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歷史

【書評】見證明朝的時刻──孫衛國《從「尊明」到「奉清」》中的一段故事

 上稿時間:2018/11/2   
撰稿人: 吳政緯 
【書評】見證明朝的時刻──孫衛國《從「尊明」到「奉清」》中的一段故事

一場發生於十七世紀東亞的「遣送」危機,如何牽連起那一段跨越兩個朝代,橫跨韓、臺、中三地政權之間認同與歸屬的故事?這本由臺大出版中心出版、天津南開大學孫衛國教授撰寫的《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一書,便試圖透過此類故事與珍貴的史料,再現朝鮮王國在近三百年的時光中,對明清兩朝意識與認同之轉換。此次書評特別請到《從漢城到燕京──朝鮮使者眼中的東亞世界》一書的作者吳政緯執筆,用故事性的筆法向讀者介紹這本重量級的學術著作。

文/吳政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那一天,關帝爺哭了,信徒爭相傳誦,說關公「血淚流下」。

1671年,朝鮮國境內崇祀關公的「關王廟」,因為水氣濕潤,神像彷彿流下眼淚般,降顯神蹟。這不由得令人懷疑,朝鮮官方四年前(1667)錯下決斷,而關公的淚痕正是最嚴厲的控訴。

四年前,朝鮮國王李棩(1641-1674)年方二十六,這是他即位的第八年。李棩不是決斷力十足的領導人,更多時候,他顯得軟弱、退縮。八年的時光似乎沒能帶來令人矚目的成長,尤其當難題上門,他扮演的角色越顯吃力。現在他必須決定,殺了眼前這九十五個人,或是尋找其他可能性,幫助他們活下去。

直到現在,「海難」仍威脅著討海人的生命。哪怕這是一個益發陌生的詞彙,卻總能勾起沉痛的情緒。放眼古代,出海遭風的意外並不鮮見,有時「海濤險惡,覆沒相尋」極其正常,因為他們必須與天爭口飯吃。遑論遠洋貿易的危險性,即便裝備再多出航的正當理由,天災一樣應聲叩門。

1667年的夏天,林寅觀、陳得、曾勝等九十五人從臺灣出發,目標直指日本,途中不幸遭遇海難,擱淺朝鮮濟州的大靜縣(今大靜邑)。除卻種種的例外與機緣巧合,他們可以說是1644年明朝滅亡之後,第一批踏上朝鮮國土的「明朝人」。

林寅觀等人自稱,他們是臺灣鄭氏的官商。一行本來三條船出航,「俱到日本港」,也就是「籠仔沙箕」(即「長崎」),不料遭風漂流。他們聲稱船上本來裝載白糖、冰糖二十萬斤,鹿皮一萬六千張,藥材、蘇木各五千餘斤,品項可以說非常豐富。這是一支重要的隊伍,旨在為鄭氏政權籌集軍用物資,畢竟在清朝執行海禁後,鄭氏集團的物資必須另謀出路。

眾所皆知,明朝與清朝的對抗,最終朱家王朝終於萬子萬孫(萬曆皇帝的兒子與孫子一輩),不復振作。唯有鄭成功(1624-1662)高舉「大明招討大將軍國姓」的旗幟,盤桓東南一隅。1661年,鄭成功率領兩萬大軍橫渡臺灣海峽,寫下明鄭治臺的序章。換句話說,一群效忠明朝的中國人,遇見一群思念明朝的朝鮮人,而這成為天大的難題。一方為鄭氏集團續命而來,而一方期待又擔心受到傷害。

朝鮮國曾經是明朝的藩屬國,甚至堪稱是藩屬中的模範。朝鮮的讀書人自小學習漢文化,他們口不說漢語,卻能寫出流利的文言文。那些修身養性的教條,以及建設政府機構的思想來源,莫不本於明朝。明朝與朝鮮不是沒有摩擦與隔閡,但相較於被髮左衽的滿洲人,簡直是「一個宇宙,兩個世界」的距離。

尤其不可忽視的是,日本關白豐臣秀吉(1536-1598)舉兵征伐朝鮮期間,有賴明朝援救,方才「無國而有國」。在精神的世界與實質的國際關係上,明朝對於朝鮮是至關重要、不可替代的唯一選項。揉合種種元素,朝鮮的官方與讀書人對於取代了明朝的清朝,可以說充滿敵視與仇恨。至於那個逐漸遠去的「明朝」則已然成為「皇明」,一個被懷念、被銘記的過去。我們必須理解這個價值比較的系統,才能接近李棩的內心,一個難以抉擇的單選題。

明朝滅亡之後,朝鮮上下始終維持著「尊周思明」的基調。即使年年按照外交慣例,派遣使節團前往中國「朝貢」,履行藩屬國的義務。但公開曝光的表態,與私下實踐的真情迥然有別;事實是朝鮮人始終思念明朝,對外文書上寫著清朝年號,國內卻通行「崇禎紀元」,也就是用明朝最後一個年號記錄時間。

這樣一個思念明朝的國度,終於「遇見」明朝人,卻不知該如何是好。關於如何處置這九十五人,朝堂上爭論不休。當時朝鮮王朝重要的官員右議政(相當於行政院副院長)建議將九十五人押送清朝,這卻掀起軒然大波。清朝與明朝一直是你死我活的競賽,將「明朝人」送往清朝,無非是「送死」而已。

為了救下這些人,入送日本、遣返原地的提案應運而生。從某種角度而言,出謀劃策的人想的不是人命,而是如何貫徹對一個朝代/時空的忠誠,畢竟這是他們見證明朝的時刻,而無數的申言與宣稱,都將在此面對最直接的挑戰。

留著長髮(沒有像清朝人剃髮)、身著寬袍大袖、明式衣冠的林寅觀等人,一下船就抓住朝鮮人的目光。他們隨身攜帶的曆書,印著明朝的永曆年號,說明眼前所見是貨真價實的明朝人。然而國際政治是殘酷的,李棩最終仍堅持伊始的判斷:「將他們遣送清朝,聽候清朝發落。」

結果是注定不變的恆常,如果只盯著它看,或許就見不著朝鮮人思念明朝的眷戀不捨,以及朝堂上的爭鋒相對。相反地,站遠一點,觀看九十五人下船的瞬間,以及朝鮮讀書人爭相詢問、款待的歷程,我們能目睹更多「真實」。艱難的抉擇之所以重要,從來就不在結果,而反覆詰問的論辯,最能說明朝鮮對明朝、清朝的複雜心態。

晚近二十年,中(國)朝(鮮)關係史益發受到注目,其中韓國東國大學2001年出版一百冊的《燕行錄全集》,以及數以百計的域外文獻,成為不少研究者案頭必備的歷史文獻。在這樣的脈絡下,南開大學的孫衛國教授正是當前中朝關係史的領航員之一,在開創議題與實證研究的層次上,屢有引領潮流的作品。

本文藉以發揮的朝鮮故事,不過是孫教授《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論證過程的片鳞半爪。本書引據豐富,全面地論述朝鮮人如何、為何思念明朝,並在甚麼樣的時勢、機緣、狀態下轉變。書中積作者十數年的累積,在學院內已然受到矚目,其堅實的基礎亦能解決一般讀者的「朝鮮史困惑」。一如關王廟的淚痕,這麼一座「因明朝而起的祭祀空間」,蘊藏的故事,遠非「朝鮮史的視野」能夠解決;必須放在中國與朝鮮的互動之間這個「從尊明到奉清」的脈絡,方能澄清信徒爭相傳誦的原因。

吳政緯
現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說書 Speaking of Books」編輯委員。著有《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以及學術論文〈寓思明於志怪:董含《三岡識略》的歷史書寫〉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