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介紹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在1958年出版的《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又譯《人的境況》）中曾提及，科技進步與自動化深刻地改變了人類對「積極生活」（vita activa）的認知，並加劇了「世界疏離」（world alienation）的現象。所謂積極生活，由勞動（labor）、工作（work）與行動（action）三者所構成，當科技改變積極生活而使得我們遠離自然與真實的公共互動時，人會退縮到自我的主觀經驗當中，這便是世界疏離。具體來講，如果世界是一座由藝術工匠精心雕琢的宏偉教堂，科技進步與自動化就像是將這座建築拆解後，改造成一條無限循環的自動輸送帶，我們在輸送帶上不再是為了交流或建築，而是忙於吞吐那些不斷出現又快速消失的拋棄式物件，最終忘了本身曾是可以親手築起世界的建築師。
承接上述的「積極生活」觀點，法律與法律的制定在本質上可歸屬於「工作」的範疇，而應對犯罪行為則涉及「行動」中特有的原諒與懲罰之機制。法律是人類為了讓自由的「行動」成為可能而建立的穩固圍牆（工作）；而面對行動中必然產生的傷害與犯罪，則需要透過「原諒」（forgiveness）與「承諾」（promise）這兩種特有能力來維繫世界的完整性。透過彼此承諾，人們能對未來的合作建立基本信任；而原諒作為救贖，具有「創造奇蹟」的功能，它能中斷原本會不斷延伸、互為因果的報復鏈結，人們會因為原諒而不再受困於過去的錯誤，這使得「新生」（natality）再度成為可能，讓所有人能再次向前走，而不是受困於不可回復的悲劇當中。當然，如果某些行為對世界造成了無法被輕易寬恕的損害時，懲罰便成為維繫正義與秩序的必要手段。無論如何，原諒與懲罰具有共同的目標：終止無止境的因果連鎖反應。
《人的條件》復指出，「多元性」（plurality）是人類存在的根本處境，更是「行動」得以發生的充分必要條件。而多元性包含兩個層面：「平等」（equality）與「差異」（distinction），平等使得我們能夠互相理解，並能預期未來；差異使得行動不再只是生物性的反應，而是揭示個體獨特性的契機。多元性讓歷史不至於淪為機械式的因果循環，同時確保了人類事務中始終存在著「創造奇蹟」的可能性。只有維持「平等」與「差異」這兩者的平衡，人類的自由才真正成為可能。易言之，自由不能在孤立中實現，它必須依賴於多元性而存在。
在古希臘的觀念中，法律（nomos）的字源與「分配」及「居住」有關，具有穩定世界的特性，如同一堵「圍牆」或「邊界」，為我們居住的世界提供持久性。法律既為具有「圍牆」特質的人造物，便能劃定公共領域的邊界，在平等與差異之間建立了一道動態的平衡機制。因為有法律這道圍牆的存在，眾人得以從不同的觀點（差異）來觀察同一個共同世界，反之，如果只強調差異而無法律平等的約束，則會導致徹底的孤立。結論是，法律能夠將平等與差異這兩者結合為多元性，使得公共領域成為一個既能分享共同世界，又能容納不同靈魂的舞台。
20世紀亟具影響力的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曾說過，「世界是事實的總和，而非事物的總和」（Die Welt ist die Gesamtheit der Tatsachen, nicht der Dinge.）。確實是如此，真實世界絕非存在於字裡行間，而由法律語言所構築起來的規範世界，只能指涉某種領域事物的總和而已，如果能夠理解這一點的話，那麼對於犯罪（本質及其回應）的深刻理解，就有機會可以領悟罪名與條文的解釋或適用不至淪於表層及技術。如果說，「世界的意義必定在世界之外」，則在探索犯罪的路途上，刑法體系只是認識犯罪的閘口之一，而不是全部。因為，「熟悉」不等於「知識」。
維根斯坦復指出，我們以為使用語言在理解這個世界，但其實語言限制了我們認識這個世界，所以才會說「語言的界限即是世界的界限」；至於對於倫理、美學或生命的終極意義，語言是無法精準描述的，應該用沉默去體悟，所以才會說「對於無法言說之事，理應保持沉默」。在進入本書內容之前，此處千餘字的序文洋洋灑灑看似隨心隨意所撰，但其實是有意回應並致敬維根斯坦的哲學精神。之所以論述積極生活、世界疏離、多元性，以至法律語言這些概念，是因為在這些概念的界限之外便是不可言說之處，而那恰巧比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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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刑法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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