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介紹
本書收錄十篇論文,上起清初末代耶穌會士賀清泰所譯《古新聖經》的研究,並及早期中英交涉的外交翻譯,進而進入清末,從《清議報》的譯詞一路開展至晚清特殊的外交翻譯問題,以及戲曲如《王寶釗》或小說如陳景韓所譯,甚至擴及字與翻譯,內容充實,相信出版後必能嘉惠學界。
目次
目 錄
導論 .......................................................................................................李奭學 -1-
馬若瑟與中國傳統戲曲 ...............................................................李奭學 1
—從馬譯《趙氏孤兒》談起
從《聖經》漢譯看修辭三體在清代的衍變 ........................鄭海娟 65
天朝的譯者 ........................................................................................王宏志 87
—從「阿耀事件」看通事在近代中英交往史上的位置
翻譯政治及漢學知識的生產 ....................................................關詩珮 149
威妥瑪與英國外交部的中國學生譯員計畫 (1843-1870)
近代「∼主義」的傳播與《清議報》 ..................................陳力衛 213
現代文學觀念的譯介與傳播: ...............................................蔡祝青 237
以近代英華/華英辭典編纂literature相關詞條為中心
晚清西學東漸史上的鄺其照 ......................................................鄒振環 305
論陳景韓西方復仇主題譯作與國民性改造的關係 .........禹 玲 363
戲劇經典的「翻譯」與跨文化改編 .....................................海 震 397
—從京劇《王寶川》到英語話劇《寶川夫人》
遊走於國族敍事和小敍事之間 ...............................................唐欣玉 421
清末民初的夏洛蒂.科黛形象研究
編/著/譯者簡介
李奭學簡介
或許是個性使然,我總難以國別為界而治文學,也難以斷代為限而究之,結果是發現自己在自得其樂時往往也旁涉其他的學科。我大學就讀的乃英文系,手中常捧的卻是中國三十年代的文史哲,否就是古來臺灣的各種書刊,通常還要外加傳統中國的經史子籍。進入碩士班,我主修英國伊利莎白時代的戲劇,卻又選美國自然主義小說為副修,並且常拿來和中國小說比對發微。
我只對文科感興趣,但已龐雜至此,唸博士時,我乾脆跳出單一學科而選擇比較文學系就讀。然而即使在這個稍為「專精」的求學階段,我仍然三分自己,首先攻讀從古希臘迄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方戲劇與史詩;二由《詩經》與諸子一路唸到唐詩宋詞與元曲,甚至是明清小說。最後我又到了神學院,由天主教神學讀起,旁及各種後現代思想,再止於反宗教改革等歷史課程。
興趣既然如此蕪雜,寫博士論文時,我幾乎「自然而然」就以明清之際入華的耶穌會證道故事為題。耶穌會是宗教團體,證道故事乃文學;耶穌會由歐洲來,所傳的證道故事卻得譯為亞洲的中文,口語的「講道學」於是轉為文言的「寫道學」。我後來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擴大研究,再探尤其是西方上古傳下來的各種類型的證道故事,於二○○五年出版《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一書。
如果我真的有比較穩定的研究對象,中國明清之際東來的歐洲中世紀文學是最主要的一項。寫完《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後,我思考的是中國基督宗教文學如何興起的問題。「翻譯」仍然是我的答案,所以我目前戮力以赴的另一相關專著係以天主教翻譯文學為題,所涉譯籍包括龍華民的《聖若撒法始末》、利瑪竇的《西琴曲意八章》、艾儒略的《聖夢歌》、高一志的《聖母行實》與《譬學》,以及陽瑪諾的《輕世金書》。
慚愧得很,即使在撰寫《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之際,我也時常「不務正業」,寫起中國與臺灣當代小說的評論,甚至擴大到了舉世此一或其他文類的當代代表,幾年來已彙有評論集三冊。若就系統性言之,我也寫了一本小書《三看白先勇》,略剖個人窺知的白氏和中西小說的關係。
「不務正業」的例子,還要包括我對英語史的興趣, 曾為初學者寫過一本《細說英語字源》。儘管如此,翻譯仍然是我最大的「外務」,曾把余國藩教授的《西遊記》英文專論和《重讀石頭記》等書用中文再述。對我而言,翻譯是藝術,除了一本《閱讀理論》外,動機大多是「有事,弟子服其勞」。我也和朋友合作, 用英文譯注過明末耶穌會會士高一志的《達道記言》。翻譯一道,我如今已久矣不為,但卻又變成個人的學術標籤之一。「無心插柳柳成蔭」,此之謂也歟?
序言/導讀
導言
李奭學
這是一本遲到的書。二○一二年,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
所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翻譯研究中心聯合籌辦了一個
「從晚明到晚清:文學.翻譯.知識建構」的會議,與會者分別
從臺灣、香港、中國、日本而來。會議結束後,當時主編卻因故
而未及時把論文編輯成書,我責無旁貸,遂挑起編書的重責。但
我事多,從審稿開始,又和助理張穩蘋花了不少時間把全書定
稿。此書雖然新義不減,此刻卻已屆乎近年,離召開會議十載寒
冬已過。無論如何,當下書已編成,但遲到之過,其罪在我。
開書首篇,是拙作〈馬若瑟與中國傳統戲曲:從馬譯《趙氏
孤兒》談起〉。馬若瑟是康熙年間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士,他在
中西文化匯通上的重要性,絕不下於明末或清末來到震旦古國
的許多西方傳教士。中國戲曲西傳,馬若瑟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63) 譯的《趙氏孤兒》是首例,影響廣被法國的伏爾泰
(Voltaire, 1694-1778) 和愛爾蘭的墨菲 (Arthur Murphy, 1727-1805)
等重要的文壇中人。馬若瑟的譯本略掉了不少唱詞,他也因此而
廣受批評,以為是中國戲曲的門外漢。拙作從馬氏身前未及刊行
的《漢語劄記》(Notitia linguæ sinicæ) 下手,一窺馬氏和明人臧
懋循 (1550-1620) 所纂《元曲選》之間的關係,發現他熟捻元曲
的程度不下於清季一般文人。循此,拙作再深入《趙氏孤兒》的
法譯本,在杜欣欣教授指出的馬譯曲文之外1,又找到一些法譯
了的曲詞,說明馬氏不僅精通元曲,中國文學的傳統也在行。拙
作寫來目的不在為馬若瑟平反,而在指出不談中西比較文學便
罷,要談,則不能忽視馬氏的貢獻。
談到傳教士,《聖經》不能不提。我們幸而有一位中文《聖
1 杜欣欣:〈文學、翻譯、批評:從貝爾曼翻譯評論看馬若瑟之《趙氏孤
兒》〉,《編譯論叢》第三卷第二期(2010年9月),頁75-76。
導言 -7-
經》專家:中國社科院的鄭海娟博士。她的博士論文,處理的便
是賀清泰中譯的《古新聖經》。賀氏於乾隆年間來華,先用滿文
把《聖經》譯完,而大約在一七九○年左右,他著手中譯武加大
本 (the Vulgate)《聖經》。為求雅俗共賞,更以提供《聖經》道
理為務,他的《古新聖經》乃出以京白,和武加大本以通俗為務
前後唱和。一般來講,中譯《聖經》的首要考慮乃文體 (style),
而聖奧斯定 (St. Augustine of Hippo, 354 –430) 在《論天主教義》
(On Christian Doctrine) 裏提出的上、中、下三體之說,遂為賀清
泰挪轉,以供辨析中國語言的體式之用。聖奧斯定的三體說,奠
基於拉丁文之上,賀清泰轉之以釐清文言(深文理)、淺文理與
白話。鄭博士引經據典,把綿延到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
–1834) 都還關心有加的三種體調一一論說,勾勒早期《聖經》
譯家筆下的心跡,昭昭可見。
香港中文大學的王宏志教授是該校翻譯系的講座教授兼主
任,除了早期的英文專書外,一生所寫幾乎都和翻譯史有關。他
筆下〈天朝的譯者:從「阿耀事件」看通事在近代中英交往史上
的位置〉,把李懷遠 (fl. 1813) 這個人稱「阿耀」的廣州通事的
事跡,查考得清楚非常。原來在嘉慶年間,「阿耀」替東印度公
司送信送禮到北京,不過是一般譯員的簡單工作,結果天家雖無
不悅之意,回到廣州隨即下獄候斬。其後幸賴當地英商營救,得
以免死,但發配伊犁。「阿耀事件」充分顯示,譯員在鴉片戰爭
前地位薄弱,官員伺機便可要命。即使翻譯在佛教史上重要非
常,是中印之間信仰非有不可的溝通行為,鳩摩羅什 (344-413)
和玄奘 (602-664) 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唐人劉禹錫 (772-
842) 其後在〈送僧方及南謁柳員外〉中,脫口而出仍有「勿謂
-8- 清代文學與翻譯
翻譯徒,不為文雅雄」的警示2,對翻譯的看法負面到極點。
「阿耀事件」給現代人的啟示是,自我中心的世界觀,如今可要
重省了。
關詩珮教授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她的〈翻譯政治
及漢學知識的生產:威妥瑪與英國外交部的中國學生譯員計畫
(1843-1870)〉從英國政府的立場出發,充分說明在西方也持「天
朝心態」的日不落國,在鴉片戰爭前後發現自己中文程度太差,
所以不得不調整心態,在漢學大師威妥瑪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 的鼓吹下,努力建造一支中英語互譯的中國譯員大
軍的過程。關教授出身倫敦大學,嘗深入英國檔案局,翻閱和威
妥瑪的計畫相關的資料,指出英國漢學的成立和翻譯難分難解。
其實何止英國,整個西方的漢學都源自翻譯,可以說沒有翻譯就
沒有西方漢學。威妥瑪是這個觀念的打造者,也是實踐者。關教
授精辟的高論,讀之欣然。鴉片戰爭若放在關教授的論述中持平
來看,總算也有一點正面的歷史意義。
按照劉禾的說法,因英語世界所形成的今天中文語彙,大多
攸關日本3。陳力衛教授任教於日本成城大學,既是日本語言史
的研究者,也是由日西傳的中國語彙的方家,收在本書中的〈近
代「~主義」的傳播與《清議報》〉,所談就是由英譯日,再由
日本輸入中國的「主義」一詞。這類語彙的媒介者,不外是清末
的革命黨、維新派和留日的中國學生。陳力衛教授單挑《清議
報》研究,因為這是當時維新派在東京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上承
2 劉禹錫:〈送僧方及南謁柳員外〉,見《劉禹錫集》整理組點校,卞孝萱校
訂:《劉禹錫集》,全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下冊,頁396。
3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2-36 and pp. 284-301.
導言 -9-
《時務報》,下啓《新民叢報》,主編則為流亡當地的梁啓超
(1873-1929)。《時務報》為旬報,月出三期,陳教授深入考察
「~主義」的形成,收穫頗富。他一手統計學似的調查研究,發
現近代中文中的「~主義」多因《清議報》而由日本傳入。〈近
代「~主義」的傳播與《清議報》〉研究得最透徹的,應該是
「帝國主義」一詞。日文形成當下,並無今天的貶義,而類似的
中文辭彙,隨著百期《清議報》出刊,一個個便打入中國人的心
裏,而且多半流傳迄今,早已是中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文學裏的「主義」相當多,譯來多半還是受到日本的影響。
臺灣大學蔡祝青教授的〈現代文學觀念的譯介與傳播:以近代
英華/華英辭典編纂literature相關詞條為中心〉一文,甚至認為
「文學」一詞今義的形成,在中國傳統外,日本所編的辭書也有
所衝擊。這方面,日本學者已有申說,可惜照顧到中文的程度
有限4。我認為最大的貢獻,仍為蔡教授此文。精確說來,「文
學」之所以可以對譯literature,而且日趨穩定,一九○八年顏惠
慶 (1877-1950) 主編的《英華大辭典》功不可沒,而顏編正是
一本融彙了諸如人在日本傳教的美國 平文 (James Curtis Hepburn,
1813-1911) 的《和英語林集成》的辭書。蔡文不尚虛證,言必有
據,寫來擲地有聲,乃青年學子務實學風的典範。
顏惠慶之外,和清末的語言文化有關的人,還有鄺其照
(1845-1891)。鄺氏其實不是個小人物:除了曾帶領清末童生赴美
4 見鈴木貞美:『日本の文学概念』(東京:作品社,1998),頁77-80;另
見李奭學:〈沒有晚明,何來晚清?─「文學」的現代性之旅〉,《華
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0卷,總第258期(2018年7月),
頁72-80,以及Sher-shiueh Li, “The Multiple Beginning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David Der-wei Wang, eds.,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29-34。
-10- 清代文學與翻譯
留學外,更大的貢獻在編出最早的英語教材,又是中國人觸及辭
典編纂的第一人。中英兩種語言的互換,他是奠基人。目睹帝國
主義橫行,他在澳門創辦《廣報》,推行民族主義,救亡圖存,
又是個報人;和顏惠慶一樣,他同時擁有政治人物的身分。晚清
西學東漸,鄺其照貢獻不小。復旦大學鄒振環教授的〈晚清西學
東漸史上的鄺其照〉不是首篇研究鄺氏的論文,卻是迄今寫得最
有特色的一篇。鄒教授以寫傳的精神,首先勾勒鄺其照的生平,
繼之則進入文本,分析鄺氏重要的編著如《華英字典集成》、
《英語彙腋》和《應酬寶笈》等溝通中英語言的著作;說鄺氏是
位教育家或文化人,其實也不為過。我同樣以欣喜之情將本文收
入書中,蓋清末西學東漸的歷史,終於發展出一個新的面向,足
供來者步武。
較之鄺其照,陳景韓 (1878-1965) 受到的注意較小。他也是
位報人,曾為上海《申報》的總編輯,辦報力求客觀,傳達民
隱,兼以民情,政治立場則介於維新派與革命黨之間,但救國救
民的出發點不會錯。他從日文中譯部分大仲馬 (Alexandre Dumas,
1802-1870) 的《基督山恩仇記》(Le Comte de Monte-Cristo),題
為《窟中人》,發表在民國成立前二、三年的《時報》上,目的
在揭示故事中人復仇的過程,兼以警醒當時列強瓜分下的中國
人。禹玲教授在湖南科技大學致力於比較文學,是位相當年輕的
學者。〈論陳景韓西方復仇主題譯作與國民性改造的關係〉一文
中,她慧眼獨具,從陳景韓辦報的立場瞅出陳氏對於「復仇」主
題特別的關懷,也指出國仇家難下,中國人對抗外敵的「復仇
觀」絕對說得通。從翻譯理論的角度看,陳景韓和清末許多譯家
一樣,走的都是操縱學派與目的論者兼具的路數,亦即他們不以
忠實為翻譯最高的準繩,而是唯目的是尚,不理會自己是否割裂
了原著。「復仇」的主題,禹教授可以寫成「復仇」的美學,將
導言 -11-
清末從蘇曼殊 (1884-1918) 以來的典型譯論發揮得淋漓盡致。
海震教授任教於中國戲曲學院,是中國古典戲曲的方家。
他的〈戲劇經典的「翻譯」與跨文化改編:從京劇《王寶釧》
到英語話劇《寶釧夫人》〉主要討論的是民國二○年代熊式
一 (1902-1991) 編譯的英語話劇《寶釧夫人》(Lady Precious
Stream),不過說其原始,熊氏可能以為他在英譯清末以來的京
劇《王寶釧》。中國傳統梨園中,《王寶釧》和《四郎探母》等
戲碼都是熱門的劇目,從「國劇」流行到了地方戲。海震教授指
出,《王寶釧》固無專目,是從各種地方戲如《秋胡戲妻》等所
謂「薛八齣」演變成單一的戲曲,而熊式一所謂「翻譯」從無定
本可言,而這又如何符合傳統所稱的「翻譯」?熊式一還改動原
來的故事形態:代戰公主不見了,唯王寶釧獨守寒窯。如此「翻
譯」,顯然因為英語世界沒有「三妻四妾」的儒門觀念所致。熊
式一的「翻譯策略」迎合了西方人的倫理要求,《寶釧夫人》三
年內在英美兩國演出達九百餘場,說明跨了文化倒不一定就得踽
踽獨行。熊氏之「作」和禹玲教授筆下陳景韓的《窟中人》一
樣,都是某種翻譯改編。海震教授一一釐清熊式一的英語故事,
等於在檢驗 《王寶釧》或中國傳統和西方倫理實踐的出入。
從清末迄民初,中國國勢凌夷,國運日蹙,時人對於英雄人
物的期待遠勝於對小兒小女的渴慕。在這種情況下,世界英豪的
傳記一部部傳入中國─由日本或直接就來自西方。重慶郵電大
學唐欣玉教授的〈遊走於國族敘事和小敘事之間─清末民初的
夏洛蒂.科黛形象研究〉是一篇典型的形象研究 (image study),
取以究之的人物正是標題中的法國女傑夏洛蒂.科黛 (Charlotte
Corday, 1768-1793)。科黛活躍於法國大革命之時,是位溫和派
的共合主張者,因為行刺激進的雅各賓黨 (the Jocobins) 領袖馬
哈 (Jean-Paul Marat, 1743–1793) 不成,下獄處死。科黛的溫和主
-12- 清代文學與翻譯
張,原不容於其後中國革命黨人,但卻因此而見容於唯新派人士
如梁啓超等。他們紛紛由岡本監輔 (1839-1904) 的《萬國史記》
等書,將科黛帶進中國。在急需英雄的時代,她不分皂白青紅在
中國便變成了一位西方「英雌」,大量見載於其時各種著譯之
中。唐教授取了《沙魯吐格爾垤孃》、《為自由流血者─沙魯
吐格爾垤孃》、《胭脂血》和《法蘭西革命風雲中之英雄兒女》
四個譯本,一探科黛由國族的大敘事回復其兒女之身的個人小敘
事,寫來極具洞見,是研究清末因時著譯的鴻文。本書由此收
稍,允稱恰當。
當初我們開會,討論的主題其實是「知識建構」這四個字。
不過不論佛教,一牽扯到這個議題,時間上總離不開晚明與晚
清,而且兩個時代也互為因果,最後還會建構出「中國近代」這
個更大的文化與時間觀。我們進一步思考「近代」的形塑,則
「翻譯」這種活動絕難脫離中心。與會的我們都是人文學者,所
關懷的「文學」,因此絕對會變成論述的話題。我們籌辦會議,
心中所存,其實也約略如上。本書定名為《清代文學與翻譯》,
暫時把「晚明」置諸括號,不是說此時不重要,而是與會者提出
來的研究多關乎清代,有「正名」必要。最後,在結束這篇導言
之前,容我為本書的遲到再致歉意,其罪確實在我。
分類
其他詳細資訊
- 適用對象:成人(學術性)
- 關鍵詞:清代文學,翻譯
- 附件:無附件
- 頁/張/片數:472
授權資訊
- 著作財產權管理機關或擁有者: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