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慶明是當代臺灣人文學界的傳奇學者，他對於「文學美」的討論博大而深邃，影響方興未艾。本書一方面輯錄柯慶明有關臺灣現代文學的經典論述，以及親身參與學院派現代主義運動的有情自白；另一方面，亦搜集柯慶明對於高中「國文」課綱如何擬定的見解，進而鉤沉其人所設想的「中文系」與「臺文所」教研走向的願景。內容全面性地呈現柯慶明論現代文學的寬闊視野，為思考臺灣文學研究與文學教育的多重面向提示了理路。《沉思與行動》彰顯柯慶明不只是「坐而言」的思想家，更是「起而行」的實踐者。
名家推薦
文學作為沉思的方法，文學作為行動的藝術——柯慶明教授的立論言辭剴切，充分顯現他對中文傳統的一往情深。唯其如此，他心目中的臺灣人文精神方可長可久。從十七歲到七十歲，他追尋文心即人心的理想未嘗或已，他以『文章之事』銘刻了一生的信念與實踐。──王德威（中央研究院院士）
我們都有一個夢，文學的夢。柯慶明在臺大數十年的創作、研究、編輯，因緣宿命地為高中國文教學奉獻心力，其思辨的零散篇章，今日得以結集，所播下的文學種子，勢必更快成長茁壯。──陳萬益（清華大學台文所退休教授）
作者簡介
柯慶明（1946-2019）
前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和臺灣文學。曾任《現代文學》雜誌主編，《文學評論》雜誌編輯委員兼執行編輯，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協同研究員，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訪問研究員，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招聘教授，捷克查理士大學客座教授。著有《一些文學觀點及其考察》、《萌芽的觸鬚》、《分析與同情》、《境界的再生》、《境界的探求》、《文學美綜論》、《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述論》、《中國文學的美感》、《臺灣現代文學的視野》、《柯慶明論文學》、《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等文學論著，以及詩集《清唱》、散文集《出發》、《靜思手札》、《省思札記》、《昔往的輝光》，日記《2009／柯慶明：生活與書寫》。
目錄
致謝╱張淑香
序一 現代的文心╱王德威
序二 我們都有一個夢╱陳萬益
輯一、作為志業的「文學」
Ｋ的迷惘
我的個人主義論
藝術生命是生命的醒覺
期待偉大的文學創作及文學批評
輯二、沉思篇：臺灣現代文學的視野
二十世紀的文學回顧：由新文學到現代文學
學院的堅持與局限：試論與臺大文學院相關的三個文學雜誌之一：《文學雜誌》
六十年代現代主義文學？
臺灣「現代主義」小說緒論
傳統、現代與本土：論當代劇作的文化認同
輯三、行動中：文學教育的願景與實踐
中文系的學生學些什麼？一種個人的觀點
是「對話」，不是「歸化」！中文系害怕西洋理論？
中文系格局下的文學教育
「通識教育」的理論與實際
臺灣文學的未來發展
談臺灣文學系、所的設立
語文資優教育？
國文教學的目的與方法
大學！大學！
〈高中國文課程綱要〉之擬定
二十一世紀的國文教育
高中國文也應該是人文教育
從「反髮禁」談我們如何教育下一代
人文關懷與文化建設
站在臺灣土地，望向世界的高峰：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九八高中國文課綱修訂要點及其理念（精簡版）
對國文教育的另類思維
睡美人的城堡？對語文教育的一種看法
輯四、此中有人：文學評論與文壇憶往
壹、臺灣文學在臺大
當代文學與臺大
臺大文學院：作家間的風雲際會
「五四」的印象與體驗：從傅斯年到臺大中文系
從《新潮》到《現代文學》：夏志清印象
追憶殷海光先生
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懷念高友工先生
貳、從《現代文學》到「現代文學」
驀然回首，現代文學！
姚一葦先生雜憶
在中文系，遇見王文興老師
「瘦馬」傳奇
在網路的時代保存手稿：為王文興先生《家變》《背海的人》手稿的收藏展而寫
白先勇：他真的是個興高采烈的人
嚮慕與深淵：李渝小說簡論
曲隱之筆：郭松棻小說略論
附錄
柯慶明寫作年表初編
編後記一╱鍾秩維
編後記二╱楊富閔
書籍試閱
序一
現代的文心
王德威（中央研究院院士）
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謂文學即人生，倘能人生而即文學，此則為人生之最高理想，最高藝術。
一九六四年六月號《建中青年》刊出〈K的迷惘〉。文中的K面臨大學升學考分組抉擇。建中是首屈一指的男校，多數學生第一志願為理工或醫學，但K卻「想讀中文系。」K的父母苦口婆心對他曉以大義，K不禁「絕望的想著：『素來開明的爸爸都不瞭解，不贊成，那還有什麼話說，要吃飯就顧不得興趣…難道人人生只為吃飯而活…』」
「K在人生第一個十字路口迷惘了。」
〈K的迷惘〉作者柯慶明是建中學生，當年只有十七歲。這大概是柯慶明教授（一九四六～二〇一九）最早發表的文章，文中的K顯然是他的自況。「迷惘」之後，他下定決心，同年以第一志願考入臺大中文系，矢志向學，備受師長器重，一九六九年服役後隨即留校任教直至二〇一九年遽然離去，柯慶明為臺大奉獻整整五十年。
這五十年間臺灣的中文學界風雲變幻，柯慶明成為最佳見證者。他何其有幸，曾經師從當年渡海來臺的諸位名家，如屈萬里、臺靜農、廖蔚卿等，成為古典文學香火的傳承者。他又何其有緣，得以和現代文學新銳如王文興、白先勇、葉維廉相往還，因此共同奠定臺灣現代主義的基礎。臺灣中文學界「抒情傳統」的建立和發揚，柯慶明是關鍵人物，而九十年代以來臺灣文學研究興起，他是最熱情的推動者。而他勇於任事，卻又堅持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尤其令人敬佩。
多年來柯慶明教授著述不輟，已有多部專書問世。從《境界的再生》、到《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述論》、到《臺灣現代文學的視野》等等，無不顯示他治學的多重興趣。但《沉思與行動》的出版別有意義。這本書收錄來自報刊文集等管道，多為因應種種場合或議題所作。全書分為四輯：「作為志業的文學」；「沉思篇：臺灣現代文學的視野」；「行動中：文學教育的願景與實踐」；以及「此中有人：文學評論與文壇憶往」。這些文章或就事論事，或有感而發，也許非為純學術而作，但經有心弟子門生編排，自成脈絡，也顯現柯教授作為學者的另一種關懷。
本書以《沉思與行動》命名，具見編者用心之處。「沉思」與「行動」在柯教授早期文字中已經出現。日後他不斷叩問、思考「何為文學」的真諦，也從具體實踐中辯證「文學何為」的意義。在〈藝術生命是生命的甦醒〉（一九七五）一文中，他引用昭明太子蕭統名句，「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作為文學根本詮釋。對柯教授而言，「沉思」是一切藝術的起點，「是那深入存在底層的主體性覺知，以及在這種覺知中所經驗到的深層存在性體驗；也就是一種生命自覺經驗。形式能具現這種體驗就是『美』，不能『具現』就是不美。」生命覺知和審美具現形成相互映照關係，而文學恰為其結晶。這樣的觀察糅合了傳統六朝美學以及近世西方浪漫一脈的生命哲學，很可以見出柯慶明的信念所繫。
至於「行動」，高中時期的柯慶明已經有了自己的想法。在「我的個人主義論」中他對個人的定義侃侃而談，而以「人是自己的主人」作為結論：「我以為當一個人，有權決定自己的行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時，他將會作更好的發展…我以為自我命運決定者，仍應該是他自己。也因此我們在行動時，將更有責任心——這就是個人尊嚴的價值。」如此陳述饒富康德式啟蒙精神，也呼應上世紀中風靡臺灣的存在主義論調，更重要的是不乏傳統擇善固執、為所當為的自我期許。三百年前顧炎武的名言，「博學於文，行己有恥」有了現代的回聲。
日後回顧所來之路，柯慶明一定明白他之選擇文學作為畢生志業，是沉思之後的決定，也是義無反顧的行動。本書最值得注意的篇章，莫不與此有關。在這樣的抱負下，柯慶明教授所論的文學遠離學院制式定義。他認為，文學之為我們所理解的「文學」並非古已有之。文學作為一種學科，主要依據日本和歐洲的範本，而且一直到三十年代才大底落實為文字想像和創作形式的總稱。這一形式強調獨立的學科範疇和純粹的審美訴求，雖然蘊含其下的動機——從為人生、為藝術、還是為革命，到唯心還是唯物——從來衆説紛紜。
這一「文學」定義在二十世紀下半期已經飽受衝擊，何況面對當代傳媒導致的閱讀與寫作範式的變化。眼前無路想回頭，柯慶明期望跨過五四門檻，重新回溯「文學」在中國文明傳統中定義的流變，同時重新定義文學的「現代」意涵。他認為「文」的傳統語源極其豐富，可以指文飾符號、文章學問、文化氣質、或是文明傳承。儒家所強調「『文』學」一詞在漢代已經出現，歷經演變，對知識論、世界觀、倫理學、修辭學、和審美品味等各個層次都有所觸及，比起來，五四「新文學」的定義反而顯得謹小慎微了。
柯慶明肯定五四文學革命與啟蒙梳理的典範，但認為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二十世紀中期以後的全球文化、政治嬗變，「新文學」不足以應付現代經驗的繁複性。在〈二十世紀的文學回顧——由新文學到現代文學〉中，他強調文學的力量與時俱進，而「現代」作為感覺結構，恰恰來自「歷久彌新」的經典性、與「推陳出新」的前衛性兩種時間軸線中所發生的斷裂或縫合。這一樣式呈現知識系譜的合縱聯合，以及語言論說的多音複義。文學之於「現代」，因此不僅是一種客觀存在或反映，更必須是一種積極應和，一種行動。
柯慶明的積極參與現代文學，因此不是偶然。書中他對夏濟安教授等師生所創立的《文學雜誌》始末，有細膩的描述。五十年代的兩岸深陷意識形態對壘，所謂文學即使不成為文宣附庸，也難以顯現獨特願景。《文學雜誌》的出現，強調創作形式的自足與多變以及個人感性的發揮，不啻空谷足音。更重要的，這一雜誌啟發了一群愛好文學的臺大學生再接再厲。一九六〇年，白先勇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開宗明義，為臺灣文學的特性作出命名。這一雜誌結合當時年輕作家、學者嘗試形式實驗，引進歐美風格，從而對「反共抗俄」大纛下的文化生態帶來震撼。「文學」現代，甚至有了動詞隱喻。彼時柯慶明已經加入《現代文學》群體，之後甚至負擔編務。他的任勞任怨、勇於任事成為《現代文學》編輯史的一段佳話。
值得注意的是，柯慶明經過中文系正宗訓練，與多數出身外文系的同儕背景有別。他對「現代」的理解，因此多了一層古典意涵。在他看來，現代不必是古典的對立面，而是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現代」推陳出新，充滿強烈對話能量，因此總也是「反」現代的。這種強烈的對話能量必須有堅實的思維訓練以及生活感受為基礎，而促進思維訓練及生活感受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文學。「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在六〇年代的臺灣翻出新意。
柯慶明強調，文學從五四以來曾被認為是推翻傳統、號召革命啟蒙的利器。但如果以同樣的定義求諸廿一世紀初的「新青年」，已經頗有不足。在視覺文化和資訊網絡如此發達的今天，我們鼓勵學生學習文學經典，首先必須自我叩問的是：要如何談文學的重要性？據此，柯慶明大聲疾呼文學教育的重要性。〈中文系格局下的文學教育〉如是寫下：
文學不只是一種藝術現象，它還可以是一種語言現象，一種心理歷程，一種思想表達，一種社會活動，一種意識形態的反映，一種歷史文獻的記錄，一種文化的創造與反思，一種政治立場的宣傳與說明，一種宗教教條的闡發與傳播，一種資訊的傳佈與收受，一種廣告的技巧與運用，一種消費的運作與生產的過程，一種習俗的保存與改變，一種儀式的進行與完成……
與五四「新文學」或六十年代「現代文學」訴諸純粹性相比，柯慶明的文學觀顯然駁雜龐大許多。但他的立場是前衛的，卻也是古典的。「郁郁乎文哉」：文學最終的目的不僅是審美想像或是啟蒙革命，也可以是「興觀群怨」，或「多識草木鳥獸蟲魚之名」，可以是「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可以是「懸崖撒手，一切好了」。傳統理想的文學人應該是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轉換成今天的語境，或許該說文學能培養我們如何在社會作個通情達理、日新又新的知識人。
在推動大學中文系教育轉型同時，柯慶明將注意力擴及高中國文教育。高中國文的理念和架構所反映的其實就是一種廣義的文學教育。多種版本的教科書大底都強調了選文的情辭之美。在此之外，編者刻意打通文類、時代、主題，務求呈現中國人文精神的豐富面貌。從《詩經》、《楚辭》到《左傳》、《史記》，從〈桃花源記〉到〈病梅舘記〉，從李白到曹雪芹，將近三千年的傳統雖然只能點到為止，已經在在顯示古典歷久彌新的道理。
當代臺灣政治充滿非此即彼的戾氣，在反中愛臺的氛圍下，高中國文教育的內容成為各方展演意識形態的角力點，爭端極致處，甚至簡化為文言、白話之爭。強調摒棄傳統，打造言文合一的新臺灣「主體性」者有之，強調回歸正統，發揮文統及正統者有之。一時之間我們彷彿回到五四新文學時代的爭論。柯慶明身在其中，立場是微妙的。九十年代以後，他本身的政治訴求已經愈益鮮明，推動臺灣優先不遺餘力。但另一方面，他對中國文學作為文明基礎的信念未嘗改變。在高中國文課綱修訂引發的論戰中，他數度挺身而出，左右開弓。其中〈高中國文課綱修訂要點極其理念〉一文尤其值得重視。
歸根究底，柯慶明教授拒絕將語言、文學簡化為國家意識形態表徵——那其實是十九世紀國族主義的迷思。他指出華族文明源遠流長，其共通性以及多元性無不與各個時代、地域、政體、文化的分合消長息息相關。正如希臘、羅馬文明成為西方傳統的基礎，中文教育者的責任不在灌輸非此即彼的信條，而在於「瞻前顧後」，放大歷史視野，形成思辨場域。柯慶明念茲在茲的是，文學教育即是人文教育。他期望：
學習經由各類作品之欣賞與寫作練習，開拓生活視野，培養優美情操，認識複雜人性，養成廣大的同情與表白自我內心，引發人我共感的能力。
養成廣泛閱讀的習慣，理解文明社會的基本價值，經由文化經典與當代生存環境的對話，開發文化反思的能力與尊重多元文化的精神。
在臺灣當下的環境裡，柯慶明的努力也許是種唐吉訶德精神的延伸。儘管如此，他堅持自己的沉思與行動。他的堅持讓我想到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對「沉思生命」(vita contemplativa)與「行動生命」(vita activa)的論述：因為思考，我們淬煉審美的也是政治的判斷力；因為行動，我們打造自由與責任的雙重願景。
在中文語境裡，柯慶明教授從蕭統《文選》的「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辯證沉思、事義、文采的關聯。而論其內蘊的能動性，我們不妨延伸到《易·繫辭》，「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文學無他，就是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從一個地域到另一個地域，對「文」的形式、思想和態度的貫通與銘記、彰顯和修飾的藝術——一種變動的，也是行動的，藝術。
文學作為沉思的方法，文學作為行動的藝術——柯慶明教授的立論言辭剴切，充分顯現他對中文傳統的一往情深。唯其如此，他心目中的臺灣人文精神方可長可久。從十七歲到七十歲，他追尋文心即人心的理想未嘗或已，他以「文生的信念與實踐。
│立即訂購│
五南書店→《沉思與行動：柯慶明論臺灣現代文學與文學教育》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