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介】
自殖民時期以來,臺灣如何不斷激發日本作家的想像力?同時,臺灣作家又如何不斷描繪並理解日本?本書探討楊逵與日本無產階級作家中西伊之助之間的關係;從「流亡文學」的觀點分析邱永漢與黃靈芝的創作;並論及現代日本作家中上健次、津島佑子、丸谷才一筆下的臺灣表象,以及邱妙津、紀大偉作品中所展現的與日本文化的互文性。透過這些多聲交響(polyphonic)的豐饒文本,試圖深入解讀臺灣與日本之間多面向的關係。
文/陳愷寧
本書以十二篇易讀的論文,橫跨楊逵、真杉靜枝、邱永漢、紀大偉、邱妙津等人,像一場有好幾個樂章、樂音遼闊的音樂會。作者垂水千惠在序言中把臺日文學比喻為兩棵根系深纏的樹,相互映照,增殖出無數鏡像。根系交纏,除了互相扶持,有時也是在壓力下被迫被對方扭轉方向;相互映照的鏡子未必是平面鏡,也可能是扭曲的哈哈鏡,帶著各自的慾望與變形。
讀這本書,我們不只看見樹根交織,也看見交纏過程中的傷痕與不對等。承認土壤底下曾有過的拉扯,「多聲交響」才不會輕易被新的國家主義收編,每個聲部也才能保有自己的原音。
小時候,有陣子我常回老家住,當長輩們聚在客廳,他們會切換成一種我完全聽不懂的語言,不是華語、不是台語。他們語調高高低低,尾音蜿蜒伏流,像一首有趣的曲子。那是大人們的祕密頻道,小孩子插不上嘴,只能在一邊用華語嬉戲玩鬧,家裡一下子變成兩個世界。
夜裡,阿嬤坐在床邊用很低、很慢的聲音哼著:「扣孔、扣孔……」(睏講)。她不會說華語,我也不知道那是哪兩個字,只知道那是阿嬤在用她的語言溫柔地哄我睡覺。於是我閉上眼睛,順著那個拐著彎的尾音,送我進夢中的幽徑。
臺灣這座島嶼,從來不只用一種語言說話。從過去的漢文、日文、臺灣話,到歌仔冊的唸唱、客家民謠、原住民的山歌古調,都在島上茂密生長。今日《國家語言發展法》把各固有族群的自然語言與臺灣手語都定為國家語言,阿嬤哄我的福州方言,也以「馬祖語」之名成為其中之一。
這些豐富的聲音在同一片土地上交錯回響,彼此應和、彼此爭鋒,他們不受國界與時代束縛,漂洋過海,在海岸的另一端來回穿越、生根,經歷翻譯與重述,又帶著回音歸來。
從喧嘩到交響
1987年解嚴後,巴赫汀的「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時常被用以形容臺灣文學的聲音,族群、性別、語言從長久的沉默中起身,爭奪詮釋的位置;喧嘩裡有解放的狂喜,也有彼此碰撞的不安。在此之外,巴赫汀也提出過「複調」(polyphony),指各個聲部同時進行,不被單一主旋律收編,若以這個概念理解書名的「多聲交響」,垂水千惠的臺日文學想像,正是在喧嘩中聽見了交響,細聽各種聲音間的差異變化,以回應日本社會對臺灣文學的固有想像,讓臺灣文學不再只被當作單一的語音。
這份聆聽其來有自,若把本書放回文學史的脈絡,它延續的是日本學者反身凝視自身的道路。藤井省三讀佐藤春夫時指出,日本人閱讀殖民地臺灣時帶著一種「日本版東方主義」,而這種思考模式至今仍限制著日本人。垂水千惠接下這份自省,在序言中開宗明義,反駁日本社會「以日語寫作即被同化」的預設。
我將本書略分為四個不同主題的樂章,分別引介:
第一樂章: 臺灣作家漂洋的日語寫作
大多人讀到楊逵,是從國中課文〈壓不扁的玫瑰〉開始。水泥塊下的玫瑰,體現了臺灣人在高壓下不屈的生命力,然而他的處境比課本複雜得多。楊逵的聲音飄洋過海,他以日文寫成的〈送報伕〉在東京得獎,又經翻譯傳來回音。他想寫給勞動者和農民看,但1935年的臺灣,讀得懂日文的人太少,得等殖民政府把「國語」推到全島、同化政策「成功」後,才能等來他的讀者,多麼弔詭的處境。
然而,我們認識的那朵玫瑰,其實是他戰後在獄中寫成,關押他的並非他一生抵抗的日本政府,而是戰後來臺的國民政府,這篇作品後來諷刺地被編進課本作為抵抗日本的典範,楊逵的戰鬥在殖民統治後仍遠遠沒有結束。
陳培豐老師曾指出,臺灣在殖民宗主日本與文化祖國之間擺盪,看似「無縫接軌」地進入現代,承接的卻是分歧的多軌,楊逵恰好讓我們看見喧嘩背後的界限,也從這些挫折中看到往返越界的掙扎和交響。
戰後仍以日語寫作的臺灣作家,同樣在尋找自己的讀者。邱永漢在二二八之後流亡香港、日本,他在《香港》裡寫一個出生在殖民地的人,總被迫走上與自己意志無關的道路;陳舜臣以故鄉為舞臺寫下《憤怒的菩薩》,卻將它視為失敗之作而深埋起來,而臺灣意識仍在他的書寫深處生根;直到解嚴後,東山彰良才能在《流》裡坦然地書寫臺灣。
第二樂章:日本作家眼中的殖民地
接著,垂水千惠轉向戰前的日本作家如何觀看、書寫臺灣。
中西伊之助在中日戰爭前夕訪臺,試圖與楊逵建立聯繫;霧社事件之後,大鹿卓《野蠻人》中被審查刪去的斬首情節,到了谷崎潤一郎筆下,竟轉化為華麗的美學。日影丈吉以新竹為舞臺的推理小說,把「詭計」建立在日本讀者看不見的臺灣文化上;以真杉靜枝為原型的作品,則透過詆毀她的身體,折射出臺灣被觀看的模樣。
我們彷彿站在一面單向玻璃前,一側的臺灣被想像、被賦予意義,卻無法回話;另一側有人真誠地想伸出手,想和殖民地的作家對話;也有人把島上的暴力與陌生,轉化成供人欣賞的異國情調(Exoticism)。
第三樂章:相互映照的鏡子
戰後的日本如何認知(或不認知)臺灣?書中從丸谷才一,談到《路》與《海角七號》,再到津島佑子與中上健次。
《海角七號》上映那年,許多人走進戲院,為了那七封寫在遣返船上的情書紅了眼眶。而垂水千惠的觀察細緻,她看見信裡請求原諒的是日本,給予原諒的是臺灣;而日本文學《路》裡那座溫柔包容的島嶼,正是日本人的「臺灣夢」。兩座島像一面鏡子,各自夢見自己想要的對方。垂水千惠坦言自己讀《路》時也熱淚盈眶,卻始終覺得不太協調。雖然感受是浪漫美好,但感動之中,也看見彼此的欲求。垂水千惠把臺日兩場美夢並置,恰恰體現了其複調交響的視角。
第四樂章:跨海而來的互文性
最後一組談臺灣文學如何吸收、轉化日本的文學與影像。紀大偉的〈儀式〉承接大島渚的電影,把父子間的憎惡改寫為酷兒語境下的父子亂倫;邱妙津的《鱷魚手記》則與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相互指涉。
這裡似乎出現了一種方向的逆轉,第一樂章裡,楊逵那一代人是不得不用日語寫作;到了九〇年代,日本的文學與影像已經成為可以自由取用、改寫、甚至可以是反叛的素材。
下一首樂曲
我的孩子明年就要上小學了,曾經的我非常憤慨,一直都覺得從學校課本裡,對本土作家、本土文化總是了解得太少、太多誤解,害怕無法把這片土地上的種種聲音說給下一代聽。如今,本土語文課,台語、客語、原住民族語等越來越多選擇。學者們的著述研究,也讓越來越多文本浮出地表,證明這座島上的人們從不曾停止發聲。
近百年前的作家們「別無選擇」,必須借用他者的語言書寫,必須得等待讀者逐漸形成 。而我們已經可以主動選擇語言,自由地書寫自身,不必再焦慮地證明自己。
小時候插不上話的秘密頻道,如今我想交給孩子,有一天當他寫下「睏講」時,能驕傲的告訴同學馬祖話的意思。臺灣文學看似無縫相連,實則多軌;有眾聲的喧嘩,也有多聲部的交響,那些曾飄洋過海的聲音,在相互纏繞、映照之間,持續被傳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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