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歷史
【書評】啟蒙、現代性與（眾聲喧嘩）公共性脈絡下的博物館──《公共博物館學：公共性、新性與方法論的想像及其實踐》
論文集以「公共博物館學」的視野，反思前述博物館當前的角色與課題，聚焦於「知識/藝術公共性的反思與博物館」、「公民參與、社群/社區主體性與博物館」、「地方視野、文化多樣性與博物館」、「社會議題的闡釋、對話與博物館」、與「專業治理、公共治理與博物館政策」五大議題。
文／黃昭謀
什麼是公共博物館學？從「公共性」(publicness)的基礎，如何為博物館學開展跨域、跨學科的知識實踐？當代的博物館是社教機構，肩負著對公眾教育任務，其公共性角色看似毋庸置疑，但從歷史向度檢視，西元前三百年的「亞歷山大博物館」是托勒密王朝用來珍藏書籍、卷軸和藝術品的場所，此後迨至中古世紀歐洲，由王室貴族有計畫的收藏整理以展示財力和知識品味，基本上仍屬私有而非對外開放場域。最早出現具「公共」意涵的博物館，大概是1753年英國漢斯•史隆爵士(Sir Hans Sloane)臨終將所有個人收藏捐贈國家，而這些文物後來成為大英博物館、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典藏基礎；以及稍晚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皇家及教會的珍藏藝品被收歸國有安置於羅浮宮、並對公眾免費開放，標示著文物持有從個人面向群體、私有轉至公共的里程。
順此發展，「公共性」與「啟蒙」(enlightenment)、「現代性」(modernity)等語詞有相當密切關聯。康德(1784)在「何謂啟蒙」(What is enlightenment?)一文中指出「啟蒙是把我們從自我造成的不成熟(self-imposed immaturity)狀態解放出來」，這個說法意指「當前」(the present)與過去對比的時間性，也強調必須運用理性思考，當每個人「能夠自由且公開的將自身見解交由全體公眾來檢驗」，通過批判思辨，「人們會逐漸走出野蠻狀態(barbarism)」。「啟蒙」帶出了「現代性」的複雜，既可以指涉歷史上的一個時代或社會狀態，又可以是種理念，藉以確立了人的主體與社會的理性化，從而擴張「公共性」的概念範疇。
因此《公共博物館學：公共性、新性與方法論的想像及其實踐》一書黃貞燕主編在導論指陳「公共性，不是單一而自明的，而是複數的」，就上述脈絡顯見語詞多義。探究「公共性」有諸多文本，常見者是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他承繼康德遺緒，主張公共性體現理性啟蒙，讓公眾自由對話可令思想去蔽，因此「公共領域」是其實踐方式，這個「介於私領域與公領域之間的統合機制」，可讓個體公民聚集討論公共事務，形成近乎共識的一致意見對抗國家權力形式，進而維護群體利益和公共福祉。而另一位學者鄂蘭(Hannah Arendt)在《人的條件》裡，「公共性」指向「共同的事物」，其中包含兩個相關卻不可等同的現象，一是指「公開出現的一切事物」，這令在場眾人可見聽聞且傳播無遠弗屆；另一是指「世界本身」，但此非地球或大自然的生存空間、而是關乎「人工製品」，是人類在器世間用雙手打造出來的東西，以及人們所發生的事情。鄂蘭的公共領域是我們的共同世界，是由不同個體的多重認知觀點和生活經驗所構成，讓原本獨立互不相屬的人們得以聚合而漸次形成社群，也從中確認彼此差異和各自的獨特性而形成主體。
兩種公共領域概念都與現代性、人的啟蒙有關，但側重有別。鄂蘭強調公共領域依賴於共同世界的形成，公共領域的實在性在於能否「同時存在許多呈現共同世界的觀點與面向」，他人「在場」(location)開展的言談行動，會豐富並強化個體私己的情緒感受；換言之，強調的是對話場域可呈顯多元性和獨特性。而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在於創造「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環境及條件，因此過去的沙龍咖啡廳、現代社會中的大眾傳播媒介，乃為公共領域具體表徵。然此受制資本主義政治及企業菁英操控，資訊不對等令人們成為順服且缺乏批判意識的羊群，唯有恢復有效溝通，民主政治方能真正落實，此則有賴公民積極參與討論，其主張強調的是理性溝通言談行動，以及從中凝聚共識。
「公共性」放在博物館這一機構，豐富也延伸出諸多值得討論的課題。《公共博物館學》一書是2022年第十屆博物館研究國際雙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探討了「知識/藝術公共性的反思」、「公民參與、社群/社區(community)主體性」、「地方視野、文化多樣性」、「社會議題的闡釋、對話」、「專業治理、公共治理」五大主題與博物館的關係，收列文章也大致回應分類，供讀者可以依序或按特定興趣閱讀。各篇研究主軸可看出近年來博物館在面對文物展列時，應檢視其來源合法性、從何種立場進行策展敘事的反思，（在地）公民參與時應從何者的身分角度呈顯發聲，博物館展示設計和學科知識對性別、數位化……等新議題的回應，以及文化治理過程兼顧在地差異性、深化資源結合並促成文化近用。
可沿著「公共性」的觀點分殊，亦引出幾項問題尚待解決。
首先，博物館應當強調「多元獨特」還是「凝聚共識」？此雖非天平兩端，但要融合創造觀者感受仍屬不易。舉例來說，前述史隆爵士對大英博物館貢獻厥偉，但早年在牙買加的生活卻與奴隸販賣、帝國殖民歷史牽連甚深，故其半身像在2020年被館方從單獨展出轉移至「帝國與收藏」玻璃櫃、並被標註為「收藏家與奴隸主」，不難看出背後象徵意義。
其次，他人「在場」或者公眾言談溝通，是否僅能發生在「實體」博物館？線上空間如何維持或創造理性的對話品質，來形成更貼近在地或使用者需求的服務甚或文化政策？鄂蘭的公共領域是由人的行動所開創，哈伯瑪斯的概念卻有具體標的指涉，博物館在何種、或該如何整合不同空間實踐，則有待檢證。
最後，博物館在知識傳遞角色上，是否應給予觀者「唯一正確」的解釋？策展人從學科訓練到佈展實踐，無論基於個人知識主張或館方立場，總期盼能給個確切答案，而這亦正是現代性的追求。不過文化人類學者Clifford, J.(2019)在《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中，分析博物館的菁英主義與所積累的「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基於不同的政治取向，博物館表達了民族國家、地方和部落社群，以及跨國資本等利益」，全球化年代博物館因旅遊或觀光消費需求開始大量增生，文物展示和表演不僅面臨(資源、地理、甚至是權力)中心和邊陲的競爭，誰的詮釋、誰有權展示更涉及文化挪用，那麼「唯一正確」的觀看視角既有其難，放在「開放討論」也許是個回應「公共性」的較佳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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