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的《陶瓷修補術的文化史》,嘗試從文化史的觀點省思歷史上陶瓷修補術諸面向。既觀察了清代宮廷陶瓷修補改裝情況,以及乾隆皇帝對於缺損陶瓷的對應態度和補修理念,也討論了十七、十八世紀歐洲人針對中國陶瓷的金工鑲飾和改裝。在廣泛蒐集亞洲和歐洲鋦釘補修術案例的基礎之上,評估了區域間影響交流的可能途徑。另外,還著重討論日本史上所謂呼繼、燒繼和金繕技藝的源流及其對殘缺美的賞鑑風情。
書籍試閱
序
序說(摘錄)
以濕潤黏土塑作成形,過火加熱燒結,是人類將柔軟的黏土經由化學變化轉變成堅固陶器的重要發明。陶器沒有單一的起源,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古代住民都懂得製作陶器。從考古學資料看來,易碎的陶器不符合純粹遊牧民族的經濟效益,所以多是在人類定居生活後始普遍製作,也因此被視為是仰賴狩獵、漁撈或植物採集營生的舊石器時代,進入到以農業、畜牧為定居生計的新石器時代的標幟之一。
上釉的高溫陶瓷雖具有耐鹼抗酸、不虞腐爛的性能,卻極怕碰撞。歷史上因重力碰撞導致陶瓷缺磕破碎的例子極多,這些案例之所以會被記錄下來的原因不一,有的是心惜珍奇物件,有的是做為小說情節的鋪陳插曲,但也有用來襯托主人公價值觀的譬喻功能,是管窺其時生活史的有意義的素材。雖然有關陶瓷修補議題存在著諸多可資討論的面向,不過本書的目的是擬經由梳理歷史上幾個特定區域補修技藝的具體內涵,進而省思其於文化史上的位置。因此,本書既非具實用功能的陶瓷修護手冊,也不是探索歷史上陶瓷接著劑配方或復原修繕工序細節的科技史著作,而拜近代科學之賜所創發種類龐雜的高效能或環保黏著劑,以及各式修繕技術均不在本書討論之列。
幾則與陶瓷破碎事故有關的軼聞
以中國陶瓷史為例,十世紀阿拉伯世界詩篇記述哈里發穆泰瓦基勒(al-Mutawakkil)在位時期(846-861),一位詩人的好多件瓷器被一頭歡度宰牲節(古爾邦節)而育肥的公羊所撞碎,這位詩人特別痛惜其中一支燈盌(sirāj),故追述稱「一個中國的瓷盌(sīnīyat al-sīn)富於想像力的畫工(musawwir)在上面繪畫了圖形紋樣(tasāwīr)」,反映了中國陶瓷外銷初始階段,人們對於來自異域之晚唐時期彩繪陶瓷的愛憐。阿拉伯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 1304-1377)在提及大馬士革的慈善基金會民情時說道:「一天,我經過大馬士革的一條小巷,碰上一個小奴隸,把手裡的瓷盤打碎了,集聚了許多人,有人對他說:『把碎碴撿起來,拿去見器皿補助金的管理人去。』於是他便撿起來,跟那人一齊去,把經過告訴了管理人,管理人便按市價給以補助。這確是一件善事,因為主人對奴隸打碎盤子,不是打就是罵,那會使他吃苦而變心的。這次補助正是醫治心病的良藥。像這類的善行,是會得到善報的。」
邵伯溫(1057-1134)《聞見錄》載北宋第四代皇帝仁宗(1023-1062在位)和備受恩寵的張貴妃之間一則軼聞:「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閤,見定州紅瓷器,帝堅(一作怪)問:『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為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此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
定窯是宋金時期的名窯,窯址在今河北省曲陽縣澗磁村。不僅太平老人《袖中錦》曾將定窯和端硯、蜀紙、浙漆提列為天下第一名品,宋太宗趙光義妃,真宗生母元德李后陵(1000)也出土了三十餘件多數裝飾有鳳紋,甚至底刻「官」款的定窯白瓷。定窯紅釉瓷前所未見,不過相對於常見的白瓷,偶可見到以鐵為呈色劑的柿釉作品,一般咸信後者可能即前引《聞見錄》所載「定州紅瓷器」一類的製品。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被訂定為日本重要文化財的北宋定窯柿釉金彩盞,品格高雅,傳稱出自朝鮮半島古墳。然而,這類置於宮中亦屬醒目的紅釉瓷,卻因帝王的誡律和表態而被刻意地粉碎於柱斧之下。柱斧是象徵帝王身分的持物,被稱為「斧聲燭影」之太宗趙光義弒殺兄長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而篡位的千古疑案即見「帝引柱斧戳雪」等情節。
天災、人為疏忽或刻意的毀損都會造成陶瓷器的損傷,而宋代朝廷對於官方機構常備陶瓷的缺損報銷也有明確的規範,見於《慶元條法事類》(卷三六.庫務門一)載「諸經用瓷器破損者,除歲一分,瓦器二分」,意思是說諸官廳必要用瓷若有損耗例由官府補給,惟缺耗過二成者,超出部分應由各官廳自行設法張羅補足。參酌日本養老年間(717-723)「養老令」相關內容可知,上引南宋朝「慶元令」或日本「養老令」均可追溯至唐代「永徽令」。
另一方面,設置於北宋都城汴梁(今開封)城內建隆坊的官方瓷器庫則蒐羅天下諸州名窯以供內廷使用,《宋會要稿》載:「瓷器庫,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饒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給用。」(〈食貨〉五二.「瓷器庫」)對於瓷器庫內收貯的諸多名窯陶瓷的管控也相對地嚴格,如太宗於淳化元年(990)七月詔:「瓷器庫納諸州瓷器,揀出缺璺數目,等第科罪。」從字面上看來,似乎是依據陶瓷的缺損數量而科以不同程度的罰則。
就如陶器無單一起源般,對於因天災、人禍所導致陶瓷損傷之修護當然也見於世界各地許多民族和地區,而其陶瓷的修繕方式和使用道具亦頗多樣,巧妙各有不同。對於不甚講究陶瓷外觀美感或實用功能的人而言,或許可以自行購入黏劑或利用手邊現有的工具針對破損陶瓷進行簡單的接合,否則就需委由專業匠人來處理。各地匠師的專業純熟度或操作手法乃至於修護信念不盡相同,不過,本書有意迴避不加區別地羅列各地區案例予以討論,而是將視點聚焦於中國、日本和歐洲等三個區域所見陶瓷修補技藝來進行討論。這是因為筆者認為:以上三個區域所見陶瓷修補技術不僅能相對鮮明地反映出各自生活史或廣義文化史上的意義,在特定的時段還涉及到修繕技術的傳播問題,具有可互比性。
就以上三個區域及周邊地區的專業匠人而言,其實際營運方式有一共通的特色,即多屬一人個體戶,獨自攜帶補修裝備器材沿街呼嚷招攬生意,但亦見在街頭駐點等待客源者,自成一種行業。亞洲地區如中國、日本或臺灣,例由男性擔綱,歐洲地區則包括女性匠人,這或許是因為男性相對有體力背負維修裝備,並且方便深入陋巷或因業務而需赴人煙稀少的郊區邸舍。
成於十九世紀的《安平縣雜志》記載臺灣有「補碗司阜」;明治三十六年(1903)佐倉孫三著《臺風雜記》也提到被稱為「釘陶工」的陶瓷修補匠人。晚迄1960年代,臺灣街頭還時可見到從事此一行業的人,有的甚至兼營補修金屬鼎鍋和雨傘,行走時手裡拿著一疊活動的金屬片,一邊抖動發出聲響,一邊吆喝「補仔」。法國於1900年發行的明信片所見補瓷匠人也被刻意地強調其行走江湖呼嚷招客的場景,而早在十四至十五世紀荷蘭歌曲中已經出現街頭補瓷匠人吆喝「你打破碗,我負責修……我修燈也修盤和碟」,這和過去臺灣補瓷師傅兼營金屬鍋盆和雨傘,均反映出補瓷匠師的專業所可涵蓋的周邊技藝。一套十七世紀關於市井交易的英國圖畫描繪了早期陶瓷修補匠形象,同樣有趣的是卡斯柏‧呂肯(Caspar Luyken)在1708年畫了一幅市井小販中的女人,畫的背面寫著 「Breekje wat, Breekje wat」(china to mend 修補瓷器),不像英國圖畫中的陶瓷修補匠,畫中並未明顯指出女子修補的是陶瓷或是玻璃。幸運的是,這幅畫可能與1682年於荷蘭萊登(Leiden)出版的書中圖畫有關:「修補瓷器……這裡住著一個以修補破損瓶子維生的女人。」
日本享和三年(1803)《江戶物賣圖聚》則見肩挑扁擔,溶融鉛玻璃粉以為陶瓷接合補修(燒繼)的匠人;中國清代末期鄒壙祖《風俗圖冊》也刻意記錄下工匠在街頭補瓷時的光景:卸下扁擔,坐在帶抽屜的長方形工具箱上幹活。清乾隆時期(1736-1796)唐秉鈞《文房肆考圖說》載「(瓷器)有茅路者,聞蘇州虎邱有能修者,名之曰緊」,此屬具知名度的定點補修作坊。
中國區域的情況
中國區域的陶瓷製造有著長遠的歷史,從目前的資料看來,中國在夏文化或有夏商分水嶺之稱的河南省偃師二里頭遺址(西元前十八世紀至前十六世紀)第二期遺存已經出現人工施釉的高溫灰釉炻器(stoneware)。
眾所周知,西方人稱「瓷器」為「CHINA」,是因緣於中國夙以燒瓷聞名,並且大量外銷。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同時遺存有豐富的文獻資料,若結合近半個世紀以來其活躍的田野考古發掘工作,將可提供我們管窺此一國度對於陶瓷補修的諸方式,甚至可據此評估採用特定修補術背後的文化意涵。
防止陶瓷器裂璺的方法
《詩.豳風.鴟鴞》:「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是說鴟鴞在尚未降雨之前,就懂得修繕巢穴,防患於未然。在陶瓷器用方面,中國古人亦自有一套預防缺璺、加強保固的措施。如明代人冬季插花經常會在瓶罐內置錫管,以防止寒天瓶水結凍導致瓷瓶破裂(袁宏道﹝1568-1610﹞《瓶史》);有時則在瓷瓶內投以少許硫黃,據說這樣一來就可以避免瓶中之水因寒結凍(張謙德﹝1577-1643﹞《瓶花譜》)。
另外,方以智(1611-1671)在其《物理小識》中提到:「薑汁塗磁杯乾之,又塗極厚而止,火之,可使盡赤,而磁不爆碎。」像是這樣的施加於陶瓷器上的強化保固迄清代文獻仍屢可見到,如乾隆四十年(1775)唐秉鈞《文房肆攷圖說》就記載:「凡用瓷器,不先制之,遇熱湯水無有不裂者。故新置碗盞盆碟,必須先以米泔水溫溫煮出,再以生薑汁及醬塗底下,入火煨頓,永可不裂。」姑且不論上述防患於未然的陶瓷器補強方案是否確實有效?由於陶瓷原本就不耐碰撞,破裂缺損在所難免,也因此亡羊補牢、陶瓷修護往往成了人們常需面對的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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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書店→《陶瓷修補術的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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