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與翻譯

書籍介紹

本書收錄十篇論文，上起清初末代耶穌會士賀清泰所譯《古新聖經》的研究，並及早期中英交涉的外交翻譯，進而進入清末，從《清議報》的譯詞一路開展至晚清特殊的外交翻譯問題，以及戲曲如《王寶釗》或小說如陳景韓所譯，甚至擴及字與翻譯，內容充實，相信出版後必能嘉惠學界。

目次

目　錄
導論 .......................................................................................................李奭學 -1-
馬若瑟與中國傳統戲曲 ...............................................................李奭學 1
　—從馬譯《趙氏孤兒》談起
從《聖經》漢譯看修辭三體在清代的衍變 ........................鄭海娟 65
天朝的譯者 ........................................................................................王宏志 87
　—從「阿耀事件」看通事在近代中英交往史上的位置
翻譯政治及漢學知識的生產 ....................................................關詩珮 149
　威妥瑪與英國外交部的中國學生譯員計畫 (1843-1870)
近代「∼主義」的傳播與《清議報》 ..................................陳力衛 213
現代文學觀念的譯介與傳播： ...............................................蔡祝青 237
　以近代英華／華英辭典編纂literature相關詞條為中心
晚清西學東漸史上的鄺其照 ......................................................鄒振環 305
論陳景韓西方復仇主題譯作與國民性改造的關係 .........禹　玲 363
戲劇經典的「翻譯」與跨文化改編 .....................................海　震 397
　—從京劇《王寶川》到英語話劇《寶川夫人》
遊走於國族敍事和小敍事之間 ...............................................唐欣玉 421
　清末民初的夏洛蒂．科黛形象研究

編／著／譯者簡介

李奭學簡介
或許是個性使然，我總難以國別為界而治文學，也難以斷代為限而究之，結果是發現自己在自得其樂時往往也旁涉其他的學科。我大學就讀的乃英文系，手中常捧的卻是中國三十年代的文史哲，否就是古來臺灣的各種書刊，通常還要外加傳統中國的經史子籍。進入碩士班，我主修英國伊利莎白時代的戲劇，卻又選美國自然主義小說為副修，並且常拿來和中國小說比對發微。
我只對文科感興趣，但已龐雜至此，唸博士時，我乾脆跳出單一學科而選擇比較文學系就讀。然而即使在這個稍為「專精」的求學階段，我仍然三分自己，首先攻讀從古希臘迄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方戲劇與史詩；二由《詩經》與諸子一路唸到唐詩宋詞與元曲，甚至是明清小說。最後我又到了神學院，由天主教神學讀起，旁及各種後現代思想，再止於反宗教改革等歷史課程。
興趣既然如此蕪雜，寫博士論文時，我幾乎「自然而然」就以明清之際入華的耶穌會證道故事為題。耶穌會是宗教團體，證道故事乃文學；耶穌會由歐洲來，所傳的證道故事卻得譯為亞洲的中文，口語的「講道學」於是轉為文言的「寫道學」。我後來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擴大研究，再探尤其是西方上古傳下來的各種類型的證道故事，於二○○五年出版《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一書。
如果我真的有比較穩定的研究對象，中國明清之際東來的歐洲中世紀文學是最主要的一項。寫完《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後，我思考的是中國基督宗教文學如何興起的問題。「翻譯」仍然是我的答案，所以我目前戮力以赴的另一相關專著係以天主教翻譯文學為題，所涉譯籍包括龍華民的《聖若撒法始末》、利瑪竇的《西琴曲意八章》、艾儒略的《聖夢歌》、高一志的《聖母行實》與《譬學》，以及陽瑪諾的《輕世金書》。
慚愧得很，即使在撰寫《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之際，我也時常「不務正業」，寫起中國與臺灣當代小說的評論，甚至擴大到了舉世此一或其他文類的當代代表，幾年來已彙有評論集三冊。若就系統性言之，我也寫了一本小書《三看白先勇》，略剖個人窺知的白氏和中西小說的關係。
「不務正業」的例子，還要包括我對英語史的興趣， 曾為初學者寫過一本《細說英語字源》。儘管如此，翻譯仍然是我最大的「外務」，曾把余國藩教授的《西遊記》英文專論和《重讀石頭記》等書用中文再述。對我而言，翻譯是藝術，除了一本《閱讀理論》外，動機大多是「有事，弟子服其勞」。我也和朋友合作， 用英文譯注過明末耶穌會會士高一志的《達道記言》。翻譯一道，我如今已久矣不為，但卻又變成個人的學術標籤之一。「無心插柳柳成蔭」，此之謂也歟？

序言／導讀

導言 李奭學 這是一本遲到的書。二○一二年，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 所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翻譯研究中心聯合籌辦了一個 「從晚明到晚清：文學．翻譯．知識建構」的會議，與會者分別 從臺灣、香港、中國、日本而來。會議結束後，當時主編卻因故 而未及時把論文編輯成書，我責無旁貸，遂挑起編書的重責。但 我事多，從審稿開始，又和助理張穩蘋花了不少時間把全書定 稿。此書雖然新義不減，此刻卻已屆乎近年，離召開會議十載寒 冬已過。無論如何，當下書已編成，但遲到之過，其罪在我。 開書首篇，是拙作〈馬若瑟與中國傳統戲曲：從馬譯《趙氏 孤兒》談起〉。馬若瑟是康熙年間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士，他在 中西文化匯通上的重要性，絕不下於明末或清末來到震旦古國 的許多西方傳教士。中國戲曲西傳，馬若瑟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63) 譯的《趙氏孤兒》是首例，影響廣被法國的伏爾泰 (Voltaire, 1694-1778) 和愛爾蘭的墨菲 (Arthur Murphy, 1727-1805) 等重要的文壇中人。馬若瑟的譯本略掉了不少唱詞，他也因此而 廣受批評，以為是中國戲曲的門外漢。拙作從馬氏身前未及刊行 的《漢語劄記》(Notitia linguæ sinicæ) 下手，一窺馬氏和明人臧 懋循 (1550-1620) 所纂《元曲選》之間的關係，發現他熟捻元曲 的程度不下於清季一般文人。循此，拙作再深入《趙氏孤兒》的 法譯本，在杜欣欣教授指出的馬譯曲文之外1，又找到一些法譯 了的曲詞，說明馬氏不僅精通元曲，中國文學的傳統也在行。拙 作寫來目的不在為馬若瑟平反，而在指出不談中西比較文學便 罷，要談，則不能忽視馬氏的貢獻。 談到傳教士，《聖經》不能不提。我們幸而有一位中文《聖 1 杜欣欣：〈文學、翻譯、批評：從貝爾曼翻譯評論看馬若瑟之《趙氏孤 兒》〉，《編譯論叢》第三卷第二期（2010年9月），頁75-76。 導言　-7- 經》專家：中國社科院的鄭海娟博士。她的博士論文，處理的便 是賀清泰中譯的《古新聖經》。賀氏於乾隆年間來華，先用滿文 把《聖經》譯完，而大約在一七九○年左右，他著手中譯武加大 本 (the Vulgate)《聖經》。為求雅俗共賞，更以提供《聖經》道 理為務，他的《古新聖經》乃出以京白，和武加大本以通俗為務 前後唱和。一般來講，中譯《聖經》的首要考慮乃文體 (style)， 而聖奧斯定 (St. Augustine of Hippo, 354 –430) 在《論天主教義》 (On Christian Doctrine) 裏提出的上、中、下三體之說，遂為賀清 泰挪轉，以供辨析中國語言的體式之用。聖奧斯定的三體說，奠 基於拉丁文之上，賀清泰轉之以釐清文言（深文理）、淺文理與 白話。鄭博士引經據典，把綿延到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 –1834) 都還關心有加的三種體調一一論說，勾勒早期《聖經》 譯家筆下的心跡，昭昭可見。 香港中文大學的王宏志教授是該校翻譯系的講座教授兼主 任，除了早期的英文專書外，一生所寫幾乎都和翻譯史有關。他 筆下〈天朝的譯者：從「阿耀事件」看通事在近代中英交往史上 的位置〉，把李懷遠 (fl. 1813) 這個人稱「阿耀」的廣州通事的 事跡，查考得清楚非常。原來在嘉慶年間，「阿耀」替東印度公 司送信送禮到北京，不過是一般譯員的簡單工作，結果天家雖無 不悅之意，回到廣州隨即下獄候斬。其後幸賴當地英商營救，得 以免死，但發配伊犁。「阿耀事件」充分顯示，譯員在鴉片戰爭 前地位薄弱，官員伺機便可要命。即使翻譯在佛教史上重要非 常，是中印之間信仰非有不可的溝通行為，鳩摩羅什 (344－413) 和玄奘 (602－664) 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唐人劉禹錫 (772－ 842) 其後在〈送僧方及南謁柳員外〉中，脫口而出仍有「勿謂 -8-　清代文學與翻譯 翻譯徒，不為文雅雄」的警示2，對翻譯的看法負面到極點。 「阿耀事件」給現代人的啟示是，自我中心的世界觀，如今可要 重省了。 關詩珮教授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她的〈翻譯政治 及漢學知識的生產：威妥瑪與英國外交部的中國學生譯員計畫 (1843-1870)〉從英國政府的立場出發，充分說明在西方也持「天 朝心態」的日不落國，在鴉片戰爭前後發現自己中文程度太差， 所以不得不調整心態，在漢學大師威妥瑪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 的鼓吹下，努力建造一支中英語互譯的中國譯員大 軍的過程。關教授出身倫敦大學，嘗深入英國檔案局，翻閱和威 妥瑪的計畫相關的資料，指出英國漢學的成立和翻譯難分難解。 其實何止英國，整個西方的漢學都源自翻譯，可以說沒有翻譯就 沒有西方漢學。威妥瑪是這個觀念的打造者，也是實踐者。關教 授精辟的高論，讀之欣然。鴉片戰爭若放在關教授的論述中持平 來看，總算也有一點正面的歷史意義。 按照劉禾的說法，因英語世界所形成的今天中文語彙，大多 攸關日本3。陳力衛教授任教於日本成城大學，既是日本語言史 的研究者，也是由日西傳的中國語彙的方家，收在本書中的〈近 代「~主義」的傳播與《清議報》〉，所談就是由英譯日，再由 日本輸入中國的「主義」一詞。這類語彙的媒介者，不外是清末 的革命黨、維新派和留日的中國學生。陳力衛教授單挑《清議 報》研究，因為這是當時維新派在東京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上承 2 劉禹錫：〈送僧方及南謁柳員外〉，見《劉禹錫集》整理組點校，卞孝萱校 訂：《劉禹錫集》，全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下冊，頁396。 3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2-36 and pp. 284-301. 導言　-9- 《時務報》，下啓《新民叢報》，主編則為流亡當地的梁啓超 (1873－1929)。《時務報》為旬報，月出三期，陳教授深入考察 「~主義」的形成，收穫頗富。他一手統計學似的調查研究，發 現近代中文中的「~主義」多因《清議報》而由日本傳入。〈近 代「~主義」的傳播與《清議報》〉研究得最透徹的，應該是 「帝國主義」一詞。日文形成當下，並無今天的貶義，而類似的 中文辭彙，隨著百期《清議報》出刊，一個個便打入中國人的心 裏，而且多半流傳迄今，早已是中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文學裏的「主義」相當多，譯來多半還是受到日本的影響。 臺灣大學蔡祝青教授的〈現代文學觀念的譯介與傳播：以近代 英華/華英辭典編纂literature相關詞條為中心〉一文，甚至認為 「文學」一詞今義的形成，在中國傳統外，日本所編的辭書也有 所衝擊。這方面，日本學者已有申說，可惜照顧到中文的程度 有限4。我認為最大的貢獻，仍為蔡教授此文。精確說來，「文 學」之所以可以對譯literature，而且日趨穩定，一九○八年顏惠 慶 (1877－1950) 主編的《英華大辭典》功不可沒，而顏編正是 一本融彙了諸如人在日本傳教的美國 平文 (James Curtis Hepburn, 1813-1911) 的《和英語林集成》的辭書。蔡文不尚虛證，言必有 據，寫來擲地有聲，乃青年學子務實學風的典範。 顏惠慶之外，和清末的語言文化有關的人，還有鄺其照 (1845-1891)。鄺氏其實不是個小人物：除了曾帶領清末童生赴美 4 見鈴木貞美：『日本の文学概念』（東京：作品社，1998），頁77-80；另 見李奭學：〈沒有晚明，何來晚清？─「文學」的現代性之旅〉，《華 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0卷，總第258期（2018年7月）， 頁72-80，以及Sher-shiueh Li, “The Multiple Beginning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David Der-wei Wang, eds.,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29-34。 -10-　清代文學與翻譯 留學外，更大的貢獻在編出最早的英語教材，又是中國人觸及辭 典編纂的第一人。中英兩種語言的互換，他是奠基人。目睹帝國 主義橫行，他在澳門創辦《廣報》，推行民族主義，救亡圖存， 又是個報人；和顏惠慶一樣，他同時擁有政治人物的身分。晚清 西學東漸，鄺其照貢獻不小。復旦大學鄒振環教授的〈晚清西學 東漸史上的鄺其照〉不是首篇研究鄺氏的論文，卻是迄今寫得最 有特色的一篇。鄒教授以寫傳的精神，首先勾勒鄺其照的生平， 繼之則進入文本，分析鄺氏重要的編著如《華英字典集成》、 《英語彙腋》和《應酬寶笈》等溝通中英語言的著作；說鄺氏是 位教育家或文化人，其實也不為過。我同樣以欣喜之情將本文收 入書中，蓋清末西學東漸的歷史，終於發展出一個新的面向，足 供來者步武。 較之鄺其照，陳景韓 (1878-1965) 受到的注意較小。他也是 位報人，曾為上海《申報》的總編輯，辦報力求客觀，傳達民 隱，兼以民情，政治立場則介於維新派與革命黨之間，但救國救 民的出發點不會錯。他從日文中譯部分大仲馬 (Alexandre Dumas, 1802－1870) 的《基督山恩仇記》(Le Comte de Monte-Cristo)，題 為《窟中人》，發表在民國成立前二、三年的《時報》上，目的 在揭示故事中人復仇的過程，兼以警醒當時列強瓜分下的中國 人。禹玲教授在湖南科技大學致力於比較文學，是位相當年輕的 學者。〈論陳景韓西方復仇主題譯作與國民性改造的關係〉一文 中，她慧眼獨具，從陳景韓辦報的立場瞅出陳氏對於「復仇」主 題特別的關懷，也指出國仇家難下，中國人對抗外敵的「復仇 觀」絕對說得通。從翻譯理論的角度看，陳景韓和清末許多譯家 一樣，走的都是操縱學派與目的論者兼具的路數，亦即他們不以 忠實為翻譯最高的準繩，而是唯目的是尚，不理會自己是否割裂 了原著。「復仇」的主題，禹教授可以寫成「復仇」的美學，將 導言　-11- 清末從蘇曼殊 (1884－1918) 以來的典型譯論發揮得淋漓盡致。 海震教授任教於中國戲曲學院，是中國古典戲曲的方家。 他的〈戲劇經典的「翻譯」與跨文化改編：從京劇《王寶釧》 到英語話劇《寶釧夫人》〉主要討論的是民國二○年代熊式 一 (1902－1991) 編譯的英語話劇《寶釧夫人》(Lady Precious Stream)，不過說其原始，熊氏可能以為他在英譯清末以來的京 劇《王寶釧》。中國傳統梨園中，《王寶釧》和《四郎探母》等 戲碼都是熱門的劇目，從「國劇」流行到了地方戲。海震教授指 出，《王寶釧》固無專目，是從各種地方戲如《秋胡戲妻》等所 謂「薛八齣」演變成單一的戲曲，而熊式一所謂「翻譯」從無定 本可言，而這又如何符合傳統所稱的「翻譯」？熊式一還改動原 來的故事形態：代戰公主不見了，唯王寶釧獨守寒窯。如此「翻 譯」，顯然因為英語世界沒有「三妻四妾」的儒門觀念所致。熊 式一的「翻譯策略」迎合了西方人的倫理要求，《寶釧夫人》三 年內在英美兩國演出達九百餘場，說明跨了文化倒不一定就得踽 踽獨行。熊氏之「作」和禹玲教授筆下陳景韓的《窟中人》一 樣，都是某種翻譯改編。海震教授一一釐清熊式一的英語故事， 等於在檢驗 《王寶釧》或中國傳統和西方倫理實踐的出入。 從清末迄民初，中國國勢凌夷，國運日蹙，時人對於英雄人 物的期待遠勝於對小兒小女的渴慕。在這種情況下，世界英豪的 傳記一部部傳入中國─由日本或直接就來自西方。重慶郵電大 學唐欣玉教授的〈遊走於國族敘事和小敘事之間─清末民初的 夏洛蒂．科黛形象研究〉是一篇典型的形象研究 (image study)， 取以究之的人物正是標題中的法國女傑夏洛蒂．科黛 (Charlotte Corday, 1768-1793)。科黛活躍於法國大革命之時，是位溫和派 的共合主張者，因為行刺激進的雅各賓黨 (the Jocobins) 領袖馬 哈 (Jean-Paul Marat, 1743–1793) 不成，下獄處死。科黛的溫和主 -12-　清代文學與翻譯 張，原不容於其後中國革命黨人，但卻因此而見容於唯新派人士 如梁啓超等。他們紛紛由岡本監輔 (1839-1904) 的《萬國史記》 等書，將科黛帶進中國。在急需英雄的時代，她不分皂白青紅在 中國便變成了一位西方「英雌」，大量見載於其時各種著譯之 中。唐教授取了《沙魯吐格爾垤孃》、《為自由流血者─沙魯 吐格爾垤孃》、《胭脂血》和《法蘭西革命風雲中之英雄兒女》 四個譯本，一探科黛由國族的大敘事回復其兒女之身的個人小敘 事，寫來極具洞見，是研究清末因時著譯的鴻文。本書由此收 稍，允稱恰當。 當初我們開會，討論的主題其實是「知識建構」這四個字。 不過不論佛教，一牽扯到這個議題，時間上總離不開晚明與晚 清，而且兩個時代也互為因果，最後還會建構出「中國近代」這 個更大的文化與時間觀。我們進一步思考「近代」的形塑，則 「翻譯」這種活動絕難脫離中心。與會的我們都是人文學者，所 關懷的「文學」，因此絕對會變成論述的話題。我們籌辦會議， 心中所存，其實也約略如上。本書定名為《清代文學與翻譯》， 暫時把「晚明」置諸括號，不是說此時不重要，而是與會者提出 來的研究多關乎清代，有「正名」必要。最後，在結束這篇導言 之前，容我為本書的遲到再致歉意，其罪確實在我。

分類

• 書籍分類 ：教育學習
• 出版品分類：圖書
• 主題分類： 教育文化
• 施政分類： 文化及觀光>文化傳播

其他詳細資訊

• 適用對象：成人(學術性)
• 關鍵詞：清代文學,翻譯
• 附件：無附件
• 頁/張/片數：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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