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羅烈師
2020 初夏，偶然接到唸了哲學又從政的高中老友電話，問筆者作了半輩子的客家研究，有什麼新構想嗎？老友成長於苗栗獅潭，有豐富的原客經驗；筆者祖先來臺後，入關西，遷新埔，最後才到出身地湖口，而離開關西則是因為第二代長子遇泰雅出草而成了「無頭祖公」。於是原客關係下的臺灣客家開發史，成為兩個客家人的談話重點，而「逆寫」（write back）兩字順勢跳了出來，至今倏忽兩年。
逆寫
「逆寫」是後殖民文學理論的語彙，語出Bill Ashcro¬ 等三位澳洲學者在1989 年合著出版的《逆寫帝國：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 e Empire Writes Back: 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一書。後殖民文學主要是指二次大戰後，脫離殖民而獨立國家的文學，被殖民國作家以殖民帝國的語言，但以自身國家為敘事主體，書寫其歷史文化，而與殖民國對抗。
因此，後殖民作家既糾纏在跨文化的權力關係中，也不得不深切反思自身所使用的殖民國語言。《逆寫帝國》一書就此在理論與實踐的層次，提出語言層次上的棄用、挪用、混用、注解或變種等；還有修辭層次上的譬喻、借代及交互語言等；以及文學理論層次的詮釋、沉默、真實性、他者性或邊緣性等「逆寫」策略（Ashcro¬ et al., 1998）。
研究者從這個逆寫角度討論布農族首篇長篇小說《玉山魂》，該書作者霍斯陸曼．伐伐（Husluma．Vava，漢名：王新民，1958-2007）原為小學老師，1996 年棄職投入原住民文學創作，2006 年出版《玉山魂》，隔年獲得臺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小說以布農族少年「烏瑪斯」為故事的主人翁，透過烏瑪斯的成長經驗、生活歷練、所見所聞、心靈思考及與大地萬物的接觸等等，從中介紹布農族社群與社群之間的血緣關係、布農族狩獵農耕與大自然之間相依相存的情感、玉山山脈周邊山川縱谷、四季美景的變化、傳統宗教及祭典節慶等生命之旅。帶領讀者進入古樸的部落世界，讓讀者與部落族人共同呼吸、共同歡笑、共同哀傷，從而成為族人的朋友；並深刻認識到布農族人之勤勞、節儉、刻苦、勇敢、剛毅及友愛的民族圖像（霍斯陸曼．伐伐，2003）。由於原住民族母語與漢語之間有著文化鴻溝，在運用漢語的過程中，難以避免漢人文化的思維與邏輯影響，當作家不得不使用漢語為書寫工具時，就必須面對逆寫的問題。研究者發現，伐伐雖然挪用漢語為寫作語言，但卻以「注解」及「交互語言」（interlanguage）的逆寫策略，呈現與記錄自身族群文化，從而彰顯原住民族的主體性（高旋淨，2013）。因此，伐伐是以《玉山的生命精靈》、《那年我們祭拜祖靈》、《中央山脈的守護者─布農族》、《黥片》，乃至於最後一本著作《玉山魂》，打造一個以玉山民族為主體的文學國度，或說伐伐以文字發起了聖域詮釋權的文學運動（乜寇，2008）。
既然後殖民文學理論所提出之逆寫觀念，著力於語言或者說書寫文字之討論，但是其本質是「被殖民者」之主體建構，就像《玉山魂》是伐伐的布農主體建構；那麼，筆者身為客家，重新思索臺灣客家開發史，意謂著什麼呢？是類比於原住民族的客家主體性建構嗎？顯然不是。因為原客關係中的權力天秤係倒向客家，客家以漢人身分，在這開發史中占據著主體位置，無所謂逆寫。對於客家研究者而言，應該要反思的是在這客家為主體的開發史論述中，如何定位原住民族。（註1）
歷史
前兩篇文章蒐集既有之鄉鎮市區客庄方志與碑記類地方書寫，作為逆寫之主要討論文本對象。筆者〈北臺灣原客鄉鎮志的原住民族書寫檢討與建議〉一文，整理了北臺灣15部客庄鄉鎮志著眼於原住民族書寫，發現可依其篇幅詳略，區分成「專篇或專章」、「專節」、「主題略及或欠缺」等三種型態；其中又以在歷史篇拓墾章中，專節描述原住民族與客家漢人衝突的鄉鎮市志，占最多數。同時，整體鄉鎮市志之原住民族書寫，還顯現了相當程度的地域性趨勢：原住民族與客家複合行政區，亦即客家與原住民族直接相臨或境內有原住民聚落者，其鄉鎮志之原住民族書寫篇幅略多，且有專篇或專章；其他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則幾乎只在拓墾史中，以敵對者的形象，書寫原住民族。
方志書寫的整體架構大致上承襲自中華帝國傳統方志體例，視地方住民為「民」，或者如當代視之為「公民」，「族群」並非撰述之對象，亦即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方志的「客家性」也往往不是修志的重點。換言之，這種趨勢與現象我們不妨稱之為「漢人中心主義」，且以「開發」而納入治理版圖為本質。換言之，客庄方志之原住民族書寫呈現集體失憶現象，亦即曾經在本地區生活的原住民族部落已經被遺忘；如果沒被遺忘則呈現「污名化」的形象，且僅存於歷史記憶中。
筆者進一步以北埔鄉為主的大隘三鄉（再及寶山與峨眉）為例，盤點其原住民族書寫，並參考北埔相關研究成果，提出史蹟保存與史觀重構兩項建議。前者係針對目前修志之篇章架構現況下，應該在既有的歷史篇、文化篇、人物篇等，增加原住民族書寫的篇幅。後者則建議應該有賽夏族專篇，同時整體鄉志應採取互為主體的史觀。鄉鎮區市等地方志之重修有其地方行政之慣例，該文建議政府主管機關可將去污名化、去漢人開發史觀、原客互為主體及專篇書寫等，以「準則式」的修志規範，納入未來各地方政府修志之計畫中。最後，鄉鎮區層級的地方志由於以鄉鎮區所轄行政區域為範圍，其原住民族書寫勢必有所局限，因此縣志或直轄市志的規模應該較能發揮。
第二篇文章為陳龍田〈北臺灣原客關係相關公開文字資料蒐集介紹與分析〉，該文依據幾項公開資料庫及GIS平台，建置網站，並分別從內容、形式、地點及語文等面向，分析北臺灣原客地區的傳統碑記或當代地景展示之原客關係書寫。
其一，從內容方面分析，這些碑記資料的用字頻繁出現「醜類、兇蕃、凶蕃及蠻人」等負面貶抑辭彙，表達了特定時空背景下，當地客庄的心情。
其二，依設置地點分析，絕大多數人口較密集的平地或近山的廟宇中所見碑記，對於早期平埔或山地原住民族形象偏多負面的陳述，且多半與衝突以及後續官府的解決有關。反之，在部落或是登山步道中則較容易見到關於原住民族較為平實或多元的描述，內容多是以現代化的白話文書寫方式來描述與日人的互動或衝突。這二者之書寫內容與資料出現位置可謂交集無多，這可以視為官方長期採用原漢分治下，無可避免的結果。其三，從形式方面分析，平地的書寫成品通常鐫刻在石板等堅硬材質上，且放置於如廟中或亭內等有遮蓋的地方，設置之後，直到建築空間整修，才可能新作或增作。反之，許多跟原住民族相關書寫成果往往以大圖輸出轉印的方式，置於戶外林野展板，遭受風吹雨淋，即便是在室內以展覽方式呈現，除非是常設展，不然可能會有配合展期更替的問題。二者相比，後者不易保存；甚至我們透過網路上不同時間登山客的紀錄，就可以發現某些展板已經身首分離，亟待修補。這種非永久材料之展示方式，未來也很難被當作古物保存，成為正式的書寫。
最後，依使用之語文分析，目前少數以原住民族相關事務為主題的碑文，已採用中文與當地原住民族語並置的方式，例如新北市三峽的忠魂碑、新北市烏來的高砂義勇紀念園區，分別由政府與民間團體推動設立；苗栗縣後龍鎮也曾因應推動文化復振，而在街道上多處張貼平埔族語的教學卡片。
記憶
關於族群之間的衝突歷史，方志或碑記等客家地方書寫呈現了漢人中心主義且開發史的立場。早期方志中，原住民族多以拓墾史的負面形象出現，之後隨客家地方社會之建立，原住民族就被淡忘、消失在地方史中。直到最近，原客複合行政區的方志才出現獨立篇章的「民族誌式」原住民族書寫，但是方志其餘篇章，則仍改變無多。亦即客庄對於曾有的原漢互動歷史，呈現集體遺忘的狀態。梁廷毓與劉柳書琴以田野訪談或報刊媒體訊息，討論此一記憶的雙重性以及殖民國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桃園市與新竹縣的大溪區、復興區、關西鎮、橫山鄉、尖石鄉、五峰鄉境內，是客家與原住民族接壤的地帶。清治時期，原住民族聚落包含今關西鎮的馬武督社、橫山鄉的馬福社、橫跨尖石與橫山鄉的麥樹仁社、馬胎社，以及活動於橫山鄉大山背與五峰鄉境內的十八孩兒社等等。梁廷毓〈桃園、新竹沿山地區泰雅部落的原漢族群互動記憶〉一文，以部落耆老的口述資料，討論原客之間的互動記憶。該文置重點於追訪桃園市復興區的三民、長興，新竹縣的馬武督、麥樹仁、桃山等地泰雅耆老對獵首的記憶及其在當代族人詮釋中的意涵。
當代泰雅耆老對於獵首有著兩種不同的態度，其一，族人對漢人有著不滿與仇恨；其二，違背泰雅gaga精神，恐受詛咒而yaqih qbuli（斷後、香火不好）。雖然在耆老的口述中明確表達了「漢人侵逼」，致使原住民族群起反抗將之殺除，而當檢視今日部落的命運或個人意外和境遇時，卻未必從政治、經濟等社會條件來批判主流漢人社會所造成的結構性問題，反而可從昔日獵首儀式與族群衝突中的殺人行為，認為祖先的行為違背了泰雅的gaga律則。換言之，當代部落耆老們以今日的道德價值，衡量先人的行為，並透過對gaga的理解，以之解釋今日部落與族人的境遇，於是形成兩個相互矛盾的詮釋，持續並存的複雜現象。
劉柳書琴〈梅嘎蒗社的苦難：櫻花林下的內橫屏山隘勇線抵抗記憶〉也在前述梁文研究範圍內，即尖石前山，從油羅溪源頭沿六畜山、拉號山、尖石山、加拉排山、麥樹仁山、外橫屏山、向天湖山、內橫屏山、油羅山，迤邐到上坪溪流域。自清中葉以來，這是泰雅族、賽夏族、道卡斯與客家人及少數福佬人的接壤之地。原漢多個族群，以頭前溪兩大支流以及海拔一千米上下的一群中級山，形成自然疆界，各踞一方又交錯往來，形成環山最前線的多族群畛域。然而，在1895年臺灣被割讓，到1915年理蕃政策結束前的整整20年，這片環山前沿之境，因為殖民武力與同化治理激起的社會轉型，暫息了舊有的原漢多角互動。日本產官學團體成為主導社會結構與族群關係的最大勢力，並支配到文化層面，形成原、日二元對應的結構。劉柳書琴聚焦內橫屏山區，旁及向天湖山、油羅山、麥巴來山區，進行尖石前山隘勇線抵抗記憶的挖掘，發現殖民初期日本軍警討伐掃蕩的記憶，在此地泰雅族村落中已經淡薄。
為了理解這種集體記憶變遷的過程，該文藉由《臺灣日日新報》之相關報導，梳理官方打造「內橫屏觀櫻」的背景與過程，分析內橫屏觀櫻符號的意義賦予與擴散效益，從而理解官廳以「勝景旅行」解構「血染之地」的記憶政治操作……
（全文未完，詳見《qmul rhzyal Tayal？開山打林？逆寫北臺灣客庄形成史》導論）
註1：反之，對於原住民族身分的研究者而言，則是經由逆寫而爭回主體的過程中，如何擺放搶奪土地資源的客家／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