔與澳洲主人翁的成長；楊謹倫（Gene Luen Yang）《美生中國人》（American Born Chinese）則串聯三個生活在美國的華裔年輕人的身分認同建構經驗。該文強調，文學及文化研究中的「跨國轉向」（transnational turn）焦點往往在於檢視文本（不管是成人文學或兒童文學作品）如何與多重文化和多元傳統接軌，由此凸顯單一身分認同觀點的誤謬及不穩定性；例如，「亞洲」這個詞彙常常被誤用於指稱單一的認同觀點。這篇文章藉由觀察澳洲與美國圖像文學裡的「亞洲」主角如何在亞洲以外的環境當中追尋自我，探討圖像小說文本如何處理歷史與現代脈絡下的文化藩籬與國族疆界等議題，進而塑造故事主角的跨國身分認同。
同樣以「跨國」概念為主軸，莎曼妮•派翠西亞•加百列（Sharmani Patricia Gabriel）〈全球化時代的亞洲兒童文學：在地、國族與跨國軌跡〉一文則是從「亞洲」視角出發。她一方面樂觀指出身處亞洲及在亞洲以外世界各地從事亞洲文學研究的學者，對於亞洲兒童文學的關注與研究興趣與日俱增，致使亞洲兒童文學如今已成為一個全球性的文學學術探研領域；另一方面，她也直言，亞洲兒童文學在全球的普及性和重要性相較於歐美兒童文學而言，仍是明顯不足。如同布拉佛所論，加百列也申明「亞洲」並非單一樣貌，也非一個整體，而是由多樣中心和許多邊緣組成的空間，由此強調研究「亞洲兒童文學」須具有「跨國」思維。她視「跨國」為一概念隱喻（concept-metaphor），認為「跨國」思維可以使我們擺脫舊有範式的統一性和僵化性，轉而以「多中心、多語言和多元文化的流動和聯繫網絡」進行思考。重要的是，跨國主義促使我們思考童書或童書作者以及童書主題如何受到多樣而複雜的影響，這當中往往牽涉了多種不同的文化和語言的混雜。雖然如此，在跨國的概念下，亞洲兒童文學仍須置於在地及本國文學傳統之中進行分析研究，以便梳理其中的脈絡連結，並進而以「離散、全球和跨太平洋脈絡」來檢視（例如台灣）自身以及源於自身的兒童文學文本，以積極迎向／尋求跨國所在的「中介」空間（in-between space）。
凡內莎•久森（Vanessa Joosen）〈以童話和奇幻文學連結童年與老年〉一文，則將「跨界」視野拉伸或轉換至「年齡」議題上，藉由對童話與奇幻文學的考察，探討兒童文學書寫中「童年」與「老年」概念的相關。該文強調，年齡中的「老」與「少」並非相互對立的概念，而是可相互指涉，以此對「老化」（aging）的概念提出新解。就久森的觀察，「老化研究」（aging studies）近年來已成為文學與文化研究中的熱門議題，雖然這個議題在兒童文學研究場域，不如性別、階級、種族、族裔、身體政治和身分認同等議題受到重視，但在二十一世紀全球面臨人口結構老化的趨勢下，關涉「老化」的年齡議題將更顯重要，這也將會是兒童文學研究領域的關鍵／新興議題。另一方面，「年齡研究」無可否認也涉及生物、醫學等相關領域；可以說，兒童文學的「老年」研究不僅指向年齡的「跨界」，也十足呈顯「跨領域」研究的特質。久森指出，童話與奇幻文學作品中雖不無「年齡規範」（age norms）的提示，但以「年齡倒置」（age inversions）與「年齡智慧」（agewise）對「老化」（aging）提出新詮，在新近童書出版品中也愈益多見。值得注意的是，久森這篇文章以「老年」與「童年」的跨越交接為探觸焦點的論文，開啟並擴充了「跨界」研究的另一視野，將前述「跨界」視域從地理、國族與跨國身分認同的主體想像，移轉至個人生命／成長的另類關懷。
「成長」（coming-of-age）議題向來是兒童及青少年文學研究的焦點。無可否認，青少年小說的「成長」敘事總是關涉年齡（age）。「成長」往往指涉達成或到達某族群社會所認定的特定年齡，這類小說敘事通常是以線性（linear）概念為依歸，故事情節往往環繞兒童主角由青澀懵懂而至成熟轉化的既定成長路徑，成長的意涵也經常由大事件所定義，而非以循環式（circular）或平凡的日常敘事為重心。大衛‧洛德（David Rudd）〈「生命當中哪有護欄？」杰森•萊特曼《鴻孕當頭》和李察•林克雷《年少時代》裡的成長與回首〉則以近年兩部經典青少年電影為例，挑戰上述傳統思維。根據洛德的觀察，《鴻孕當頭》以少女懷孕這類青少年成長中相當常見的經驗作為探討核心，卻由此解構了青少年成長的標準敘事，不論是在電影的內容呈現方面，或是電影的拍攝手法，導演總是將劇中女主角的懷孕事件低調處理。
而林克雷的《年少時代》也運用同一手法，將片中少年主角馬森及其家人的生活，以漫長的十二年慢慢呈現出來，因此這部片的獨特之處就在於運用了歷時十餘年的漫長光陰拍攝同樣的演員的成長過程，由此觀眾可以親眼目睹片中角色的年齡變化，而無須藉由特殊事件以達到敘事效果。這篇論文強調，對於生命成長常見的規範，通常是以「成長」（轉大人）作為代稱，這往往抹煞了個人特殊的生命經驗。換句話說，一般的成長敘事總是將個體經驗縮限於外在的更大的文化敘述框架之中，而這樣的敘述框架，洛德強調，「明顯是以白人、男性、中產階級的經驗為範本」，呈現標準化的敘事模式，亦即「經常強調生命成長的主要階段和大事件」，而且「通常以滿布情感、戲劇化的場景收尾」。上述兩部影片則反其道而行，揚棄線性式的陽剛敘事，改採循環式的陰性化成長敘事模式，以此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成長」敘述的另向／多重可能。
奇幻和（反）烏托邦類型小說自二十世紀末直至二十一世紀初以來，可謂書市的暢銷品，不僅是兒童及青少年的主流閱讀，也形成跨齡閱讀的特殊現象。本書另兩篇涉及青少年論題的文章則是將此跨世紀青少年奇幻／科幻作品的流行現象，依循歐美歷史脈絡，檢視文本中青少年的「體現」（embodiment）與成人／社會經濟（恐慌與失能等）的相互疊映，或是探查兒童奇幻小說所承載的哲學／倫理意義，以兒童奇幻作品作為具體例證，探討當中哲學論述的轉折變化。
蘿貝塔•席琳格•崔爾茲（Roberta Seelinger Trites）〈當成人要孩子們擔負責任：兒童與青少年文學中的體現和經濟學〉一文指出，歷來兒童文學文本提供了許多範例，兒童經常得扛起責任，負責為成人拯救世界，成人自身不是無能力改變世界，要不就是受浪漫主義理想化童年的思想影響，認為兒童總是比成人來得有能力。瑞典兒童文學作家林格倫（Astrid Lindgren）於1945年出版的《長襪子皮皮》（Pippi Longstocking）即為典型例子，而英國學者作家路易斯（C. S. Lewis）的納尼亞系列小說（Narnia series）則是另外的著名例子，尤其發表於1950年的《獅子、女巫、魔衣櫥》（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以及其他奇幻經典作品，皆可見這般題材。
崔爾茲也指出，二十一世紀以來出版的青少年小說，紛紛強調青少年需肩負越來越多的社會責任。以新近大量出版的反烏托邦小說為例，內容不乏陳述成人積極掠奪青少年的身體，無論是為了經濟利益，還是為了延年益壽。青少年的身體成了成人取之不盡的經濟來源，如青少年小說作品《分解人》（Unwind, 2007）和《起點人》（Starters, 2012）皆有相關描述。而年長者掠奪年輕人的身體以延長自己的生命，則可追溯自史托克（Bram Stoker）的古典名著《吸血鬼》（Dracula, 1897）；至於當代出版的青少年小說，例如《暮光之城》（Twilight, 2005），則可視為這類古老神話的延伸。這些新近出版的青少年小說中，成人對於青少年的劫掠，無論是以掠奪者或是以吸血鬼作為隱喻，一再明顯傳達成人對青少年的曖昧心態，這也反映出成人對於未來可能遭到淘汰以及養老問題的恐懼心理。這篇論文別開生面以「經濟學」和「體現」（economics and embodiment）為議題，叩問青少年文學——例如，當代反烏托邦科幻作品——對「青少年」的描摹與消解，由此反詰並凸顯現今資源短缺、環境變異、人口結構老化等嚴肅而棘手的當代社會問題。
凱倫•柯茨（Karen Coats）〈奇幻與哲學：大哉問〉則是將「奇幻」和「哲學」兩相並置，指出奇幻文學通常可作為世俗的、物質性的譬喻，可以用來探問精神層次以及形而上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通常無法透過邏輯思考來回答。換言之，奇幻作品提供了具體的賦形，例如將「善」與「惡」的抽象概念具體化，如此一來人們對於自身感受到的經驗（抽象概念），便能透過外在事物的具體賦形（例如，故事）而得到解釋。柯茨舉當代兒童奇幻文學作品為例，探討四個基本哲學問題：什麼是宇宙的極限？什麼是人的意義？什麼是人的理性思維之外或其後？語言和現實的關係又是什麼？柯茨以認知論、精神分析與文化理論的假設作為起點，透過考察這些哲學論述觀點的轉折變化，細論兒童奇幻作品如何以特殊方式透顯、陳述相關哲學論點。柯茨認為奇幻文學對於年輕讀者的生命啟蒙至關重要，並且指出奇幻文學中不乏「後人類倫理」洞見。
「間／介」（in-between）一詞指涉與兒童文學相關的議題和「媒介」（medium），例如翻譯、插畫以及兒童文學的教學。可以說，「翻譯」、「插畫」和「教學」皆屬兒童文學的關鍵／延伸議題，既包含其中，但也擴充在外，是兒童文學得以繁衍、成形、實踐的重要管道與媒介。吉蓮•雷希（Gillian Lathey）〈「只要英文書」：抗拒效益下的童書翻譯〉是以英國為觀察重點，探討兒童文學的翻譯現象。該文指出，國際翻譯流通是個變化多端的現象，經常受到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多重因素影響。就其觀察，由於英語屬國際流通語言，經常居於主導地位，使得英語難以成為翻譯上的目標語言（target language）——這在兒童文學場域尤其明顯。換句話說，在英國童書市場上，翻譯童書占比極少，英國目前每年童書由外文翻譯為英文的數量只占百分之二。究其因，是受到《教育守護者》（The Guardian of Education）這份出版於1802至1806年間，對英國童書出版頗具影響力的期刊所左右。這份刊物的主其事者特里默夫人（Mrs. Sarah Trimmer）主張，只有英國出版的書籍才能確保兒童的道德教育能以宗教教義為基礎。這樣的觀點在當今英國童書出版上儘管仍屬大宗，但令人慶幸的是，透過出版社、編輯、翻譯者、評論者和教育人士的持續努力，想方設法媒介為數不多的英譯童書，抗拒兒童文學翻譯作品的現象在英國已逐漸改觀；此外，「翻譯策略」、「國家政策」以及「國際推廣活動」也與英國童書翻譯的（正向）發展，密切相關。
艾瑪•歐莎利文（Emer O’Sullivan）〈插畫與跨符號翻譯：無稽詩文的視覺呈現〉這篇論文則著重「圖像翻譯」的研究，以文學插畫以及插畫作為符際翻譯或跨符號翻譯（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的意義為探究焦點。歐莎利文援引語言學家賈布森（Roman Jakobson）的「符際翻譯」概念，亦即「藉由非語言符號系統的符號對語言符號的詮釋」，探討「插畫」作為非語言符號系統中的「符號」，如何重新詮解、擴充或轉換文學文本中的語言符號，以進行或形成巧妙的「符際翻譯」。歐莎利文以路易斯•卡若爾（Lewis Carroll）《愛麗絲夢遊奇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這部經典文學名著的各式插畫為例，探討一系列相關問題。例如，插畫家除再現文學作品的場景和角色外，如何運用自己的符號系統「翻譯」那些無法立即可見的內容——比如卡若爾作品中極具特色的語言無稽遊戲？又如圖像符號如何營造文字成分而成為圖畫？圖畫是否須經過調整以符合某種意識形態的表現？而不同的插畫版本所呈現的「互文關係」又該如何探討？由作者縝密排舉的諸多涉及跨語際及跨符際的文圖轉換例子可見，圖畫作為一種「跨符號翻譯」有變化多端、窮究不盡的特殊意涵。
凱瑟琳•巴特勒（Catherine Butler）〈兒童文學教學的分裂思維〉借用醫學上的裂腦症疾病來作為比喻，指出人類的左、右腦分別掌管不同的功能，裂腦症的病患透過左腦看到一張圖畫，雖可辨識看到了什麼，卻無法表達出來，這是因為左右兩邊的大腦雖各自正常運作，卻無法彼此溝通，藉此說明兒童文學的研究也有類似狀況：「現實生活裡兒童的實際閱讀經驗與文學評論者的理論批評論述，兩者完全分離」。換句話說，文學領域的學者通常依照文學傳統訓練來研究兒童文學，而教育體系的學者在探討童書時，往往只著眼於讀寫能力、兒童發展及兒童心理學等，很少觸及童書的文學層面。這兩類學者各行其是，鮮少往來——可以說，兒童文學的文學研究與教學研究基本上是分裂的，這也就是為何兒童文學研究如同裂腦症般。值得留意的是，巴特勒認為這樣的狀況只是整體文學研究領域更大的分裂現況當中的一環。然而，她也指出以當今英國學術環境（講求績效）的變化而言，文學批評與教學之間的「裂腦症」出現了新的治療機會，當可從中逐步琢磨出新的教學模式，用來閱讀和討論文學。作者樂觀提出，或說再次強調，在重塑文學批評以及教學模式的過程中，兒童文學或可擔任領頭羊的角色——正如她曾於2006年提及的，兒童文學在某些方面是個典範學科（paradigmatic discipline），至今仍然如此。她引述聖經所言：「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以此提示「兒童文學」的重要性。在文學批評的金字塔結構裡，兒童文學雖然長期屈居下位，但如今對文學教學的整體環境而言，兒童文學可謂提供了良好的改革契機，並可作為範例。此跨學科整合的提示，也可作為台灣兒童文學研究未來發展的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