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歷史教育與和平——教材教法的反思與突破》

義大利歷史學家Croce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歷史議題的爭論不在於尋求答案，而是投射人們對現時的反思。

文／邱亦縈

本書欲透過歷史教育的教材教法打破「區分異己」的歷史書寫習慣，過去學校課程及教科書總是想要廣大學子相信那些統治群體「想要人民相信」的事，因此歷史教育於傳遞歷史見解及其所承載的價值上，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這樣的集體認同也多用以支持各種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即便如此的「想像共同體」是虛構的，但仍有其必要性。正如安德森試圖定義民族為一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總是被想像成一個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情誼。最終，正是這種友愛關係在過去兩個世紀中，驅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甘願為民族，去屠殺或從容赴死」，並以「無名士兵之墓」為例，無論這個無名士兵之墓是未知的殘骸，仍會聲稱這個戰士是屬於他們的。然而這樣的歷史教科書在勾勒與形塑民族∕國族意象、描繪與呈現「他者」的面貌，不免衍生出「強化敵我、加深隔閡」。

本書提到在二戰之後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歐盟（European Union）、德國國際教科書研究所（The Georg Ecker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 GEI）等，嘗試以教科書或教材作為促進和解與和平的工具，紛紛展開跨國共構歷史教材的努力，強調歷史教育及教科書文本在促進相互理解與和解上扮演重要角色，希冀透過多元的觀點來重塑歷史，增進跨族群／跨國家對歷史詮釋的相互理解，以促成永續和平發展（甄曉蘭，2013）。

因此就歷史的「教育」意義來看，歷史知識的建構、教材的發展與教學的實施，需要提供多元敘事對話辯證的機會，以助於瞭解不同觀點對某一歷史事件的理解與詮釋，進而消弭誤解與偏見，並辯證釐清詮釋上落差與分歧。

全書立意明確，並可以提供「歷史教育」的一個方向，本書分別從「理念暨他國經驗分析」、教材爭議問題反思及教學方法突破實例層面，來探究透過歷史教材與教學實踐和平教育理念的可能性。

首先，在「理念暨他國經驗分析篇」，學者們由不同面向建構理論基礎 ，由課程目標分析歷史教育與和平的兩個概念的互動。或借鑑他國對於「和平教育」融入歷史的經驗，如東南歐民主及和解中心，從根尋起和解方能成真的過程；亦有透過「我群」與「我」的意象嘗試進行歷史記憶的鬆動。

抑或積極地提出解決教科書爭議的方式「淡化或迴避爭議」、「多元史料並陳」、及「跨國共構歷史教科書」等策略。或又提綱挈領地切入歷史教學面向，提示三種教學取向及其教育目標：「強調國族記憶建構的傳遞公民資質取向」，「重視培養歷史思維的社會科學取向」，及「關注歷史批判與自省的反省探究取向」，以上取向及目標對應108課綱，不但具有探究反思之內涵，更符核心素養之精神。

進而落實於教學場域，在「教材爭議問題反思篇」，以兩位研究員對高中歷史教師所進行的歷史教材爭議主題及教學態度調查研究，來觀察高中歷史教師面對爭議主題在教學上的態度，因為教師為課堂知識傳授者，議題不是必須爭論出最終答案，而是要呈現教育實務工作者對歷史教科書中爭議的見解與批判，如此的思維訓練，始能為歷史教育帶來鮮活的生命。也才能在歷史中學習接納及寬容。

最後加以「教學方法突破實例篇」中傳達運用不同教學策略於歷史教學之實際案例，多元的教學嘗試激發歷史思維，發展多元文化理解，落實和平教育理念。

本書揭示的不是單一立場，而是建構跨文化理解的多元角度，培養學生歷史辨證的思維習慣，不是僅能接受一種文化論述，一種核心價值。

義大利歷史學家Croce（1921）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說明了人們對於歷史的興趣是來自現時的關照，歷史不該是用以凝聚國族或建立國家認同的工具，而是一種文化包容與理解。愛國情感並不是透過追索一塊文字湮滅的墓碑而來，而是自然而然從生活中來的，筆者想起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一段文字：「讓死人去埋葬死人吧，我們既然有生命，我們就應當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幸福」。這幾句話在基督信仰會說「俗世的工作由不信的人作吧，屬靈的工作是由已信的人去作」，我刻意誤譯，願意共構「和平」的幸福理想，就讓「有靈魂者」來追求，至於煙硝味的歷史記憶隨著以往未擁有靈魂的野心家入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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