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介紹
1910年，臺灣總督府實行「五年理蕃計畫」（1910-1914），試圖將帝國的勢力擴張到原住民族領域，首當其衝對臺灣北部深山Gogan泰雅族群掀起戰爭序幕。
在當時被譽為「臺灣第一寫真師」的日人攝影師遠藤寬哉，來臺後開設了遠藤寫真館，並在之後受總督府所託，擔任對原住民族戰役的戰地攝影師。從此，他奔走於北臺灣高山地區戰鬥前線，從高山叢林到斷崖峭壁，記錄下戰爭時刻與當中的大小人物。
宜蘭、桃園、新竹，日方的警察、軍隊、築路工兵、人夫所處險艱環境，以及交戰對象原住民族人的生活樣態、山林環境，遠藤寬哉的攝影鏡頭瞄準了激烈血戰下的一景一刻。
於百多年後的臺灣而言，此本寫真集無疑是珍貴的史料，讓當代讀者能透過張張照片建構出時代景象，浸潤在歷史片刻中。
目次
目次
● 館長序.............................................................................................I
● 導讀..................................................................................................III
● 地圖、題字.....................................................................................2
● 原書序、肖像.................................................................................6
● 宜蘭方面.......................................................................................11
● 桃園方面.......................................................................................77
● 新竹方面.......................................................................................89
編／著／譯者簡介
遠藤寬哉：被譽為「臺灣第一寫真師」，來臺後開設了遠藤寫真館，並受總督府所託，擔任對原住民族戰役的戰地攝影師。1911及1912相繼出版《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與《臺灣蕃地寫真帖》兩本關於日本軍警與原住民族交戰互動之寫真集。
譯者：陳怡如
日本神戶大學國際文化學博士，現任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兼任助理教授，專攻日治台灣史。翻譯作品《臺灣蕃地寫真帖》、《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等書。
監譯・導讀：黃智慧
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專攻日本、沖繩、台灣原住民研究。曾編譯台灣總督府《番族慣習調查事業報告書》等，榮獲教育部漢譯優等、甲等獎。
序言／導讀
館長序
原住民族的歷史研究，文獻與圖像一直是形塑原住民族發展脈絡的基本素材。早期原住民族沒有文字紀錄，圖片影像少見，直到日治時期，開始記錄留下較多與原住民族有關的文獻資料，以及各種人類學踏查、討伐戰爭紀念、介紹異地風俗、宣揚治理功績等目的的大量寫真帖。
1895年臺灣割讓日本，原住民族首次遇上現代國家，經歷物質科技對傳統價值的衝突，權力消長，逐漸失去主體性。原住民族作為殖民者理蕃行政的對象，屢屢遭遇總督府出動官吏軍警，深入原住民族領域探險、調查、築路、隘勇線推進、征伐，衝擊介入原住民各族群部落的發展。
他者的文字紀錄，他者的圖像視角，儘管深刻影響後來幾個世代的詮釋觀點，然而，原住民族仍然可以透過閱讀這些史料圖像，重新解讀剖析，建立自己的史觀，凸顯原住民族的主體性。本館一向致力於臺灣歷史文獻的保存與推廣工作，特翻譯出版《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及《臺灣蕃地寫真帖》。內容包含戰役前線人物、戰地工事、高山地勢、溪谷河流，以及原住民族居住部落、山林環境、生活樣態等計有300多幅寫真，重現原住民族豐富的時空圖像，並且對原語復原、部落山川名稱及所在地點比對與考證。期能回應與響應各界關心原住民族重建屬於自身文化與歷史的志業，為原住民族重構主體性史觀，累積厚實的線索。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長 張鴻銘 謹識
2021年11月
導讀《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
1910年Gogan泰雅族群對日戰役
黃智慧
原書為出版在一個世紀前，以日本帝國和Gogan泰雅族群交戰為主題的寫真帖。不過，只從書名上，看不出來是對什麼族群的戰爭，內容是一幅又一幅背景為高山峻嶺、密林起伏與河川壯闊的戰地前線情景。不知名的人物、陌生的地名，再加上文字極簡，只有一篇短得不能再短約150個字的序言。這樣的攝影集，出版於日治時代前期1910年（明治44年）5月底，印刷與發行也都在人口還很少、區域甚小的臺北城內，竟然同年10月初就發行了第3版；可見，應該是備受關注的一本寫真帖。
攝影師遠藤寬哉（Endo Kanya, 1856-1925）在40歲時，從日本仙臺來到臺灣，開設了遠藤寫真館（1896年），本書《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是他人生55歲才出版的第一本寫真集作品，隔年隨即出版《臺灣蕃地寫真帖》。一生雖只出版過二本寫真帖，當時名人記載事典，卻稱他是：「臺灣第一的寫真師，頗受信賴」 。
會被這樣定位，自然有其道理，遠藤寬哉在臺灣業界遠比在日本活躍，在《臺灣日日新報》上非常多次被提及，惜中文學界尚無專文研究，可說是長久以來被忽略的一位臺灣攝影史上先驅人物。本書旨在正確翻譯他的第一部作品，並將百年前的語言、地名、人名等做今日考證與註解。要穿越百年時空，障礙重重，本文力求為讀者描繪原書輪廓並探索其縱深，重新鋪出理解的各方路徑。
攝影師一家3兄弟遠藤寬哉出生於江戶幕府末期，那是一個動亂的時代。父祖原本是日本東北大勢力「仙臺藩」（伊達家）屬的醫生世家。他少年時正逢明治維新，幕府解體，世局驟變，或許看出了時代趨勢走向，在他這一代兄弟裡，有3位改行，選擇專攻一般人生活需要的新興科技攝影業。他的哥哥遠藤陸郎是日本宮城縣史上最早的一位攝影家先驅型人物，在仙臺開設「遠藤寫真館」（1878年），運用了新型的乾版技術。寬哉與弟弟誠2人跟著一起工作，還協助幼弟誠遠赴美國留學3年，學習最新技術；歸國之後，他們率先把仙臺的寫真店鋪外貌改成了美式風格。陸郎富有冒險犯難精神，在福島磐梯火山大爆發（1888年，死亡460多人）後抵達當地拍攝災難現場，也曾跟北海道千島列島探險隊，拍攝前人未到之境。甲午戰爭（日本稱為「日清戰爭」）爆發（1894年），3兄弟成為軍事攝影師，隨著仙臺第二師團，一起去到了山東與遼東半島。
當時遠藤陸郎拍攝集成《戰勝國一大紀念帖》（為山東與滿州作戰景象），戰爭結束後，下關條約簽訂，日本獲得第一個海外領土臺灣。1895年日本近衛師團急切揮軍入臺，卻非一路平順，遭遇各地居民抵抗。此時他們3兄弟又隨著一起來到臺灣，由幼弟遠藤誠拍攝，輯成《征臺軍凱旋紀念帖》（1896年）。這本寫真帖記錄了軍隊來到臺灣的樣貌，也看到臺灣人從北到南抵抗場景，以及他第一次見到人民生活場面。這是日本領有臺灣之後，首度以臺灣為主題出版的戰地寫真帖。雖然這2本寫真帖乃各出版於日本仙臺與東京，非在臺灣所易見，卻奠定了遠藤家族戰地攝影師的名聲。
1896年8月，寬哉決定一人先到臺南開創「遠藤寫真館」（打銀街）。3年後，日本仙臺本店結束營業，哥哥與弟弟2人舉家搬來臺南定居開業。此時寬哉把臺南店留給兄弟，自己來到臺北城內，再開設一家「遠藤寫真館」（府前街）。
不料，幼弟遠藤誠來到臺南後，隔年就英年早逝。之後，陸郎在臺南，寬哉則在臺北，持續經營民間寫真館生意。在此行業從事人口甚為稀少的20世紀初始，常為商工官民各業所辦活動做影像紀錄，也為來到異地生活的人們，拍攝紀念照，寄回遠方家人。遠藤寫真館在臺北還率先引進了夜間攝影技術，也常為報社提供活動報導的照片。
內容梗概
寬哉本人一直都還沒有獨自出過寫真帖，或許是曾有出入戰場的戰地攝影經驗，技術也受到肯定；總督府啟動「五年理蕃計畫」（1910-1914）時，這場1910年（明治43年）重要的序幕戰──對臺灣北部深山Gogan泰雅族群之役，總督府請他擔任戰爭紀錄的攝影師。
寬哉時年已54歲，明治時代日本男性平均壽命不超過50歲，這一役要離開臺北城內，往返奔走於廣大北臺灣高山地區（包含新北、新竹、宜蘭、桃園）的戰地前線，可以想像是很大的體力挑戰工作。
他從平地深入了高山叢林與斷崖峭壁，見證了這場幅員廣大、且戰況激烈的戰場。在人生所出版的第一本寫真帖裡，寬哉沉默不發一語。他內心的語言似要透過鏡頭，表達在每一幅拍攝的寫真中。
這冊寫真帖裡，呈現了宜蘭戰線124幅、桃園戰線20幅、新竹戰線23幅，加上最後收拾戰局10幅，總共177幅的寫真。讀者可以看到他克盡職守，記錄了最前線對戰雙方的日本這一方，包含警察（警部、巡查、隘勇）、軍隊（士兵、將官）及後勤工班（隘勇、築路工兵、補給）等人所處的險惡環境，以及臺灣北部的高山地形、地勢、河流與日方在行進、駐屯、開鑿道路的樣貌；還有交戰對象泰雅原住民族人的居住部落、山林環境、生活樣態。
除此之外，他的戰地寫真也包括以下場景，諸如：最激烈交戰的前線掩堡、砲台、鐵網、橋樑、電信、補給等戰爭設施，乃至於雙方和談模樣及偶爾喘息的休假日場面等。可以想像，他應該也看到了敵我雙方交戰的血腥慘狀，但是寬哉卻加以克制與避免，力求表達戰場多層次的面向。似乎他想讓平地的一般讀者理解，島內的山地仍在激戰中，與平地的日常生活是另一個世界。在戰場前線的平行時空，那是什麼樣的狀態？
遠藤既然受到總督府聘請而來，對官方人物得特別著力。寫真帖次序安排是，從討伐隊乘坐運送船「海扇丸」（基隆出發）到蘇澳上岸開始，對Gogan戰的大本營就構築在圓山。可見他從第一時間就搭船隨行，當時報紙也報導，他數度返回臺北，旋又回到戰場，一直到最後，隨著討伐隊伍回到臺北。
戰爭的結局是臺北城內有奉還軍旗等盛大凱旋式，這是總督府向世人宣告勝仗的表現，但與此對照的，寬哉不忘拍下戰死者慰靈式、追悼式，與在醫院大量傷病者的狀態，沒有太多欣喜氣氛。
在人物表現上，由於天皇侍從官在途中戰情穩定之後，來到大本營慰勞也鼓舞士氣，所以遠藤沒有完全依循時間順序，而是從位階表示敬意而排列順序。本書分成三部分區隔，地區上從宜蘭、桃園到新竹戰線，大致上沿著新開設道路推進來呈現，各分隊的軍警兵卒與基層開山鑿路的隘勇與築路工人都有顧及。
那個年代，日本對這些區域尚未有足夠認知，然因戰事進行之需求，地名就近以隊員人名來命名。在書中的寫真裡，對於戰時高地佔領、砲台設置地點與開路路線及戰略要地，為了讓讀者理解，還特別給予A、B、C等標示註明。尤其在深入了綿延不絕的山形地勢，遠藤試圖用大廣角，以跨頁方式，意在呈現出泰雅人及部落所處千山萬壑之生存空間。
戰爭史的意義
筆者曾計算早從1896年之後到1920年，依照總督府的統計，日本與臺灣原住民各族群之間，戰備道路推進及大小衝突或戰役，至少也有155場（1920之後仍有持續小衝突）以上，這一段歷史時間還早於歐陸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無論在日本史或東亞戰史上，皆是前所未見的臺灣原住民與日本的遭遇戰，日方留存的一級史料甚為豐碩，尚待世人加以研究。
臺灣原住民各自成群，以部落社會的型態世居臺灣，且依島嶼之高山平原海岸地形，發展出截然不同的社會形態。19世紀末，日本要統治臺灣首先就要面對這生存區域佔島嶼最大土地面積的600多個部落。他們跟大清帝國互相對峙了200多年，大清也只能軟硬兼施，用圍堵、討伐加同化策略，在少數定點與人物略通交易，最好情況是互不侵犯，但實際往往沒有
那麼理想。
日本來到臺灣又能如何？一開始也只好學大清帝國的作法，用隘勇線來圍堵、用教育來溝通與用物質交易來掌控。只是日本有更好的國力，更優秀的科學探險人員與工具，他們認識原住民的世界，速度加快許多，不僅如此，日本還有更堅定的意志。甲午戰爭之後，拿下臺灣島本是意料之外，躋身在已風行全世界數百年的殖民擴張主義國家隊伍中，日本不過是後進國。在下關的談判桌上，李鴻章曾忠告伊藤博文，臺灣島上除了民性強悍的潮惠漳泉移墾民之外，還有雄踞十分之六島嶼土地的化外之民。可是，既然遼東半島拿不到，作為東亞新興小國，若能把臺灣治理得宜，也可以得到國際聲望。
但是，到底怎麼治理，損益得失才能平衡？清國做不到的事，日本得要自己一步一步去摸索前進。因此，臺灣原住民與日本總督府之間，雙方並無過去的仇恨，突然的近距離接觸，除了巨大的異文化鴻溝難以跨越之外，更大的框架還在國際事務中，日本有其顏面的考量，而對島嶼內甫獲安定的本島人心，更要鞏固威信，往後不至於亂世再起。因此，在對原住民治理上，不能僅以利益考量，縱使付出了比其實際所得還要巨大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對臺灣原住民而言，沒有文字，沒有國家與新式科技，只以部落或聯盟的規模來跟日本周旋，就勝敗局面來看，比較吃虧。但是之前清末光緒時代幾場對清戰役，泰雅族卻屢屢得勝，殲滅清軍。因此，從1896年日本到來後，南部排灣族先有小規模衝突，另一方面，在其他許多部落地區，用和談來解決問題的方式同時在進行，日原雙方都不斷在探測對方的實力與底線。
有些部落認為失去土地掌控權，擔憂獵場被限縮或有其他因素，仍以傳統出草方式解決問題。但是日方控制了重要的食鹽與生活物資交易，並嚴禁擁槍械與出草，把後二者定義為無法容忍的犯罪行為。
衝突的因素還有道路的開鑿、交易接觸與對外來者的疑慮觀念引起出草等種種因素，又以中部以北的汎泰雅族群最為嚴重。清代以來西北部中低海拔山區這個地帶，平地資本家從海外貿易得到的樟腦利益，也私設隘寮佈下防線，本來原漢（閩客）之間就衝突頻發，一方面原住民也從中與平地人走私交易入手槍械（土製或從海外），讓狩獵營生容易些，也保衛部落。
日本加入了這個戰局後，多群多族間利害關係，使得局面益加複雜化，樟腦因素只是其中之一。雖然，這個利益在1920年代化合物發明後就被淘汰，而居住中高海拔山區的泰雅、布農、排灣、魯凱與日本間戰役也與樟腦無關。森林資源若要開採，投資是否合乎成本也需考量。然而，這麼多的部落與族群，大小衝突幾乎年年都有。島內戰事一直延續到1926年，甚至可到1930年霧社事變，日本的整個統治政策經過大反省之後，才算平靜下來。其整體時間跨越甚長，區域極廣，內容也不是一般說法南蕃柔順，北蕃凶悍才打，更不是所有原住民都決定要打，族群文化與部落社會各有其自主考量。
上述是本書戰爭史的背景結構因素，到了第五任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於1906年（明治39年）上任後再出現變化。佐久間乃長州藩（毛利家）低階武士後裔出身，幕末時期進入騎兵學校就讀，是一位從基層爬起，身經百戰升到陸軍上將的沙場老將。他到任時，其實1903年後，平地大致穩定，對原政策已經變化，轉為加強武力征討。尤其角板山（當時稱枕頭山）附近打得十分慘烈才攻下，總督府深知泰雅族群善戰，武力設備也多，打打談談，難以順服，益加認為只有集中強大武力，才能縮短時程，解決結構性問題。
佐久間總督原本順著前任作法，四處討伐征戰，幾年下來，研判成效不彰，決定先調整體制，把原民事務層級拉高到「蕃務本署」，如同今日行政院底下的一級單位，統籌更多的人力物力。由蕃務本署總長大津麟平籌劃「五年理蕃計畫」，1909年佐久間總督親自前往東京遊說，得到天皇與國會支持，才籌措財源，投入這場與原住民的大戰。
┃戰役歷程┃
為何是從Gogan群泰雅人先開打？「五年理蕃計畫」的頭一場日原大戰除了大義名分，還有近因導火線。二條導火線首先是1910年初（1月29日）半夜時分，突然有Gogan群（一半是Knaji群）33人，翻越隘勇防線，過河偷襲位於平地的宜蘭九芎湖蕃務官吏駐在所，一舉殺警與其家族包括妻兒（含幼兒）造成9人死亡。當局大為震驚，全力追捕，後來查出是Krahu部落副頭目帶領所為，然其部落位處隘勇線之外，所謂「界外」之地，也無可奈何。
第二條導火線同一年4月初，因為宜蘭廳道路工程隊開修從宜蘭圓山到現在的大同鄉南山間道路，就在圓山附近，突遭原民30多人來襲，隘勇與工人7名當場斃命，日方退卻之後，翌日仍有日警在途中遭到狙擊重傷。調查結果是Gogan群Tglig部落所為，似為擾亂道路工程，也有警告意味，但也一樣，襲擊者逃逸無蹤，追捕無效。
這二起事件使得日本針對Gogan群泰雅人長久以來的疑慮，得到征討的名義。背後有周邊條件的配合，此即，附近的大嵙崁前山部落群與溪頭群、南澳群都經過艱苦征戰，大致歸順，可得其助力，接下來可集中對付Gogan群。
1910年這場對Gogan群戰役，為總督府經過審慎評估，策劃縝密的結果。為此，還召集了臺北、新竹、桃園、宜蘭4位廳長（當時也是戰鬥位置的前進隊長）共同商議，由廳長擔任前進指揮官，各廳警力部隊加上招募更多的隘勇與道路工人組成前進隊伍。
由於考慮Gogan群向來與新竹的Mrqwang群與Knaji群系出同源，常有攻守同盟的結合，勢力可畏。為了先牽制這二群聯合，其實1910年的整個計畫，是先從新竹出動討伐隊，5月5日就先整隊出發，從油羅山方面推進隘勇線，往內灣溪上流前進。這個計畫立即遭遇到來自這二群的突襲與對抗，在艱困前進中，前後達7次進攻計畫，才達到目的，佔領了田勝臺等重要戰略位置，從左側壓制Gogan群的各部落。
主戰線則是從宜蘭廳警力組成的前進隊，大本營設於圓山，編制6大部隊，加上隘勇、工人等上千人，稍晚從5月22日凌晨3點開始行動，上溯濁水溪，攀登芃芃山，意欲奪取要地，設置高地砲台，從右側予以砲火威嚇。
然而，這一來自宜蘭的隊伍打從開始，就遭遇到地形地勢與天候的大挑戰，初夏之後，梅雨加上颱風，在尚無道路的高山峻嶺之間，寸步難行，補給困難。進行不久之後，情資得知Gogan群大集結，分為大嵙崁溪上游的右岸與左岸（含部分Mrqwang群），各就攻守位置，預備糧草彈藥，雙方大會戰勢不可免。
此時宜蘭廳圓山大本營評估敵我勢力，深知不妙，6月上旬緊急先向總督府請求軍隊支援，獲得總督府派遣臺北駐囤的第一守備聯隊、砲兵及實習警察，約有500人員與精良武器趕往宜蘭馳援。確實，在軍隊趕到之前，6月上旬只靠宜蘭廳警力隊伍，連喫敗仗。猛烈砲火使得前線受阻，後方又被截斷補給，工人與原本協力的溪頭群逃兵四散，前線呈現彈盡援絕的狀態。且對陣時，雙方都有「諜對諜」情報戰，且打且談，互探虛實。甚至等6月中旬援軍重砲部隊抵達，一時也無法適應戰場，軍隊陷入苦戰，傷亡犧牲慘重。
宜蘭戰線一直持續糾纏，打到8月底，日方佔領了復興尖山高地，並進軍到巴稜山鞍部，新竹戰線方面也攻佔鳥嘴山與李崠山鞍部，此時來自左右雙方夾擊，不斷地在制高點，以大砲轟擊示威，戰局才開始扭轉，雙方逐漸轉為鬥智談和。
而桃園方面一條前線，本來大嵙崁前山群Msbtunux數年前經激戰打過而歸順，故此線乃是道路建築工事，雖然斷崖險峻，行進極為困難，但並無戰事。桃園前進隊在戰局抵定後，9月才出發，下旬即與從宜蘭與新竹推進的戰線與道路工程隊，三方在Tksan部落（現在的上高義）附近會合，日方才首度推進到大嵙崁溪上游深山地區。此後，數度和談、招撫、協商，並帶族人到臺北觀光等手段來溝通，使對手願意放棄武力對抗的想法。這場戰役也一直到11月底，宜蘭、新竹、桃園三前進隊伍陸續解編，才算整體結束。
所謂「五年理蕃計畫」（1910-1914）中，期間包含多場戰役，其實總共只動用過三次軍隊武力。這三場即是本次的Gogan戰役與1913年Knaji戰役，以及最後1914年太魯閣戰役，其餘皆是警察與隘勇工兵組成的討伐隊，可見這場Gogan戰役的重要性。這一點也讓近年日本的戰爭史研究者認為，日本戰爭史的研究上，忽略了這個時代在臺灣戰事，尤其這段1897─1914年間，不論是日本在平地人地區的對抗稱為「匪亂」或者在「理蕃」計畫的各戰役上，應該稱之為「日臺戰爭」或日本的「殖民地戰爭」，不是武力抵抗的民族運動或事件、討伐、推進等名詞可以含括其意義。
雖然在戰爭史研究上，還有很多可探討的空間，然並非本書作為一本寫真帖足以說明概括，何況Gogan戰役的歷程頗為複雜，交戰的雙方皆殫精竭慮，攻守之間，過程十分壯烈，篇幅甚長，並非本文導讀之目的，容另文再敘。但確實，一開始總督府沒有想要動用軍隊，因宜蘭戰線開打後，警察部隊帶著工兵大隊人馬，一邊登高山開新路，一邊要運送重型武器，不是世居高山峻嶺，熟悉地勢天險且英勇應戰的泰雅人對手。
隨後大津蕃務總長急忙趕來坐鎮大本營，臺灣守備軍司令官與參謀官都趕過來協助，讓宜蘭戰線經過數度整軍，檢討敗因，投入更多人員與裝備，備嘗艱苦之餘，才逼使對手繳械談和（日語稱之為「歸順」，泰雅語稱之為「msblaq」）。而泰雅族人之善戰，也從對手學習，戰技精湛，令日本兵士後日回憶時仍十分讚嘆。
因此，作為「五年理蕃計畫」序幕的Gogan戰役這場硬仗，時間遠比預期的長，耗費人力物力也超出原先規劃，這一戰，更牽動昭告天下的「五年理蕃計畫」後續各場戰役到底能否順利完成，自是各界都關注的焦點。
┃透過寫真帖所傳達的戰役┃
似乎一直到這場戰役之前，在20世紀初期的年代，到底Gogan群泰雅是哪些人？哪些部落？什麼樣的地形地勢？日方都尚未進入測量過，不太清楚。為了讓讀者理解這場戰役，遠藤寬哉自行製作了一張簡易的等高線加手繪的地圖（參見本書原圖）。如果總督府已有測繪地圖，已知部落位置等高線，那麼遠藤借用即可，何必一個民間寫真業者，耗費氣力來畫一張看起來有點拙稚的地圖？其間道路、橋樑、部落、斷崖都是手繪位置。筆者認為，軍方或警察部隊出動討伐，以當時歷經與清、俄戰事之後，部隊也有其作戰地圖。遠藤或許有參考，但是並沒有直接使用軍隊作戰地圖（否則引用陸軍部印刷等地圖即可），這似乎也透露，他想用讓普通民間人易懂的方式，去製作了一張為理解本冊寫真帖所在位置的地圖。
仔細閱讀後，筆者發現，雖然這一本寫真帖，僅只有一張手作地圖，卻相當正確而詳實，傳達了許多第一手訊息，屬於當時對此區域人群部落地圖製作的先驅。這些訊息包含：
（1）對手是誰？從這張地圖可以看出Gogan群泰雅人的部落與附近河川（大嵙崁溪上游）流域分布的關係。圖上這麼多的部落，大概是遠藤所知範圍，跟著前進隊，他並沒有畫出區分其不同群。其實，這些部落從北往南，包含了Msbtnux群（被稱為大嵙崁前山蕃），以及Mrqwang群與Knaji群，為了讓這次戰爭的主角們更清楚重現，筆者標示當年Gogan群19個部落的位置（參見拉頁Gogan泰雅部落圖）。可以看到他們的部落都在大嵙崁溪上游流域之旁，雖是高山族群，其生態環境卻與河川相依共存。
當年是17社，還是19社？對照一級史料《理蕃誌稿》第3編下卷（1921年整理出版，《臺北州理蕃誌》亦同），寫到Gogan群是泰雅族北部的大聚落群，共有17社所構成，戶數380多戶，人口千餘人。然而1915年先於此出版的「臨時舊慣調查會」所編纂的《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卻記錄了19社，戶數374戶，人口2187人。後者的數字非常明確，應該依據1912年（大正元年）所做首次番社戶口統計，也應該是此一戰役結束後，新設了分遣所等據點後，調查出來最準確的算法。比對遠藤製作的地圖，他標示出了其中17個部落，卻有2個部落遺漏。這2個是Sbnaw和Ibaw，然而在前述史料中，這些部落都存在，今日也尚存。由於部落位置會變動，大正4年的《番社戶口調查》也是17個部落。補上了該2個部落之位置，以最多的19個部落為計算，重新標示（參見拉頁Gogan泰雅部落圖）。
以此圖可以看出Gogan群依河川較大的主流，又可分成右岸和左岸的部落群。右岸從北往南為：Sbnaw（スブナウ社），Tkasan（タカサン社），Hagay（ハカイ社），Qara（カラ社），Ibaw（イバウ社），Bsyal（プシヤ社），Balung（バロン社），Pyasan（ピヤサン社），Kulu（クル社）。
左岸則從北到南的分布為：Piyaway（ビヤワイ社），Kwilan（カヲイラン社），Suruw（ソロ社），Btwan nokan（ブトノカン社），Sarut（サルツ社），Zihing（エヘン社），Tgliq（テリーリック社），Hkawan（ハカワン社），Ngurus（コロス社），Krahu（カラホ社）。
從此圖可知，Gogan群泰雅人果然是雄踞臺灣中部以北深山區域最大的部落群，對總督府來說，實在是「莫測高深」。其人口數在整個中部以北，只有比起東南方的南澳群少一些。但是比起西臨Mklapay群，南鄰的Knaji（金納吉群），Mrqwang（馬里光群），北方的Msbtnux（大嵙崁群），Mstranan（屈尺群），以及東方的Mnibu（溪頭群）的人數與部落都要來得多。
而且其所處的位置，恰好被這些周圍的泰雅群包覆在中，也就是說，Gogan群不與平地人的村落鄰接，部落群之內應該沒有隘勇線與交易所的設置，而要透過周遭族群間接交易（例如要遠到深坑、角板山），所以該群的詳細人口與位置，難以為外人所探知。這也是為何要攻打Gogan群，必須動用臺北、宜蘭、桃園、新竹四廳的警力隊伍，因為Gogan泰雅的部落群四周圍憑據天險，易守難攻。
也正因如此，日本留下的戰爭史料其實對部落內部訊息還不很明朗。這一次的戰役，是否19個部落都有參與並不清楚。只知前一年陸續已經有9社開始跟日本談和，如前所述，日方只要控制食鹽與物資，嚴禁交易，就有機會迫使歸順。但是另有8社卻毫不理會，而導致爆發戰役的前述2條導火線，也是在後者部落之內。除此之外，加上河流左岸部落這方，也有西南的Mrqwang2個部落參戰。日本懷疑有平地漢人進入其中，從中交易武器獲利並藏匿於山中煽動，故本書的書名被定為『蕃匪討伐』是少見的名稱，把蕃與匪二者加於一起，可能有此意涵在內。
（2）戰爭場域在哪裡？遠藤所繪地圖內，用點點虛線標示出「討伐中新設道路」，亦即分別從宜蘭、新竹、桃園戰線推進的方向。尤其從宜蘭的推進方向，可能遠藤都有參與，所以路線相當清楚，而高台、合流點的位置也都有標示。
桃園的路線也是，當時有二條路線在猶豫，到底要從左岸築路還是從右岸開鑿，他都有繪出。比較不太令人明瞭的從新竹線的推進，因為有七次行動，各條路線的推進可能受阻，又生變化，且遠藤也無法分身，所以左方比較不清楚，圖上最後也沒有連起來。不過史料上記載，是宜蘭線大致抵定後，到Sbnaw與桃園線相遇，然後一起到Tksan，與從新竹左方開鑿來的隊伍相連結。
這應該是首度不以周邊大範圍隘勇線圍堵Gogan群的方式，而是長驅直入，循河流佈局於中線的方式，來完成道路。沿著道路即可駐紥警備，牽電話線聯繫，日方認為比較經濟節省駐屯人員與其家族的費用。三方向的路線圖重製（參見拉頁Gogan泰雅部落圖）。
（3）此張地圖上，也因這場戰役而標示了新產生的地名地點。這些新給予的命名地點，其實也如同泰雅族的命名方式一樣，雖然都以日文命名，有的是為了紀念某人的英勇或戰歿事蹟，也有必須辨識戰略地點之需求而加以命名，例如：田丸合流點的田丸，是當時的隊長的姓氏，漆崎是紀念他的英勇事蹟，上野則是紀念他的戰歿，有的地名還留存至今日。這些新地名重製標示（參見拉頁Gogan泰雅部落圖）。
以文字而言，寫真帖最先依當時的慣例，請最高官階佐久間左馬太大將（也是總督，號為「研海」）題詞「開發皇土」，接著請前後任第一守備隊司令官小泉中將與野島少將題詞。
重要的序言，寬哉請最前線帶隊指揮官，臺灣守備步兵第一聯隊長奧村信猛上校來撰寫。奧村出身於石川縣，當地原為江戶幕府第一大藩屬「加賀藩」（前田家）。但他不只是一介武夫，還熟稔德語，研究兵書。在東京時，便曾翻譯出版當時歐陸新興強權，普魯士軍隊的治軍著作。
奧村在這一篇極為簡短的序文中，呈現看似勝仗，卻無喜色，僅以「在瘴煙蠻雨中，付出了重大犧牲，總算達成大目的。」數語道出這位身經百戰的軍官，感受這場戰役很值得紀念，卻不算勝得光彩。他形容交戰對手「獰猛兇惡」，但也軍人本色，尊重對手乃視馘首為其「唯一的生命道德」，從此話可知他理解對手並非可恨的犯罪對象。
所謂戰爭的勝敗得失其實很難計算，當年史料中，只知三線合計，當場日方人馬戰死傷損失461名（陣亡149人其中軍官士兵佔79人），各類的受傷生病者（生病救治以瘧疾、消化器及槍傷外傷最多）統計高達7,872人次。從這個數字來看，對手加起來頂多上千人泰雅勇士，其死傷數字不明。而從前述大正元年的人口統計仍有2千多人來看，推想不至於太多。可見前述奧村信猛連隊長並無誇大其功，或許還有些擔憂，因為，這才是開始的第一仗。
在短短的序言之後，依當時慣例，把統帥們肖像寫真排列在最前；一翻頁，即是命喪在臺灣高山叢林的官兵照片，二者形成強烈對比。寫真帖呈現中，寬哉對戰歿兵士遺骨，給予近照處理，對於其陣亡或跌落瀑布而死的地點也加以記錄，沒有隱瞞日方付出的慘重損失與代價。
寫真帖對於原住民Gogan泰雅人拍攝較少，衡量當時的情境，遠藤可接近的機會並不多。即令如此，他還是努力呈現對手的模樣。有一家族把家財道具都擺放在屋前，顯示泰雅人樸實無華的生活。女性們展現織布手藝傑作，男性們聚在一起有點拘謹的模樣，還有一張和談時的微妙氣氛等，這些場面似沒有要醜化敵方的意圖。
本冊最後2幅寫真，遠藤把收繳的槍械與泰雅人傳統武器，並列在一起作為結尾，而且在博物館特寫拍攝。這場戰役在日方的戰功記錄裡，前前後後Gogan與相關附近的泰雅人一共繳出了1,110支槍枝。遠藤好像要說，付出這麼多死傷代價，無非是為了這些槍械，似乎對照了蕃務總長大津麟平說過的話：「蕃人無罪，擁槍有罪」，其意味深長。
攝影史的意義
讀者從遠藤寬哉第二本《臺灣蕃地寫真帖》作品才知，在Gogan戰役之前，從1907年起到1912年（明治41～45年）的理蕃戰役，其實他即出入在交戰前線，拍攝過戰役樣態；他去過南部、中部與東部深山，甚至於蘭嶼部落，拍攝過各族樣貌，可見對原住民已有一定的認知。
在當時沒有鐵公路的交通條件下，這麼吃重的出入前線陣地的工作，見證戰禍與苦難，或許身心都難以負荷。緊接著1914年總督府與太魯閣群的大戰，就由寬哉的兒子遠藤克己來承接（與臺灣日日新報社柴辻誠太郎共同），拍攝作品編輯成《大正三年討蕃軍隊紀念寫真帖》，該書即是遠藤這一家族二代，所出版最後一本寫真帖。哥哥陸郎先於1914年逝世，寬哉驟逝於1925年，那時他正好出差東京，所以遺骨由兒子抱回臺北。 這一家遠從日本北方仙臺飄洋渡海來臺、打拼事業的3兄弟，至此結束後半人生舞台於臺灣。
從臺灣早期寫真歷史來看，本寫真帖不是最早的原住民寫真，但卻是記錄日本與原住民族戰爭的第一本戰地攝影的經典作，也是民間首度在臺灣出版，能夠被自由購買，容易被大眾所閱讀的戰地寫真帖。
臺灣原住民的影像紀錄在19世紀中葉攝影機技術發明之後，少數來自歐洲、加拿大的探險家、傳教士即有留下。本書主題特殊，對臺灣原住民記錄的時代也很早。以戰地攝影而言，早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的「征臺之役」，就有日本史上最初的隨軍記者做了攝影紀錄，可惜迄今除了一張照片之外，寫真帖沒有留下。
當時二名隨軍記者中，一名死在臺灣。前線戰地記者的危險性，跟今天世界上正發生的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等戰地現場，幾乎沒有兩樣。但身處於和平生活的大眾讀者，卻最想知道平行時空的遠方災難與戰爭實況。
比起文字記者的生動描繪報導，攝影更傳達了某種真實性（雖然也是部分真實），閱讀者能印證或更正或擴大自我的想像，這使得日本攝影史上戰地寫真帖，在新興小國日本打勝大清帝國與帝俄二大強國之後，因國內讀者以眼見為實的大量需求，而迅速發達。
提早一步來臺開業的遠藤寫真館，經歷過過甲午戰爭與臺灣乙未之戰，應知甲午、日俄二場戰地寫真帖大賣熱銷，當時引起業界檢討其出現的各種問題點。 戰地寫真可以迅速發揮功效，以視覺令人易解易懂，但也潛藏誇大與選擇性的宣傳效果，一方面，卻又具影響民意及輿情，以致後續可帶來檢討政策的可能。
關於臺灣原住民的學術攝影，在東亞世界裡更是開始很早，學術探險家鳥居龍藏背負著厚重玻璃感光底片，在原住民各地拍攝了許多照片，不僅是人類學先驅研究，他的書信短文也讓日本民間社會認知臺灣原住民的文化習俗。 1899年雖然是他率先於日本學界出版了學界最早的《人類學寫真集：臺灣紅頭嶼之部》，但是這部寫真帖由東京帝國大學所出版，且專於一族。而其他許多張玻璃底片的各族精緻寫真，存藏於東京大學校內，外界不易入手，
臺灣民間仍無法得知島內原住民生活空間的狀態。
介紹臺灣的寫真帖1900年代先有數冊出版，卻以平地為主。因此，雖然《臺灣日日新報》經常以大篇幅報導原住民的出草、蕃害、反抗、歸順等事件，前線記者描述非常生動逼真，可是一般人究竟難以得知原住民山區現場是何樣貌？尤其是「隘勇線」這個名詞，對日語讀者而言，在日本歷史上從沒有出現過，西方世界也難以認知。
時間要到1908年，首度以「隘勇線」為名的寫真帖，由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蕃務課編輯出版。那是一本很薄的小書，名為《臺灣蕃族界及隘勇線》，內容甚淺，僅簡要介紹各族群文化，關於隘勇線，既無任何文字說明，寫真也只有9幅，佔不到該書3分之1。與遠藤這本書同年於3月，蕃務課先出版了英文撰寫的報告，書名Report on the Control of the Aborigines in Formosa。該書相對比較完整介紹原住民各族群習俗文化，很少幅的寫真部分，被認為是森丑之助所攝。 文字內容有簡短說明「隘勇線」由來（原書英譯寫成Guard-Line）等，寫真10幅皆為靜態的隘勇線模樣與人力，文字簡短地介紹1906-1908年隘勇線推進的小戰役，其介紹的戰役，年代正好在遠藤這本書處理的Gogan戰爭之前。重點是前二書皆為官方所出版，非民間市場容易購得，後一書更是純用英文出版，當可理解總督府想要對國外說明與宣傳之目的，訴求對象排除了島內日語讀者。
這些當年時代背景因素也可解釋了，為何當遠藤寬哉這本討伐寫真帖出版後，立即引起熱銷的原因。本書應該是島內廣大民間人士，首度可得知與原住民戰爭前線狀態之完整寫真帖。當然，能出入戰場的隨軍攝影記者，有其必要傳達官軍所需的使命存在，但本書又是民間人編輯的出版品，和先前官方編輯的二書就產生了區隔，成為奇妙的二者視點兼顧的寫真帖。
有此一機會可發出自民間人的視點，遠藤寬哉到翌年第二本作品《臺灣蕃地寫真帖》出版時，就表露出來。他說：世人都誤解了臺灣原住民族群！可見他想傳達的，有來自於他個人獨到的心得與觀點。
結語
19世紀後葉，寫真是一門方興未艾的行業。臺灣處於日本的外地，在資訊傳達上，遠方渡來的人民與統治者，皆立即產生各種各類的需求，包含自然景物、人文風俗等，不僅總督府在資料收集以及學術應用等有各類用途，也吸引不少人投以獵奇商業的眼光來拍攝饒富趣味的民俗風情，因此產生了大量寫真帖出版，其中難免摻雜有參差不齊的現象，不能僅以「帝國之眼」一言以蔽之。
在臺灣原住民族所居領域的早期攝影上，早期有日本皇室宮內廳收藏的寫真帖，以及出版資訊不明的七腳川社討伐寫真，都不是民間社會所能一般購買閱讀。 尤其在Gogan戰役後續，發生了太魯閣戰役、霧社事變、甚至於後來各類施政成果與紀念類型的寫真，以至於到更大動員的二次大戰時期等，在20世紀前半整體寫真帖的數量，都壓倒性地多過於初期的理蕃戰役。因此出版於110年前遠藤寬哉的Gogan戰役寫真帖的價值，混跡在海量的寫真帖史料中，就容易為後世研究者所忽略。
以昔日寫真技術要保存百年以上確實不易，要貼近當時複雜的族群歷史背景，更需耗費一番工夫，才能穿越重重障礙給予解讀。原書不同於現代日文，當時是明治期，以片假名為主、且順序乃從右往左寫之典雅日文書寫體，須具備對明治期日文與對原住民族群文化背景知識之理解，才能推敲適切的中譯文。
且百年前的文獻，書中的泰雅語皆以日文拼音書寫，由於日文假名也是表音文字，當年聽到的音，可以直接記錄下來，對日文來說很方便。然而中文為表意文字，以聽音拼寫會造成音調與字義變化。時序經過百年來，泰雅語言的書寫系統已經逐漸確立，故本書不僅給予適切中譯，也力求以今日泰雅語書寫系統來復原成原語。 百年期間，遇到政權更迭，泰雅族部落位置也歷經變遷，且有不少同名部落容易混淆，此為泰雅族群的命名習慣，故需要給予多層解讀與考究，分辨今日部落山川名稱與位置，如表1。
在地名原語復原與位置考證上，本書參考了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泰雅族，1917《蕃族調查報告書》第4冊紗積族及1918第5冊、1920第7冊大夭族，1923《臺北州理蕃誌》，1931《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第5冊，以及戰後林修澈主編2018《臺灣原住民族部落事典》等書籍，加上比對今日Google地圖與請示泰雅耆老等作業過程。這些工序繁複的工作中，所幸得到許多泰雅族文史專家與耆老協助，幾乎所有泰雅語都得到復原與考證註釋。
湮沒百餘年後，本書重新問世，除可一窺百年前北部泰雅族人所居壯麗山川之生存空間，也見證了一段日、原、臺三族群交會的戰爭史。希望給有興趣於臺灣攝影史、原住民史、日治時代史、戰爭史、軍事史甚至東亞戰爭史的朋友們更好的史料佐證。
分類
其他詳細資訊
- 適用對象：成人(學術性)
- 關鍵詞：理蕃政策,蕃地寫真帖,原住民族,日治時期
- 附件：無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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