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歷史意義，在其奠定傳統中國爾後近千年以士人為主流群體的社會風貌。宋朝採行文治，透過相對公開的科舉制度，以鄉試、省試與殿試三級考試，拔擢士人進入官僚體系。通過殿試這道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最後關卡，士人便可獲得任命為基層親民、幕職或學職官員，搖身為國家統治階層，享有賦役優惠，吸引無數庶民投入舉業，祈求一朝翻轉個人與家族命運。受惠於宋代社會經濟繁榮、教育普及與印刷技術發展，庶民階層獲取知識的管道更為便捷。讀書識字、從師業儒者急速膨脹，進士數量持續增加，士人群體逐漸擴大，明顯取代門第貴冑；學術也由家學轉成師承，強化師承淵源，形成門派。在宋代文治政策下，以舉業仕進為目標的一般士人，和為數眾多以蔭補入仕的高官子弟，形成新興士人階層。這些以知識謀生的士人，共同促成了宋代以降的政治與社會變革，並引導了學術文化趨向，成為傳統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的主流群體。
然而，宋代的文治政策也構成了士人之間不同的群體劃分。當業舉人數增加，考試競爭漸形激烈，絕大多數舉子被摒於官場之外，必須靠知識在各行各業謀職，以獲取生活之資。少數有幸者考中進士，釋褐為官，卻不意味從此平步青雲。宋代職官體系主要將官員區分為選人與京官二類，士人取得進士出身後，多半先獲選人身分，只能擔任低階官職；選人必須通過種種考驗，才有機會改換任官資格，躋身京官之列。宋朝設計循資序、考課與薦舉等制度，通過細密繁複的程序與標準，拔擢符合資格、具備潛力的選人升任京官。選人晉升京官，除了才能，更仰賴奠基於仕宦人際網絡的薦舉制度。按規定，晉升京官須有五封長官舉薦信，而舉薦者又有官階與推薦額度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推薦者必須承擔受薦者宦歷表現的連坐責任，能否信任受薦者是影響舉薦意願的重要因素。薦舉制度攸關士人宦途發展，無法取得有力舉薦就只能在龐大的官僚系統中緩慢循資攀爬，使得士人官僚在仕宦的過程中，須著力於經營並累積人脈。選人改官升遷所面臨的挑戰絲毫不遜於科舉考試，而取得舉薦與否更在科舉出身之外，進一步凸顯出士人之間的群體差異。
從讀書業舉到中舉任官前的養成過程中，士人受到個人才學能力、家族資源與社會關係等多方影響。釋褐為官後，在分層負責、循序升階的官職設計下，龐大的官僚群體出現金字塔式的官序差異，低階員多，高官位少，職官制度搭配舉薦制度，使官職升遷競爭更為激烈。眾多進士中，只有少數能獲得京官乃至朝官職位；能爬升到金字塔頂端成為決策者，則為數更少。絕大多數的進士終其一生沉浮於選人階層，只能出任低階州縣層級官職。因此，宋代文治政策首先在士人群體中，區隔出中舉者與落第者之別；而通過科舉取得官職之後，士人官員又逐漸形成三大級別：州縣基層親民幕職的選人、中高階的京官與朝官，以及極少數居金字塔頂端的宰執高官。
士人群體是學界長期以來研究中國近世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課題。不過，學界對宋代士人的關注多集中高官與大儒，主要議題有三：一是重視高層士人官僚與著名學者的角色、君臣關係，以及其對歷史發展的影響；二是強調不同士人官僚之間的集體性與彼此競合，以呈現朋黨、學派等群體的對立性與差異性；三是說明科舉考試對士人乃至政治文化發展的重要性，透過成功個案，論述其在行政與學術的傑出表現。這三項研究成果彰顯了少數菁英士人在宋代乃至近世中國政治文化發展的影響力，也形成探討中國政治與學術思想史的焦點。然而，學界對中低階層士人官僚和無出身士人，則所知甚少。此現象來自既有政治史研究格局和史料囿限的雙重影響，以致宋代史研究議題長期以來始終聚焦於士人菁英，討論內容環繞主要事件、領袖生平，以及各種制度發展，難有突破。以道學研究而論，美國學者田浩（Hoyt C. Tillman）教授關注宋代重要道學家，研究成就斐然。當他回顧學界既有成果時，尤呼籲研究道學應將探討觸角持續擴及參與道學的一般士人，而非限於幾位領袖人物；同時，學界對道學以外的南宋儒學者所知更少，也必須加以關注。這項呼籲正說明目前學界對宋代士人的研究尚有極大發展空間；除了聲譽卓著傑出的學者、政治家與高級官僚之外，為數眾多的中低階層官僚，乃至活動於基層社會各層面士人的生命世界，都值得進一步開拓。
本書目標之一，便在回應學界關注中低階層士人生命世界的呼籲。對宋代士人及其家族而言，科舉與薦舉兩項制度的重要性等量齊觀―科舉提供了士人個人的身分轉換，乃至其家族連帶轉為統治階層的起家機會；薦舉則直接左右了士人日後的仕途發展，政務能力與人際網絡的經營攸關仕途榮衰。政治大環境變動是影響士人生涯的外在條件，相較於高官大儒，中低階層士人缺乏改變大環境的能力，則其如何應對外在環境變化，更值得審慎觀察思考。這些複雜且多樣的問題，是了解宋代士人階層乃至政治文化不能迴避的課題。學界雖已認識到相關議題的重要性，但由於史料零散，彙整梳理不易，一時難有明顯而突出的成果。
鑒此，本書選擇以孝宗、寧宗朝官員孫應時的宦歷與人生境遇，探索在南宋政治變動最激越的時代裡中低階層士人的生命世界。關注議題既聚焦於孫應時及其學友致力兼顧學、宦的努力與生命歷程的轉折；也著意人際網絡在宋代中低階層士人的仕途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政治權勢與人際情誼如何在政局變動中交互影響。一如孫應時及其道學學友，中低階層士人官員多力圖兼顧仕途與學術，卻少有成功者，這些士人如何在為學與從政之間權衡取捨？本書希望藉討論孫應時等道學追隨者，探索南宋中低層士人官員生命故事，拋磚引玉，既為日後討論鋪設基礎，也能引發同道對此類議題的興趣，吸引更多有志者投入相關研究。
需要說明的是「道學」一詞的涵義。長期以來，國內外宋代研究者，特別是思想、哲學界，對如何表述以程朱等人為代表的儒學者，看法相當分歧：宋學、理學、道學、新儒學（Neo Confucianism）等不一而足，彼此論辯甚烈。筆者雖也略能區別宋代主要人物在哲學面的根本分歧，但本書主要關懷是孫應時及其學友在學術與政治糾葛中的角色與關係，因此不擬對這個群體的學術思想性格提出嚴格界定。為使討論單純化，本書主要採用田浩教授以李心傳的《道命錄》的論述作為考察的觀點，以「道學」一詞概括指涉這時期的師徒關係、學派競合等課題。這批士人強調道德修養、師友淵源，因彼此間的認同與凝聚力量，形成具有共同理念的關係網絡，而且不同流派之間交流互動相對開放，並未專尊一師，故而本書稱之為「道學群體」或「道學追隨者」，而非組織性鮮明的「道學集團」；「道學官僚」則用以指稱任官的道學者。此外，書中所稱的「中低階層官員」則泛指
擔任事務性或任職地方的官員，而非參與決策的宰執、侍從等顯官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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