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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

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

  • 統一編號GPN:1011001916
  • 出版日期:2021/11
  • 作/編/譯者:遠藤寬哉
  • 語言:中文
  • 頁數:144
  • 裝訂:平裝
  • ISBN/ISSN:9789860724578
  • 出版單位: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開數:16開
  • 版次:初版
  • 價格:定價$200


書籍介紹

1910年,臺灣總督府實行「五年理蕃計畫」(1910-1914),試圖將帝國的勢力擴張到原住民族領域,首當其衝對臺灣北部深山Gogan泰雅族群掀起戰爭序幕。
在當時被譽為「臺灣第一寫真師」的日人攝影師遠藤寬哉,來臺後開設了遠藤寫真館,並在之後受總督府所託,擔任對原住民族戰役的戰地攝影師。從此,他奔走於北臺灣高山地區戰鬥前線,從高山叢林到斷崖峭壁,記錄下戰爭時刻與當中的大小人物。
宜蘭、桃園、新竹,日方的警察、軍隊、築路工兵、人夫所處險艱環境,以及交戰對象原住民族人的生活樣態、山林環境,遠藤寬哉的攝影鏡頭瞄準了激烈血戰下的一景一刻。
於百多年後的臺灣而言,此本寫真集無疑是珍貴的史料,讓當代讀者能透過張張照片建構出時代景象,浸潤在歷史片刻中。

目次

目次
● 館長序.............................................................................................I
● 導讀..................................................................................................III
● 地圖、題字.....................................................................................2
● 原書序、肖像.................................................................................6
● 宜蘭方面.......................................................................................11
● 桃園方面.......................................................................................77
● 新竹方面.......................................................................................89

序言/導讀

館長序
原住民族的歷史研究,文獻與圖像一直是形塑原住民族發展脈絡的基本素材。早期原住民族沒有文字紀錄,圖片影像少見,直到日治時期,開始記錄留下較多與原住民族有關的文獻資料,以及各種人類學踏查、討伐戰爭紀念、介紹異地風俗、宣揚治理功績等目的的大量寫真帖。
1895年臺灣割讓日本,原住民族首次遇上現代國家,經歷物質科技對傳統價值的衝突,權力消長,逐漸失去主體性。原住民族作為殖民者理蕃行政的對象,屢屢遭遇總督府出動官吏軍警,深入原住民族領域探險、調查、築路、隘勇線推進、征伐,衝擊介入原住民各族群部落的發展。
他者的文字紀錄,他者的圖像視角,儘管深刻影響後來幾個世代的詮釋觀點,然而,原住民族仍然可以透過閱讀這些史料圖像,重新解讀剖析,建立自己的史觀,凸顯原住民族的主體性。本館一向致力於臺灣歷史文獻的保存與推廣工作,特翻譯出版《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及《臺灣蕃地寫真帖》。內容包含戰役前線人物、戰地工事、高山地勢、溪谷河流,以及原住民族居住部落、山林環境、生活樣態等計有300多幅寫真,重現原住民族豐富的時空圖像,並且對原語復原、部落山川名稱及所在地點比對與考證。期能回應與響應各界關心原住民族重建屬於自身文化與歷史的志業,為原住民族重構主體性史觀,累積厚實的線索。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長 張鴻銘 謹識
2021年11月






導讀《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
1910年Gogan泰雅族群對日戰役
黃智慧
原書為出版在一個世紀前,以日本帝國和Gogan泰雅族群交戰為主題的寫真帖。不過,只從書名上,看不出來是對什麼族群的戰爭,內容是一幅又一幅背景為高山峻嶺、密林起伏與河川壯闊的戰地前線情景。不知名的人物、陌生的地名,再加上文字極簡,只有一篇短得不能再短約150個字的序言。這樣的攝影集,出版於日治時代前期1910年(明治44年)5月底,印刷與發行也都在人口還很少、區域甚小的臺北城內,竟然同年10月初就發行了第3版;可見,應該是備受關注的一本寫真帖。
攝影師遠藤寬哉(Endo Kanya, 1856-1925)在40歲時,從日本仙臺來到臺灣,開設了遠藤寫真館(1896年),本書《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是他人生55歲才出版的第一本寫真集作品,隔年隨即出版《臺灣蕃地寫真帖》。一生雖只出版過二本寫真帖,當時名人記載事典,卻稱他是:「臺灣第一的寫真師,頗受信賴」 。
會被這樣定位,自然有其道理,遠藤寬哉在臺灣業界遠比在日本活躍,在《臺灣日日新報》上非常多次被提及,惜中文學界尚無專文研究,可說是長久以來被忽略的一位臺灣攝影史上先驅人物。本書旨在正確翻譯他的第一部作品,並將百年前的語言、地名、人名等做今日考證與註解。要穿越百年時空,障礙重重,本文力求為讀者描繪原書輪廓並探索其縱深,重新鋪出理解的各方路徑。
攝影師一家3兄弟遠藤寬哉出生於江戶幕府末期,那是一個動亂的時代。父祖原本是日本東北大勢力「仙臺藩」(伊達家)屬的醫生世家。他少年時正逢明治維新,幕府解體,世局驟變,或許看出了時代趨勢走向,在他這一代兄弟裡,有3位改行,選擇專攻一般人生活需要的新興科技攝影業。他的哥哥遠藤陸郎是日本宮城縣史上最早的一位攝影家先驅型人物,在仙臺開設「遠藤寫真館」(1878年),運用了新型的乾版技術。寬哉與弟弟誠2人跟著一起工作,還協助幼弟誠遠赴美國留學3年,學習最新技術;歸國之後,他們率先把仙臺的寫真店鋪外貌改成了美式風格。陸郎富有冒險犯難精神,在福島磐梯火山大爆發(1888年,死亡460多人)後抵達當地拍攝災難現場,也曾跟北海道千島列島探險隊,拍攝前人未到之境。甲午戰爭(日本稱為「日清戰爭」)爆發(1894年),3兄弟成為軍事攝影師,隨著仙臺第二師團,一起去到了山東與遼東半島。
當時遠藤陸郎拍攝集成《戰勝國一大紀念帖》(為山東與滿州作戰景象),戰爭結束後,下關條約簽訂,日本獲得第一個海外領土臺灣。1895年日本近衛師團急切揮軍入臺,卻非一路平順,遭遇各地居民抵抗。此時他們3兄弟又隨著一起來到臺灣,由幼弟遠藤誠拍攝,輯成《征臺軍凱旋紀念帖》(1896年)。這本寫真帖記錄了軍隊來到臺灣的樣貌,也看到臺灣人從北到南抵抗場景,以及他第一次見到人民生活場面。這是日本領有臺灣之後,首度以臺灣為主題出版的戰地寫真帖。雖然這2本寫真帖乃各出版於日本仙臺與東京,非在臺灣所易見,卻奠定了遠藤家族戰地攝影師的名聲。
1896年8月,寬哉決定一人先到臺南開創「遠藤寫真館」(打銀街)。3年後,日本仙臺本店結束營業,哥哥與弟弟2人舉家搬來臺南定居開業。此時寬哉把臺南店留給兄弟,自己來到臺北城內,再開設一家「遠藤寫真館」(府前街)。
不料,幼弟遠藤誠來到臺南後,隔年就英年早逝。之後,陸郎在臺南,寬哉則在臺北,持續經營民間寫真館生意。在此行業從事人口甚為稀少的20世紀初始,常為商工官民各業所辦活動做影像紀錄,也為來到異地生活的人們,拍攝紀念照,寄回遠方家人。遠藤寫真館在臺北還率先引進了夜間攝影技術,也常為報社提供活動報導的照片。
內容梗概
寬哉本人一直都還沒有獨自出過寫真帖,或許是曾有出入戰場的戰地攝影經驗,技術也受到肯定;總督府啟動「五年理蕃計畫」(1910-1914)時,這場1910年(明治43年)重要的序幕戰──對臺灣北部深山Gogan泰雅族群之役,總督府請他擔任戰爭紀錄的攝影師。
寬哉時年已54歲,明治時代日本男性平均壽命不超過50歲,這一役要離開臺北城內,往返奔走於廣大北臺灣高山地區(包含新北、新竹、宜蘭、桃園)的戰地前線,可以想像是很大的體力挑戰工作。
他從平地深入了高山叢林與斷崖峭壁,見證了這場幅員廣大、且戰況激烈的戰場。在人生所出版的第一本寫真帖裡,寬哉沉默不發一語。他內心的語言似要透過鏡頭,表達在每一幅拍攝的寫真中。
這冊寫真帖裡,呈現了宜蘭戰線124幅、桃園戰線20幅、新竹戰線23幅,加上最後收拾戰局10幅,總共177幅的寫真。讀者可以看到他克盡職守,記錄了最前線對戰雙方的日本這一方,包含警察(警部、巡查、隘勇)、軍隊(士兵、將官)及後勤工班(隘勇、築路工兵、補給)等人所處的險惡環境,以及臺灣北部的高山地形、地勢、河流與日方在行進、駐屯、開鑿道路的樣貌;還有交戰對象泰雅原住民族人的居住部落、山林環境、生活樣態。
除此之外,他的戰地寫真也包括以下場景,諸如:最激烈交戰的前線掩堡、砲台、鐵網、橋樑、電信、補給等戰爭設施,乃至於雙方和談模樣及偶爾喘息的休假日場面等。可以想像,他應該也看到了敵我雙方交戰的血腥慘狀,但是寬哉卻加以克制與避免,力求表達戰場多層次的面向。似乎他想讓平地的一般讀者理解,島內的山地仍在激戰中,與平地的日常生活是另一個世界。在戰場前線的平行時空,那是什麼樣的狀態?
遠藤既然受到總督府聘請而來,對官方人物得特別著力。寫真帖次序安排是,從討伐隊乘坐運送船「海扇丸」(基隆出發)到蘇澳上岸開始,對Gogan戰的大本營就構築在圓山。可見他從第一時間就搭船隨行,當時報紙也報導,他數度返回臺北,旋又回到戰場,一直到最後,隨著討伐隊伍回到臺北。
戰爭的結局是臺北城內有奉還軍旗等盛大凱旋式,這是總督府向世人宣告勝仗的表現,但與此對照的,寬哉不忘拍下戰死者慰靈式、追悼式,與在醫院大量傷病者的狀態,沒有太多欣喜氣氛。
在人物表現上,由於天皇侍從官在途中戰情穩定之後,來到大本營慰勞也鼓舞士氣,所以遠藤沒有完全依循時間順序,而是從位階表示敬意而排列順序。本書分成三部分區隔,地區上從宜蘭、桃園到新竹戰線,大致上沿著新開設道路推進來呈現,各分隊的軍警兵卒與基層開山鑿路的隘勇與築路工人都有顧及。
那個年代,日本對這些區域尚未有足夠認知,然因戰事進行之需求,地名就近以隊員人名來命名。在書中的寫真裡,對於戰時高地佔領、砲台設置地點與開路路線及戰略要地,為了讓讀者理解,還特別給予A、B、C等標示註明。尤其在深入了綿延不絕的山形地勢,遠藤試圖用大廣角,以跨頁方式,意在呈現出泰雅人及部落所處千山萬壑之生存空間。
戰爭史的意義
筆者曾計算早從1896年之後到1920年,依照總督府的統計,日本與臺灣原住民各族群之間,戰備道路推進及大小衝突或戰役,至少也有155場(1920之後仍有持續小衝突)以上,這一段歷史時間還早於歐陸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無論在日本史或東亞戰史上,皆是前所未見的臺灣原住民與日本的遭遇戰,日方留存的一級史料甚為豐碩,尚待世人加以研究。
臺灣原住民各自成群,以部落社會的型態世居臺灣,且依島嶼之高山平原海岸地形,發展出截然不同的社會形態。19世紀末,日本要統治臺灣首先就要面對這生存區域佔島嶼最大土地面積的600多個部落。他們跟大清帝國互相對峙了200多年,大清也只能軟硬兼施,用圍堵、討伐加同化策略,在少數定點與人物略通交易,最好情況是互不侵犯,但實際往往沒有
那麼理想。
日本來到臺灣又能如何?一開始也只好學大清帝國的作法,用隘勇線來圍堵、用教育來溝通與用物質交易來掌控。只是日本有更好的國力,更優秀的科學探險人員與工具,他們認識原住民的世界,速度加快許多,不僅如此,日本還有更堅定的意志。甲午戰爭之後,拿下臺灣島本是意料之外,躋身在已風行全世界數百年的殖民擴張主義國家隊伍中,日本不過是後進國。在下關的談判桌上,李鴻章曾忠告伊藤博文,臺灣島上除了民性強悍的潮惠漳泉移墾民之外,還有雄踞十分之六島嶼土地的化外之民。可是,既然遼東半島拿不到,作為東亞新興小國,若能把臺灣治理得宜,也可以得到國際聲望。
但是,到底怎麼治理,損益得失才能平衡?清國做不到的事,日本得要自己一步一步去摸索前進。因此,臺灣原住民與日本總督府之間,雙方並無過去的仇恨,突然的近距離接觸,除了巨大的異文化鴻溝難以跨越之外,更大的框架還在國際事務中,日本有其顏面的考量,而對島嶼內甫獲安定的本島人心,更要鞏固威信,往後不至於亂世再起。因此,在對原住民治理上,不能僅以利益考量,縱使付出了比其實際所得還要巨大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對臺灣原住民而言,沒有文字,沒有國家與新式科技,只以部落或聯盟的規模來跟日本周旋,就勝敗局面來看,比較吃虧。但是之前清末光緒時代幾場對清戰役,泰雅族卻屢屢得勝,殲滅清軍。因此,從1896年日本到來後,南部排灣族先有小規模衝突,另一方面,在其他許多部落地區,用和談來解決問題的方式同時在進行,日原雙方都不斷在探測對方的實力與底線。
有些部落認為失去土地掌控權,擔憂獵場被限縮或有其他因素,仍以傳統出草方式解決問題。但是日方控制了重要的食鹽與生活物資交易,並嚴禁擁槍械與出草,把後二者定義為無法容忍的犯罪行為。
衝突的因素還有道路的開鑿、交易接觸與對外來者的疑慮觀念引起出草等種種因素,又以中部以北的汎泰雅族群最為嚴重。清代以來西北部中低海拔山區這個地帶,平地資本家從海外貿易得到的樟腦利益,也私設隘寮佈下防線,本來原漢(閩客)之間就衝突頻發,一方面原住民也從中與平地人走私交易入手槍械(土製或從海外),讓狩獵營生容易些,也保衛部落。
日本加入了這個戰局後,多群多族間利害關係,使得局面益加複雜化,樟腦因素只是其中之一。雖然,這個利益在1920年代化合物發明後就被淘汰,而居住中高海拔山區的泰雅、布農、排灣、魯凱與日本間戰役也與樟腦無關。森林資源若要開採,投資是否合乎成本也需考量。然而,這麼多的部落與族群,大小衝突幾乎年年都有。島內戰事一直延續到1926年,甚至可到1930年霧社事變,日本的整個統治政策經過大反省之後,才算平靜下來。其整體時間跨越甚長,區域極廣,內容也不是一般說法南蕃柔順,北蕃凶悍才打,更不是所有原住民都決定要打,族群文化與部落社會各有其自主考量。
上述是本書戰爭史的背景結構因素,到了第五任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於1906年(明治39年)上任後再出現變化。佐久間乃長州藩(毛利家)低階武士後裔出身,幕末時期進入騎兵學校就讀,是一位從基層爬起,身經百戰升到陸軍上將的沙場老將。他到任時,其實1903年後,平地大致穩定,對原政策已經變化,轉為加強武力征討。尤其角板山(當時稱枕頭山)附近打得十分慘烈才攻下,總督府深知泰雅族群善戰,武力設備也多,打打談談,難以順服,益加認為只有集中強大武力,才能縮短時程,解決結構性問題。
佐久間總督原本順著前任作法,四處討伐征戰,幾年下來,研判成效不彰,決定先調整體制,把原民事務層級拉高到「蕃務本署」,如同今日行政院底下的一級單位,統籌更多的人力物力。由蕃務本署總長大津麟平籌劃「五年理蕃計畫」,1909年佐久間總督親自前往東京遊說,得到天皇與國會支持,才籌措財源,投入這場與原住民的大戰。

┃戰役歷程┃
為何是從Gogan群泰雅人先開打?「五年理蕃計畫」的頭一場日原大戰除了大義名分,還有近因導火線。二條導火線首先是1910年初(1月29日)半夜時分,突然有Gogan群(一半是Knaji群)33人,翻越隘勇防線,過河偷襲位於平地的宜蘭九芎湖蕃務官吏駐在所,一舉殺警與其家族包括妻兒(含幼兒)造成9人死亡。當局大為震驚,全力追捕,後來查出是Krahu部落副頭目帶領所為,然其部落位處隘勇線之外,所謂「界外」之地,也無可奈何。
第二條導火線同一年4月初,因為宜蘭廳道路工程隊開修從宜蘭圓山到現在的大同鄉南山間道路,就在圓山附近,突遭原民30多人來襲,隘勇與工人7名當場斃命,日方退卻之後,翌日仍有日警在途中遭到狙擊重傷。調查結果是Gogan群Tglig部落所為,似為擾亂道路工程,也有警告意味,但也一樣,襲擊者逃逸無蹤,追捕無效。
這二起事件使得日本針對Gogan群泰雅人長久以來的疑慮,得到征討的名義。背後有周邊條件的配合,此即,附近的大嵙崁前山部落群與溪頭群、南澳群都經過艱苦征戰,大致歸順,可得其助力,接下來可集中對付Gogan群。
1910年這場對Gogan群戰役,為總督府經過審慎評估,策劃縝密的結果。為此,還召集了臺北、新竹、桃園、宜蘭4位廳長(當時也是戰鬥位置的前進隊長)共同商議,由廳長擔任前進指揮官,各廳警力部隊加上招募更多的隘勇與道路工人組成前進隊伍。
由於考慮Gogan群向來與新竹的Mrqwang群與Knaji群系出同源,常有攻守同盟的結合,勢力可畏。為了先牽制這二群聯合,其實1910年的整個計畫,是先從新竹出動討伐隊,5月5日就先整隊出發,從油羅山方面推進隘勇線,往內灣溪上流前進。這個計畫立即遭遇到來自這二群的突襲與對抗,在艱困前進中,前後達7次進攻計畫,才達到目的,佔領了田勝臺等重要戰略位置,從左側壓制Gogan群的各部落。
主戰線則是從宜蘭廳警力組成的前進隊,大本營設於圓山,編制6大部隊,加上隘勇、工人等上千人,稍晚從5月22日凌晨3點開始行動,上溯濁水溪,攀登芃芃山,意欲奪取要地,設置高地砲台,從右側予以砲火威嚇。
然而,這一來自宜蘭的隊伍打從開始,就遭遇到地形地勢與天候的大挑戰,初夏之後,梅雨加上颱風,在尚無道路的高山峻嶺之間,寸步難行,補給困難。進行不久之後,情資得知Gogan群大集結,分為大嵙崁溪上游的右岸與左岸(含部分Mrqwang群),各就攻守位置,預備糧草彈藥,雙方大會戰勢不可免。
此時宜蘭廳圓山大本營評估敵我勢力,深知不妙,6月上旬緊急先向總督府請求軍隊支援,獲得總督府派遣臺北駐囤的第一守備聯隊、砲兵及實習警察,約有500人員與精良武器趕往宜蘭馳援。確實,在軍隊趕到之前,6月上旬只靠宜蘭廳警力隊伍,連喫敗仗。猛烈砲火使得前線受阻,後方又被截斷補給,工人與原本協力的溪頭群逃兵四散,前線呈現彈盡援絕的狀態。且對陣時,雙方都有「諜對諜」情報戰,且打且談,互探虛實。甚至等6月中旬援軍重砲部隊抵達,一時也無法適應戰場,軍隊陷入苦戰,傷亡犧牲慘重。
宜蘭戰線一直持續糾纏,打到8月底,日方佔領了復興尖山高地,並進軍到巴稜山鞍部,新竹戰線方面也攻佔鳥嘴山與李崠山鞍部,此時來自左右雙方夾擊,不斷地在制高點,以大砲轟擊示威,戰局才開始扭轉,雙方逐漸轉為鬥智談和。
而桃園方面一條前線,本來大嵙崁前山群Msbtunux數年前經激戰打過而歸順,故此線乃是道路建築工事,雖然斷崖險峻,行進極為困難,但並無戰事。桃園前進隊在戰局抵定後,9月才出發,下旬即與從宜蘭與新竹推進的戰線與道路工程隊,三方在Tksan部落(現在的上高義)附近會合,日方才首度推進到大嵙崁溪上游深山地區。此後,數度和談、招撫、協商,並帶族人到臺北觀光等手段來溝通,使對手願意放棄武力對抗的想法。這場戰役也一直到11月底,宜蘭、新竹、桃園三前進隊伍陸續解編,才算整體結束。
所謂「五年理蕃計畫」(1910-1914)中,期間包含多場戰役,其實總共只動用過三次軍隊武力。這三場即是本次的Gogan戰役與1913年Knaji戰役,以及最後1914年太魯閣戰役,其餘皆是警察與隘勇工兵組成的討伐隊,可見這場Gogan戰役的重要性。這一點也讓近年日本的戰爭史研究者認為,日本戰爭史的研究上,忽略了這個時代在臺灣戰事,尤其這段1897─1914年間,不論是日本在平地人地區的對抗稱為「匪亂」或者在「理蕃」計畫的各戰役上,應該稱之為「日臺戰爭」或日本的「殖民地戰爭」,不是武力抵抗的民族運動或事件、討伐、推進等名詞可以含括其意義。
雖然在戰爭史研究上,還有很多可探討的空間,然並非本書作為一本寫真帖足以說明概括,何況Gogan戰役的歷程頗為複雜,交戰的雙方皆殫精竭慮,攻守之間,過程十分壯烈,篇幅甚長,並非本文導讀之目的,容另文再敘。但確實,一開始總督府沒有想要動用軍隊,因宜蘭戰線開打後,警察部隊帶著工兵大隊人馬,一邊登高山開新路,一邊要運送重型武器,不是世居高山峻嶺,熟悉地勢天險且英勇應戰的泰雅人對手。
隨後大津蕃務總長急忙趕來坐鎮大本營,臺灣守備軍司令官與參謀官都趕過來協助,讓宜蘭戰線經過數度整軍,檢討敗因,投入更多人員與裝備,備嘗艱苦之餘,才逼使對手繳械談和(日語稱之為「歸順」,泰雅語稱之為「msblaq」)。而泰雅族人之善戰,也從對手學習,戰技精湛,令日本兵士後日回憶時仍十分讚嘆。
因此,作為「五年理蕃計畫」序幕的Gogan戰役這場硬仗,時間遠比預期的長,耗費人力物力也超出原先規劃,這一戰,更牽動昭告天下的「五年理蕃計畫」後續各場戰役到底能否順利完成,自是各界都關注的焦點。

┃透過寫真帖所傳達的戰役┃
似乎一直到這場戰役之前,在20世紀初期的年代,到底Gogan群泰雅是哪些人?哪些部落?什麼樣的地形地勢?日方都尚未進入測量過,不太清楚。為了讓讀者理解這場戰役,遠藤寬哉自行製作了一張簡易的等高線加手繪的地圖(參見本書原圖)。如果總督府已有測繪地圖,已知部落位置等高線,那麼遠藤借用即可,何必一個民間寫真業者,耗費氣力來畫一張看起來有點拙稚的地圖?其間道路、橋樑、部落、斷崖都是手繪位置。筆者認為,軍方或警察部隊出動討伐,以當時歷經與清、俄戰事之後,部隊也有其作戰地圖。遠藤或許有參考,但是並沒有直接使用軍隊作戰地圖(否則引用陸軍部印刷等地圖即可),這似乎也透露,他想用讓普通民間人易懂的方式,去製作了一張為理解本冊寫真帖所在位置的地圖。
仔細閱讀後,筆者發現,雖然這一本寫真帖,僅只有一張手作地圖,卻相當正確而詳實,傳達了許多第一手訊息,屬於當時對此區域人群部落地圖製作的先驅。這些訊息包含:
(1)對手是誰?從這張地圖可以看出Gogan群泰雅人的部落與附近河川(大嵙崁溪上游)流域分布的關係。圖上這麼多的部落,大概是遠藤所知範圍,跟著前進隊,他並沒有畫出區分其不同群。其實,這些部落從北往南,包含了Msbtnux群(被稱為大嵙崁前山蕃),以及Mrqwang群與Knaji群,為了讓這次戰爭的主角們更清楚重現,筆者標示當年Gogan群19個部落的位置(參見拉頁Gogan泰雅部落圖)。可以看到他們的部落都在大嵙崁溪上游流域之旁,雖是高山族群,其生態環境卻與河川相依共存。
當年是17社,還是19社?對照一級史料《理蕃誌稿》第3編下卷(1921年整理出版,《臺北州理蕃誌》亦同),寫到Gogan群是泰雅族北部的大聚落群,共有17社所構成,戶數380多戶,人口千餘人。然而1915年先於此出版的「臨時舊慣調查會」所編纂的《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卻記錄了19社,戶數374戶,人口2187人。後者的數字非常明確,應該依據1912年(大正元年)所做首次番社戶口統計,也應該是此一戰役結束後,新設了分遣所等據點後,調查出來最準確的算法。比對遠藤製作的地圖,他標示出了其中17個部落,卻有2個部落遺漏。這2個是Sbnaw和Ibaw,然而在前述史料中,這些部落都存在,今日也尚存。由於部落位置會變動,大正4年的《番社戶口調查》也是17個部落。補上了該2個部落之位置,以最多的19個部落為計算,重新標示(參見拉頁Gogan泰雅部落圖)。
以此圖可以看出Gogan群依河川較大的主流,又可分成右岸和左岸的部落群。右岸從北往南為:Sbnaw(スブナウ社),Tkasan(タカサン社),Hagay(ハカイ社),Qara(カラ社),Ibaw(イバウ社),Bsyal(プシヤ社),Balung(バロン社),Pyasan(ピヤサン社),Kulu(クル社)。
左岸則從北到南的分布為:Piyaway(ビヤワイ社),Kwilan(カヲイラン社),Suruw(ソロ社),Btwan nokan(ブトノカン社),Sarut(サルツ社),Zihing(エヘン社),Tgliq(テリーリック社),Hkawan(ハカワン社),Ngurus(コロス社),Krahu(カラホ社)。
從此圖可知,Gogan群泰雅人果然是雄踞臺灣中部以北深山區域最大的部落群,對總督府來說,實在是「莫測高深」。其人口數在整個中部以北,只有比起東南方的南澳群少一些。但是比起西臨Mklapay群,南鄰的Knaji(金納吉群),Mrqwang(馬里光群),北方的Msbtnux(大嵙崁群),Mstranan(屈尺群),以及東方的Mnibu(溪頭群)的人數與部落都要來得多。
而且其所處的位置,恰好被這些周圍的泰雅群包覆在中,也就是說,Gogan群不與平地人的村落鄰接,部落群之內應該沒有隘勇線與交易所的設置,而要透過周遭族群間接交易(例如要遠到深坑、角板山),所以該群的詳細人口與位置,難以為外人所探知。這也是為何要攻打Gogan群,必須動用臺北、宜蘭、桃園、新竹四廳的警力隊伍,因為Gogan泰雅的部落群四周圍憑據天險,易守難攻。
也正因如此,日本留下的戰爭史料其實對部落內部訊息還不很明朗。這一次的戰役,是否19個部落都有參與並不清楚。只知前一年陸續已經有9社開始跟日本談和,如前所述,日方只要控制食鹽與物資,嚴禁交易,就有機會迫使歸順。但是另有8社卻毫不理會,而導致爆發戰役的前述2條導火線,也是在後者部落之內。除此之外,加上河流左岸部落這方,也有西南的Mrqwang2個部落參戰。日本懷疑有平地漢人進入其中,從中交易武器獲利並藏匿於山中煽動,故本書的書名被定為『蕃匪討伐』是少見的名稱,把蕃與匪二者加於一起,可能有此意涵在內。
(2)戰爭場域在哪裡?遠藤所繪地圖內,用點點虛線標示出「討伐中新設道路」,亦即分別從宜蘭、新竹、桃園戰線推進的方向。尤其從宜蘭的推進方向,可能遠藤都有參與,所以路線相當清楚,而高台、合流點的位置也都有標示。
桃園的路線也是,當時有二條路線在猶豫,到底要從左岸築路還是從右岸開鑿,他都有繪出。比較不太令人明瞭的從新竹線的推進,因為有七次行動,各條路線的推進可能受阻,又生變化,且遠藤也無法分身,所以左方比較不清楚,圖上最後也沒有連起來。不過史料上記載,是宜蘭線大致抵定後,到Sbnaw與桃園線相遇,然後一起到Tksan,與從新竹左方開鑿來的隊伍相連結。
這應該是首度不以周邊大範圍隘勇線圍堵Gogan群的方式,而是長驅直入,循河流佈局於中線的方式,來完成道路。沿著道路即可駐紥警備,牽電話線聯繫,日方認為比較經濟節省駐屯人員與其家族的費用。三方向的路線圖重製(參見拉頁Gogan泰雅部落圖)。
(3)此張地圖上,也因這場戰役而標示了新產生的地名地點。這些新給予的命名地點,其實也如同泰雅族的命名方式一樣,雖然都以日文命名,有的是為了紀念某人的英勇或戰歿事蹟,也有必須辨識戰略地點之需求而加以命名,例如:田丸合流點的田丸,是當時的隊長的姓氏,漆崎是紀念他的英勇事蹟,上野則是紀念他的戰歿,有的地名還留存至今日。這些新地名重製標示(參見拉頁Gogan泰雅部落圖)。
以文字而言,寫真帖最先依當時的慣例,請最高官階佐久間左馬太大將(也是總督,號為「研海」)題詞「開發皇土」,接著請前後任第一守備隊司令官小泉中將與野島少將題詞。
重要的序言,寬哉請最前線帶隊指揮官,臺灣守備步兵第一聯隊長奧村信猛上校來撰寫。奧村出身於石川縣,當地原為江戶幕府第一大藩屬「加賀藩」(前田家)。但他不只是一介武夫,還熟稔德語,研究兵書。在東京時,便曾翻譯出版當時歐陸新興強權,普魯士軍隊的治軍著作。
奧村在這一篇極為簡短的序文中,呈現看似勝仗,卻無喜色,僅以「在瘴煙蠻雨中,付出了重大犧牲,總算達成大目的。」數語道出這位身經百戰的軍官,感受這場戰役很值得紀念,卻不算勝得光彩。他形容交戰對手「獰猛兇惡」,但也軍人本色,尊重對手乃視馘首為其「唯一的生命道德」,從此話可知他理解對手並非可恨的犯罪對象。
所謂戰爭的勝敗得失其實很難計算,當年史料中,只知三線合計,當場日方人馬戰死傷損失461名(陣亡149人其中軍官士兵佔79人),各類的受傷生病者(生病救治以瘧疾、消化器及槍傷外傷最多)統計高達7,872人次。從這個數字來看,對手加起來頂多上千人泰雅勇士,其死傷數字不明。而從前述大正元年的人口統計仍有2千多人來看,推想不至於太多。可見前述奧村信猛連隊長並無誇大其功,或許還有些擔憂,因為,這才是開始的第一仗。
在短短的序言之後,依當時慣例,把統帥們肖像寫真排列在最前;一翻頁,即是命喪在臺灣高山叢林的官兵照片,二者形成強烈對比。寫真帖呈現中,寬哉對戰歿兵士遺骨,給予近照處理,對於其陣亡或跌落瀑布而死的地點也加以記錄,沒有隱瞞日方付出的慘重損失與代價。
寫真帖對於原住民Gogan泰雅人拍攝較少,衡量當時的情境,遠藤可接近的機會並不多。即令如此,他還是努力呈現對手的模樣。有一家族把家財道具都擺放在屋前,顯示泰雅人樸實無華的生活。女性們展現織布手藝傑作,男性們聚在一起有點拘謹的模樣,還有一張和談時的微妙氣氛等,這些場面似沒有要醜化敵方的意圖。
本冊最後2幅寫真,遠藤把收繳的槍械與泰雅人傳統武器,並列在一起作為結尾,而且在博物館特寫拍攝。這場戰役在日方的戰功記錄裡,前前後後Gogan與相關附近的泰雅人一共繳出了1,110支槍枝。遠藤好像要說,付出這麼多死傷代價,無非是為了這些槍械,似乎對照了蕃務總長大津麟平說過的話:「蕃人無罪,擁槍有罪」,其意味深長。

攝影史的意義
讀者從遠藤寬哉第二本《臺灣蕃地寫真帖》作品才知,在Gogan戰役之前,從1907年起到1912年(明治41~45年)的理蕃戰役,其實他即出入在交戰前線,拍攝過戰役樣態;他去過南部、中部與東部深山,甚至於蘭嶼部落,拍攝過各族樣貌,可見對原住民已有一定的認知。
在當時沒有鐵公路的交通條件下,這麼吃重的出入前線陣地的工作,見證戰禍與苦難,或許身心都難以負荷。緊接著1914年總督府與太魯閣群的大戰,就由寬哉的兒子遠藤克己來承接(與臺灣日日新報社柴辻誠太郎共同),拍攝作品編輯成《大正三年討蕃軍隊紀念寫真帖》,該書即是遠藤這一家族二代,所出版最後一本寫真帖。哥哥陸郎先於1914年逝世,寬哉驟逝於1925年,那時他正好出差東京,所以遺骨由兒子抱回臺北。 這一家遠從日本北方仙臺飄洋渡海來臺、打拼事業的3兄弟,至此結束後半人生舞台於臺灣。
從臺灣早期寫真歷史來看,本寫真帖不是最早的原住民寫真,但卻是記錄日本與原住民族戰爭的第一本戰地攝影的經典作,也是民間首度在臺灣出版,能夠被自由購買,容易被大眾所閱讀的戰地寫真帖。
臺灣原住民的影像紀錄在19世紀中葉攝影機技術發明之後,少數來自歐洲、加拿大的探險家、傳教士即有留下。本書主題特殊,對臺灣原住民記錄的時代也很早。以戰地攝影而言,早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的「征臺之役」,就有日本史上最初的隨軍記者做了攝影紀錄,可惜迄今除了一張照片之外,寫真帖沒有留下。
當時二名隨軍記者中,一名死在臺灣。前線戰地記者的危險性,跟今天世界上正發生的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等戰地現場,幾乎沒有兩樣。但身處於和平生活的大眾讀者,卻最想知道平行時空的遠方災難與戰爭實況。
比起文字記者的生動描繪報導,攝影更傳達了某種真實性(雖然也是部分真實),閱讀者能印證或更正或擴大自我的想像,這使得日本攝影史上戰地寫真帖,在新興小國日本打勝大清帝國與帝俄二大強國之後,因國內讀者以眼見為實的大量需求,而迅速發達。
提早一步來臺開業的遠藤寫真館,經歷過過甲午戰爭與臺灣乙未之戰,應知甲午、日俄二場戰地寫真帖大賣熱銷,當時引起業界檢討其出現的各種問題點。 戰地寫真可以迅速發揮功效,以視覺令人易解易懂,但也潛藏誇大與選擇性的宣傳效果,一方面,卻又具影響民意及輿情,以致後續可帶來檢討政策的可能。
關於臺灣原住民的學術攝影,在東亞世界裡更是開始很早,學術探險家鳥居龍藏背負著厚重玻璃感光底片,在原住民各地拍攝了許多照片,不僅是人類學先驅研究,他的書信短文也讓日本民間社會認知臺灣原住民的文化習俗。 1899年雖然是他率先於日本學界出版了學界最早的《人類學寫真集:臺灣紅頭嶼之部》,但是這部寫真帖由東京帝國大學所出版,且專於一族。而其他許多張玻璃底片的各族精緻寫真,存藏於東京大學校內,外界不易入手,
臺灣民間仍無法得知島內原住民生活空間的狀態。
介紹臺灣的寫真帖1900年代先有數冊出版,卻以平地為主。因此,雖然《臺灣日日新報》經常以大篇幅報導原住民的出草、蕃害、反抗、歸順等事件,前線記者描述非常生動逼真,可是一般人究竟難以得知原住民山區現場是何樣貌?尤其是「隘勇線」這個名詞,對日語讀者而言,在日本歷史上從沒有出現過,西方世界也難以認知。
時間要到1908年,首度以「隘勇線」為名的寫真帖,由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蕃務課編輯出版。那是一本很薄的小書,名為《臺灣蕃族界及隘勇線》,內容甚淺,僅簡要介紹各族群文化,關於隘勇線,既無任何文字說明,寫真也只有9幅,佔不到該書3分之1。與遠藤這本書同年於3月,蕃務課先出版了英文撰寫的報告,書名Report on the Control of the Aborigines in Formosa。該書相對比較完整介紹原住民各族群習俗文化,很少幅的寫真部分,被認為是森丑之助所攝。 文字內容有簡短說明「隘勇線」由來(原書英譯寫成Guard-Line)等,寫真10幅皆為靜態的隘勇線模樣與人力,文字簡短地介紹1906-1908年隘勇線推進的小戰役,其介紹的戰役,年代正好在遠藤這本書處理的Gogan戰爭之前。重點是前二書皆為官方所出版,非民間市場容易購得,後一書更是純用英文出版,當可理解總督府想要對國外說明與宣傳之目的,訴求對象排除了島內日語讀者。
這些當年時代背景因素也可解釋了,為何當遠藤寬哉這本討伐寫真帖出版後,立即引起熱銷的原因。本書應該是島內廣大民間人士,首度可得知與原住民戰爭前線狀態之完整寫真帖。當然,能出入戰場的隨軍攝影記者,有其必要傳達官軍所需的使命存在,但本書又是民間人編輯的出版品,和先前官方編輯的二書就產生了區隔,成為奇妙的二者視點兼顧的寫真帖。
有此一機會可發出自民間人的視點,遠藤寬哉到翌年第二本作品《臺灣蕃地寫真帖》出版時,就表露出來。他說:世人都誤解了臺灣原住民族群!可見他想傳達的,有來自於他個人獨到的心得與觀點。

結語
19世紀後葉,寫真是一門方興未艾的行業。臺灣處於日本的外地,在資訊傳達上,遠方渡來的人民與統治者,皆立即產生各種各類的需求,包含自然景物、人文風俗等,不僅總督府在資料收集以及學術應用等有各類用途,也吸引不少人投以獵奇商業的眼光來拍攝饒富趣味的民俗風情,因此產生了大量寫真帖出版,其中難免摻雜有參差不齊的現象,不能僅以「帝國之眼」一言以蔽之。
在臺灣原住民族所居領域的早期攝影上,早期有日本皇室宮內廳收藏的寫真帖,以及出版資訊不明的七腳川社討伐寫真,都不是民間社會所能一般購買閱讀。 尤其在Gogan戰役後續,發生了太魯閣戰役、霧社事變、甚至於後來各類施政成果與紀念類型的寫真,以至於到更大動員的二次大戰時期等,在20世紀前半整體寫真帖的數量,都壓倒性地多過於初期的理蕃戰役。因此出版於110年前遠藤寬哉的Gogan戰役寫真帖的價值,混跡在海量的寫真帖史料中,就容易為後世研究者所忽略。
以昔日寫真技術要保存百年以上確實不易,要貼近當時複雜的族群歷史背景,更需耗費一番工夫,才能穿越重重障礙給予解讀。原書不同於現代日文,當時是明治期,以片假名為主、且順序乃從右往左寫之典雅日文書寫體,須具備對明治期日文與對原住民族群文化背景知識之理解,才能推敲適切的中譯文。
且百年前的文獻,書中的泰雅語皆以日文拼音書寫,由於日文假名也是表音文字,當年聽到的音,可以直接記錄下來,對日文來說很方便。然而中文為表意文字,以聽音拼寫會造成音調與字義變化。時序經過百年來,泰雅語言的書寫系統已經逐漸確立,故本書不僅給予適切中譯,也力求以今日泰雅語書寫系統來復原成原語。 百年期間,遇到政權更迭,泰雅族部落位置也歷經變遷,且有不少同名部落容易混淆,此為泰雅族群的命名習慣,故需要給予多層解讀與考究,分辨今日部落山川名稱與位置,如表1。
在地名原語復原與位置考證上,本書參考了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泰雅族,1917《蕃族調查報告書》第4冊紗積族及1918第5冊、1920第7冊大夭族,1923《臺北州理蕃誌》,1931《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第5冊,以及戰後林修澈主編2018《臺灣原住民族部落事典》等書籍,加上比對今日Google地圖與請示泰雅耆老等作業過程。這些工序繁複的工作中,所幸得到許多泰雅族文史專家與耆老協助,幾乎所有泰雅語都得到復原與考證註釋。
湮沒百餘年後,本書重新問世,除可一窺百年前北部泰雅族人所居壯麗山川之生存空間,也見證了一段日、原、臺三族群交會的戰爭史。希望給有興趣於臺灣攝影史、原住民史、日治時代史、戰爭史、軍事史甚至東亞戰爭史的朋友們更好的史料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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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適用對象:成人(學術性)
  • 關鍵詞:理蕃政策,蕃地寫真帖,原住民族,日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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