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歷史

【書評】《共相與殊相:東亞文化意象的轉接與異變》——藏在長崎的「江南」

 上稿時間:2021/5/21   
撰稿人: 吳政緯     編撰:吳政緯
【書評】《共相與殊相:東亞文化意象的轉接與異變》——藏在長崎的「江南」

臺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吳政緯閱讀中研院出版的《共相與殊相:東亞文化意象的轉接與異變》,從中討論東亞諸國的文化史及交流互動,將「東亞」概念中的同、異,並且把歷史互動所遺留他國的地區性色彩舉例呈現給讀者。

文/吳政緯

遠人商販的來訪,開啟長崎的日常。年復一年,唐船如期而至。先是遠處浪尖上的黑點,接著步步近逼,直抵港灣,提醒唐通事得上工了。清客船商現身長崎,目的是養家活口。他們大多出自中國江南,不外乎浙江、江蘇、福建等地。說起福建,那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土地貧脊催促著家裡人出海討生活。自唐末以降,福建商人的海外事業如火如荼,即便浙江商人崛起,福建商人未曾沒落。(註一) 這是清代中日關係的序章,隨著漢人遠行的腳步,揭示江南與長崎的聯繫。

日方習慣稱呼清朝人為「南京人」,因為此些操著南京官話的民間商賈,是他們最熟悉的鄰國人。福建人、浙江人自然不是「南京人」,早期唐通事學習漢語,也有南京話、閩南話、福州話之別,不過在18世紀中葉之後,南京官話躍為主流,成為江南船商的共通語言,以及唐通事的必備技能。(註二) 

唐通事是日方的漢語翻譯,自明朝人馮六官任職(1604)以降,照例授命移居日本的中國人子孫,代代相傳。他們照看著異國同胞,申行幕府法令,慎防異端思想入侵,阻絕違禁物品上岸。根據編寫給唐通事參考的漢語讀本,可知他們負責打探清朝聲息,管理、安排船商的大小事。

德川幕府禁絕基督宗教,規定不能輸入相關書籍,嚴令信教者來日。唐通事每當與清朝船商會面,便說道:「躧銅板,也是要緊,不可亂來。一個一個,除帽脫鞋,正正經經躧過去。」(註三) 躧指的是踩、踏,也就是赤腳走過耶穌十字架像、聖母抱子像的銅板,證明自己不遵從主耶穌的話,是徹底的「異教徒」。(註四) 

長崎是幕府將軍窺伺清朝的窗口,唐通事則是江戶儒者求學唐音的據點。從江戶中期開始,多種教習儒者如何以唐音閱讀經書、漢詩的書籍問世。徂徠學派的文士甚至直接向唐通事,以及旅居日本的黃蘗僧侶研修唐話。江戶不是北京,日本人不是中國人,但源自中國的漢字典籍除了提供最新的「中國觀察」,更且賚來各方面的重要知識。小到修身齊家,大至天文輿地,漢籍唐書曾在一段很長的時間,主宰亞洲知識階層的思想世界。

浮海而來的船員與漢籍是資源,也是另類的麻煩。不消說部分性格暴躁的船工容易滋事,加上長崎距中國千里之遙,又受限於鎖國禁令,日人不得片板下海,日方對清朝船商的理解自然隔了一層。四口(琉球、長崎、對馬、蝦夷)是江戶幕府的眼睛,探索世界的模樣。朝鮮使臣的證言,以及福州讀書人的風聞,化身一封封遞交江戶的報告書。

歷數日本對中國情報工作的成果,很難忽略《清俗紀聞》與漂流民的見聞記〈清國漂流圖〉。1795年,中川忠英(1753-1830)出任管理長崎最高行政、司法長官「長崎奉行」。他動員唐通事與一流的儒者近藤重蔵(1771-1829),向寓留長崎的船商詢問「中國」的生活、祭祀、修學、飲食,力所能及地重建遠地的現在。這份收錄六百餘幅圖像,搭配文字說明的《清俗紀聞》是一份藏在長崎的江南見聞雜錄,出版於1799年。

唐通事徵詢的對象多為船頭、船夫,而非具有科舉功名的知識階層。《清俗紀聞》所展示的是中國大陸華南社會的生老病死,一種更趨近平民日常的真實。日方為了管制基督教、取締走私貿易,以及理解唐船商人的背景,意外地在長崎備份江南的歷史。

紙寫口傳的再現終究比不上親眼目睹的眼光,乘著風災海難落腳中國的大和子民,成為少數履及漢土的訪客。1810年,薩摩船「長久丸」由琉球那霸港出航,返回鹿兒島途中遭遇風浪,後擱淺長江口,由中國漁船救助送往江蘇海門廳。以船長森山貞次郎為首的船員,受到清朝官方的悉心照料。他們在江蘇、浙江停留約三個月,遍覽江南風光。森山貞次郎一行歸國後,在薩摩儒者的詢問與協助下,幾經查考相關資料,最終透過文字、圖像記錄所見所聞,即前述的〈清國漂流圖〉。

一般提及「海難」,多半引發悲觀負面的聯想,揆諸森山貞次郎等人的經驗卻不叫人意外。事實是他們吃好穿好,禮遇非常,無怪乎日人形容此行是「天涯遍歷是神仙」,表示今生「萬年莫負大清恩」,可謂讚譽備至。而基於他們漂流經歷繪製的〈清國漂流圖〉,意外成為日人認識江南的重要參照。儘管物價低廉、向巫女求神問卜的世界不曾親臨東瀛,撿拾漂民聞見拼湊的庶民江南,不啻留存域外的中國記憶。

晚近二十年,「東亞」一詞備受關注,有論者稱她曖昧不明,定義模糊,(註五) 直言其中「隱藏著危險和疑義」,甚且視當代東亞地區回溯過去,不過是「為了現在而扭曲事實的行為」。(註六) 韓國學者尹海東認為,「亞洲」的誕生是為了隱蔽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性。(註七) 面對連番接踵的質言,東亞彷彿破產的行旅,尋不著終點,也不知該從何處離岸。

中央研究院十數年來結合文哲所、人社中心、近史所、史語所與海外研究機構的力量,執行大型研究計畫「東亞文化意象」(以下簡稱東亞計畫)。東亞計畫每隔三年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共相與殊相:東亞文化意象的轉接與異變》便是2015年9月會議的成果集結。本文僅取材自內中兩篇論文〈「東夷」與「西土」——唐話學的展開與學派的對清認識〉、〈天涯遍歷是神仙——清代日本人的江南見聞錄〈清國漂流圖〉〉。在此之外,該書尚有十數篇探索東亞文化意象的研究。

東亞、東亞史是複數而非單數,指涉不一,如主編廖肇亨開篇陳言,「近代化歷程以前的東亞,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由於東亞諸國有某種共同的溝通方式,有相當類似程度的知識結構,其價值觀念與審美經驗也具有高度的同質性」。揆諸唐音漢籍串起的聯繫,凡此環東亞海域的溝通實遠勝於閉鎖。

東亞史涵蓋「研究東亞地區的歷史」,自然也包含探論「東亞地區間各種聯繫」的議題。研究者若不將分析的眼光上升到「東亞」,捲縮於國別史的框架內,自然見不著唐通事問候清朝船商的話語,以及江戶儒者趨步長崎的唐話訪學。揣著「清朝史」的眼鏡容易忽略赴日商販,過分聚焦江戶也容易忘卻以長崎為中心的境外影響。

江戶時代(1603-1867)的政治領袖德川幕府將軍,截斷地方勢力與海外的連結,獨掌對外通信、貿易的最終權力。日本史上習以為常的「鎖國」一詞,可能招致不必要的誤會。論及清朝對外關係,難逃「閉關鎖國」的斷語,這卻也可能導致人們僅僅從歐洲中心論的眼光打量傳統中國的世界秩序,強以西洋束腹套進東方的骨子裡頭。

尋覓乃至於重建「東亞」的內在聯繫,旨在探索異質、相互影響的彼此,而非單純同一的整體。「共相與殊相」說的是同中求異,也是異中求同,既不透過西洋千里鏡發現差異,也不強從和音韓文力求共通。事實更接近彼此窺伺、不時探量,在明裡暗裡地交手,各遂所願。那些清朝船商未明說的,唐通事不告訴你的,都在進行中,然後成為史家的課題。藏在長崎的江南最終成為歷史,以及東亞計畫帶給今人的故事。

 

  • 註一:劉序楓,〈清代前期の福建商人と長崎貿易〉,《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第16号(福岡,1988),頁133-161。
  • 註二:林慶勳,〈域外漢語探索──論長崎唐話的表現特色〉,《興大中文學報》,第37期(臺中,2015),頁267-302。
  • 註三:不著人,《譯家必備》,收入王振忠,《袖中東海一編開:域外文獻與清代社會研究論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頁374。
  • 註四:相關研究請參閱安高啓明,《踏絵を踏んだキリシタン》(東京:吉川弘文館,2018)。
  • 註五:「其實東亞的輪廓是曖昧模糊又不確定的。」見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蒙古顛覆世界史》(北京:三聯書店,2016),頁84
  • 註六:「東亞這個用語隱藏著危險和疑義,……假設綜合現在的日本、韓國、北朝鮮、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回溯過去,來描繪所謂的東亞史,也只不過是為了現在而扭曲事實的行為。」見杉山正明著,陳心慧譯,《蒙古帝國的漫長遺緒》(新北:八旗文化,2019),頁45。
  • 註七:尹海東著,沈熙燦譯,〈“東アジア”──どのようにみるべきか、どのように作っていくべきか〉,收入桂島宣弘編,《東アジア遭遇する知と日本》(京都:文理閣,2019),頁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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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政緯
現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著有《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從漢城到燕京──朝鮮使者眼中的東亞世界》,以及學術論文〈寓思明於志怪:董含《三岡識略》的歷史書寫〉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