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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歷史

【書評】文本與方法之間──《文本‧方法:古典思維與跨文化哲學的交涉與實踐》

 上稿時間:2025/08/17   
撰稿人:白品鍵 
【書評】文本與方法之間──《文本‧方法:古典思維與跨文化哲學的交涉與實踐》

【書介】

本書的特色首先是擱置以往「中國思想」、「中國哲學」、「中西比較」、「中西對話」等既有的研究範式,回歸漢字自身的文本脈絡,探尋由漢字凝構而成的古典文本及其思維的形成過程,是否即已蘊涵某種「文本中的方法」。本書9位文哲專長的作者多次面對面的交流對話,帶動經典的詮釋、方法的考察與跨文化的研究,推展人文領域當中的跨域對話。中文與哲學領域的學者不僅得以走出自己原來熟悉的研究領域,在相互閱讀、理解與爭辯中,經典詮釋與跨文化哲學的不同研究路徑也更加突顯出來。我們發現,由漢字所構築的古典思維,「方法」早已潛運在「文本」形成的過程之中,並且隨著時代推移而發展成豐富多元的面貌。

文/白品鍵

  《文本‧方法:古典思維與跨文化哲學的交涉與實踐》一書出版於2025年1月,起源於國科會的專題研究計畫「思想研究方法」,第一年的成果已經集結於專書《漢字思維與跨文化哲學:方法的反省》(#連結),此為第二年執行成果的延續性論文集。與前書一樣,計畫成員來自於不同研究領域的九位學者,形成專書論文集必然面對學科整合與領域之間交織的挑戰。但由於有了前書的基礎,九位學者在已出版的論文以及工作坊中,有了細密的交流,因此本書論文明顯的展現出不同學門之間的跨領域互動,並共同凝聚研究成果。

  全書分為兩編,大體上是「從文本到方法」以及「從方法到文本」兩個向度的交涉與實踐。從古典文本及其思維出發,而收束於跨文化哲學的方法的批判反省。

  第一編:「文本與方法的相遇:古典文本及其思維」

  第一編共五篇論文,林永勝〈視像性與中國古代的形而上學〉從漢字的「視像性」特點出發,論述中國古代形上觀念同樣具有鮮明的視像性,乃至於進一步改造了佛教等外來文化。

  范麗梅〈言名作為方法:上博〈亙先〉「言名」思想論析〉從上博簡〈亙先〉篇談起,挖掘中國古代「以言名作為方法」的思維方式,發現「言名」本身即具有「實相」,在中國本身即是建構秩序的方法。

  陳弘學〈從「即成即虧」到「即遮即表」:關於《論語》、《孟子》「遮蔽、破壞、無言」三種遮詮法的使用〉企圖打破「文本-詮釋」的路徑,由於中國古代對語言文字的不信任,因此常有透過「遮蔽」、「否定」、「即遮即表」的論述方式。而這種常見於道家與佛教的論述方式同樣也表現在先秦儒家之中。

  曾守仁〈鏡映與詩境:再探抒情傳統論的主體問題〉深入探討了抒情傳統中的主體性演變,尤其是從謝靈運、謝脁到王維之間,古典詩學中的抒情傳統如何從「寓目美學」逐漸來到莊子與禪宗的「鏡映」,使詩人能夠擁有超越悲喜的心境,由情向外發散,從而內向的靜止,達到既外映又內攝的境界。

  林俊臣〈抒情傳統視域下的書法〉探討書法除了作為書寫技藝,更是結合文字、身體動作與抒情意志的一種方式。強調書法在動態的書寫過程中能透過「筆歌墨舞」而傳達情意與美感,因此有超越文字語意之處,從而在筆墨造型中呈現情感流動。

  第二編:「從方法回到文本:比較哲學與跨文化方法」

  第二編包含了四篇論文。宋灝〈文本詮釋、現象學及批判省思〉論述了當代華語哲學研究者「內在域外」的狀態,認為華語學者雖以本土語言書寫,卻參照與服務於一個並不由自身設定的學術主體架構。因此提出了現象學的觀察與省思為軸心,「三元互補」的跨文化哲學方法來推動新型態的哲學實踐。

  王華〈對跨文化哲學中「橋樑概念方法」的一些反思:以蔣韜「人道抑或正義」先秦思想詮釋架構為例〉反思了跨文化哲學研究中「橋樑概念方法」的應用及其局限性,並主張應該用類似陳弘學「人情」這樣的單一概念來進行跨文化哲學研究。

  鄧敦民〈橋樑概念與比較哲學〉同樣反思「橋樑概念」,並提出透過「主題」(theme)來進行對話與比較,使雙方能確保所談論的是「同一件事」。

  劉滄龍〈以莊子為方法:作為「旁觀者」的世界公民〉闡述了莊子思想本身具有跨文化方法論的潛力,透過「聽之以氣」的方法論,使「旁觀者」的臺灣具有作為「世界公民」的意義。

  文本與方法的交涉與實踐:對話與反思

  這個來自於國科會的「思想研究方法」專題研究計畫最終出版了兩本書,雖然各自有各自的主題,但《文本‧方法:古典思維與跨文化哲學的交涉與實踐》與其說是一本專書,不如說根本上是前書《漢字思維與跨文化哲學:方法的反省》的續作。換言之,兩本書加起來的十八篇論文,本身具有明確的內在聯繫,並展現出九位學者在其專精的學術領域之外,示範了跨文化哲學研究的方法實踐。

  如在林永勝的〈視像性與中國古代的形而上學〉中,延續討論了宋灝在前書〈中文字的視像性與書法上的「勢」〉所強調的「文字的動態視像性」,並轉向論述「圖像化思維」本身的形上學意涵。二者都從文字的視像性出發,宋灝挖掘了文字承載意義的多元方式,而林永勝則進一步深入探討其中可得到的古典形上思維。

  范麗梅的〈言名作為方法:上博〈亙先〉「言名」思想論析〉亦隱約延續了林永勝在前書的〈作為思想方法的字義解釋〉一文。林永勝認為字義解釋的變化具有思想史的意義,而范麗梅則進一步指出,在古典思維中「言名」本身就具有實相,不僅能隨歷史而開發啟示意義,更具有本體論地位與形成秩序的能力。若前書表現了文本的詮釋具有多元性,那麼本書則更進一步展現了詮釋活動所蘊含的實踐能量與方法創造。

  如果說前書重視的是透過方法的反省,使文本的詮釋具有更寬闊的空間,那麼這本續作則更強調「文本」與「方法」的各種交涉方式。亦即在古典思維中,思維的呈現未必透過文本,有時透過方法實踐,或寄託在文本之外。陳弘學對「即遮即表」的論述,以及劉滄龍對臺灣莊子學的討論,皆具有這部分的意義。

  兩本書的第二編都討論跨文化哲學的方法,其中這本續作對於「橋樑概念方法」有了非常深刻且有建設意義的反思。王華極具批判性的點出了蔣韜「人道抑或正義」中論述的侷限性與缺失,並和前書陳弘學所論「人情」作為正義普遍原則的討論相互參照。鄧敦民在批判之餘,主張「橋樑概念」或「模糊範疇」的「薄」與「模糊」可透過「共同主題」來修正。而宋灝則更進一步,認為透過文本詮釋、系統性思維與現象學,避免「倚靠概念」所造成的當代華語哲學界或其他跨文化哲學常見的溝通問題。

  然而跨文化哲學的核心困難,在於缺乏一個真正客觀中立的比較基礎。宋灝並未對「橋樑方法」抱持過度樂觀的立場。他清楚意識到任何方法的引介本身都可能伴隨語境的霸權性與視角的預設。他所提出的現象學雖旨在彌補中文系與哲學系之間的理解落差,卻也無可避免地使「現象學」成為另一種「橋樑」,一種依然立基於歐陸哲學傳統的知識中介。這使得宋灝與書中其他論文,諸如王華與鄧敦民對「橋樑概念」的反思,或劉滄龍藉以莊子之「旁觀者」所提出的實踐路徑,彼此之間形成了一種「互相質疑又互相補足」的立體張力。從這個角度看,《文本‧方法》與《漢字思維與跨文化哲學》這兩本書的最大價值,不在於提出一種可供仿效的理想範式,而在於展現了這群華語學者正在共同摸索、實驗、辯證的知識實踐歷程。

  不論是古典與現代,或是東方與西方,跨文化哲學的方法沒有最佳解答,或者說,所謂的最佳解答,就在於不斷逼問的過程中,所獲得的各種反思與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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