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試閱
序
為初學入門者作老馬——《唐詩成法》的特點與點校說明
屈復（1668-1745），字見心，號悔翁，晚號金粟老人，陝西蒲城人。十九歲應童子試得第一名，此後不再應科舉考試，乾隆元年（1736）亦不應博學鴻詞科之徵，其〈留別王介山使君〉詩自言：「七十有七齡，半百在行旅。」（《弱水集》卷三）平生足跡半天下，先後遊歷齊、魯、燕、趙、吳、越、閩、粵等地，晚年以詩教授於京師。
屈復存世著作不多，目前可見的是其詩集《弱水集》，詩歌評選則有《楚辭新注》8卷、《杜工部詩評》18卷、《玉溪生詩意》8卷，以及乾隆八年（1743）付梓的《唐詩成法》12卷。據本書卷前〈凡例〉後附識本書出版始末，屈復早於雍正元年（1723）應友人岳禮（號蕉園，-1666-）之邀，開始著手自《全唐詩》中選錄唐詩，歷時兩年完成。但選詩完成後，屈復「貧不能梓」，因缺乏經費以致無法即時出版。乾隆八年四月，屈復偶遇江都人吳家龍（？-？），兩人談詩甚洽，待吳家龍「請其著作」時，屈復原本只以「所注《離騷經》、所著《弱水集》見贈」，吳家龍隨後表明：「初學之士作詩，多不知法，蓋迷津不渡，終難登彼岸，先生將何以教後人耶？」屈復這才出示《唐詩成法》稿本。吳家龍閱後自覺受益匪淺，遂於當年八月將書稿付梓。推算《唐詩成法》由雍正元年開始選錄點評，至乾隆八年正式刻板印刷，前後歷經二十年。筆者點校參閱的版本，是目前館藏於上海圖書館善本古籍庫、江都吳家龍刻本、弱水草堂板的《唐詩成法》。書中因有部分缺頁，遂又補以北京圖書館古籍庫的館藏本。
屈復在卷前〈凡例〉自言本書是「為初學入門者作老馬」，旨在指點初學詩者習詩入門之用。今人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中，也稱揚本書：「雖不是一本著名的唐詩選本，但在評詩方法上卻能獨樹一幟，與眾不同，自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和特點。」本書所以能獨樹一幟、裨益初學，得力於書中以下幾項特點：
其一，僅選唐人五、七言律詩
初學詩者應由何種詩體入門？一直是歷來爭論的話題。就詩歌格律而言，律詩四聯八句，不僅須符合平仄黏對的條件，並有偶數句平聲一韻到底的押韻限制，中間兩聯更有嚴格的詞性對仗要求。相形之下，同為近體詩的絕句，並不講求對仗，加以絕句僅有四句，章法起結變化也不如律詩繁複多樣。至於偏重鋪排敘事的古體詩，在句式、字數與押韻各方面，都不像律詩般讓初學者有「律」可循，學詩若由古體入手，終究要另外學習近體詩的格律。因此，以律詩作為初學詩者的入門詩體，在嫻熟近體詩的各種格律後，不僅可以將單首律詩以連章方式（如杜甫〈秋興〉八首）擴大題材或內容，使之具有古體的長篇鋪排效果；也能在精省篇幅後變化為絕句。屈復《唐詩成法》選擇以句數長短得宜、格律嚴謹、變化繁複的律詩，作為學詩者的初階、基礎，實有其獨到的見地。
詩體因素之外，清廷加考試律的時代背景，也與本書的刊刻、出版密切相關。康熙五十四年（1715），清廷曾研議於科舉二場，加試五言六韻排律一首。雖然這項試詩政策，直到乾隆廿二年（1757）才正式施行，但已在康熙年間逐漸發酵，促使人們開始重視律詩並研習試律。印證寫於康熙五十四年的黃六鴻（1630-1717，號思齋）〈唐詩荃蹄集序〉所言：「一時學者，聞風鼓舞，朝夕吟詠，罔間遐邇。」而屈復在《唐詩成法》卷前〈凡例〉中，也有「每見舉業家之詩，多有場屋文字氣」之言，據此推論本書所以單選律詩，或有因應清代科舉試律的考量。筆者在檢校古籍時偶然發現，乾隆廿一年（1756）蘇州人顧安（字小謝，？-？）評選、乾隆廿七年（1762）書商何文煥（1732-1808）增評重刻的《唐律消夏錄》，也是一部因應試律政策，僅選唐人五律的詩歌選本，書中評語更多有襲自屈復《唐詩成法》者。不僅印證了屈復評詩，確有其獨到精要處，故而吸引時人抄襲、化用，亦可見清廷試律政策，對詩歌選評與出版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其二，詩句旁加圈點
詩句是否旁加圈點，可謂見仁見智。有主張讓讀者自行領悟，故不著圈點以免影響閱讀；亦有主張以圈點畫龍點睛，提示讀者留意詩人用心或詩作佳妙處。就初學詩者而言，詩句旁加圈點，確實要比不著圈點，更具有引導、啟迪作用。《唐詩成法》中，屈復以密集單圈（。）標示詩中佳句，以雙圈（。。）標示詩中關鍵字詞。讀者參照詩評內容，不難尋得詩眼或佳句所在。惟筆者點校時發現，雙圈符號與密集單圈易混淆不清，遂改以實心「‧」取代。
其三，詩作首首附有詩評
屈復自言《唐詩成法》一書，是由《全唐詩》中歷時兩年選錄而成，選詩之不易，可見一斑；評詩則需於選詩之外，耗費心神對詩作進行詮解。偶一為之或寥寥數語帶過，尚非難事，但若首首皆附詩評，非傾注大量時間心力不可。因而一般詩歌選本，或者有選無評，或者僅有「佳妙」、「好」之類的簡短批語。初學者不僅難以理解詩作佳妙的關鍵，更難以推測詩作入選的考量因素。屈復《唐詩成法》則不然，不僅每首詩都附有詩評，詩評重點也不在於詩中名詞釋義或典故出處，而是其熟讀深思詩作後的體悟或批評。每首詩評長短不一，短篇詩評多僅說明詩中上下承接照應關係，或者結合詩句旁的圈點，指出詩作精鍊處或不足處。至於長篇詩評，或者陳說詩作結構應如何調整安排，更加得當；或者評詩而兼及詩人的創作成就，或者論及「初盛中晚」四唐詩之高下，對於研究唐詩相關議題，或是理解屈復選詩理念，都有莫大的助益。
由於屈復終身不仕，以布衣終老，詩評中遂常流露其客遊淪落之歎，對孤寒不遇之詩，更是深有所感，例如：
窮途惟賴友生，忽而遠去，如嬰兒之失慈母。後四真情實語，氣味悲涼，聲淚俱下。吾客遊五十年，從無張卿其人者，竊為顧君慶也。（卷九，評顧況〈送大理張卿〉）
一碧潯，二宴上。三收上，四起下。五六自比孤弱，知己難得。七八世無知己，故欲遠隱，寫「懷」字微妙。笙歌鼎沸中，每吟此詩，淒然欲絕。（卷十二，評曹鄴 〈碧潯宴上有懷知己〉）
通篇言生長孤寒，遭時搖落。扶持者少，凌轢者多。忽念天下梁棟之才，老死於深山窮谷者，不可勝道，聊以自慰耳。（卷十二，評吳融〈紅樹〉）
天下高人，多在草野，名利多忙，如何知得？所以興歎於寒地之才，貧家之女也。不競仕路，細心憐才，舉世惟我一人。結得身分高甚。（卷十，白居易〈晚桃花〉）
以上數則詩評，既體現了屈復對所選詩作的見解，也是屈復流落不偶的內在情志折射，為研究屈復的生平或詩學觀時，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
其四，以「詩法」作為評詩、改詩的準則
坊間所見的詩歌選本，多就詩作佳妙處而發，罕有如屈復《唐詩成法》般，以「詩法」作為評論詩作佳妙或疵謬的準則，有時甚至還提出「如何修改」的具體建議。
先就合乎詩法的正面詩例來看，如收錄於卷五晚唐于武陵〈贈賣松人〉：
原詩：入市雖求利，憐君意獨真。劚將寒澗樹，賣與翠樓人。瘦葉幾經雪，淡花應少春。長安重桃李，徒染六街塵。
詩評：一二虛寫賣松人，三四實承一二，五六寫松之清高，逼出結句俗人不買，法好！賣松人有何可贈？寄托之旨，言外自見，雖淺近，取其有意。
詩作表面上寫「賣松人」入長安城販售寒澗孤松，卻因俗人賞重桃李而不受青睞。屈復說解本詩，聚焦於詩作各句的旨趣與彼此承接照應的關係，本詩因八句上下連貫，屈復故而予以「法好」、「有意」的肯定。
至於「不講法」的負面詩例，如卷五之周朴〈董嶺水〉：
原詩：湖州安吉縣，門與白雲齊。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去衙山色遠，近水月光低。中有高人在，沙中曳杖藜。
詩評：三四誠佳，但山色、月光全無關合，乃湊字耳，所以不為合作。中晚不講法，多如此。
第三聯的「山色」、「月光」，屈復認為不過是為了合乎對仗而勉強湊字，兩句上下並無關合，屈復是以有「不講法」的負評。
在批評詩作「不講法」之餘，屈復還進一步對這類詩作提出了「改字」或「改句」的具體建議。
改字者如卷一收錄的唐玄宗〈經魯祭孔子而歎之〉，詩中頷聯以「歎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概括孔子生不逢時的遭遇。但在屈復看來，孔子既貴為聖人，自不應如凡夫俗子般嗟怨命運，且由唐玄宗對孔子祭祀之尊隆，可見孔子所傳之道，在後世確實是未「窮」的。遂主張將二句改為「歎鳳身雖否，傷麟道未窮」，以「雖」、「未」兩虛字，扭轉原詩的負面語意，也更能符合孔子的聖人高大形象。同為卷一的初唐陳子昂〈春夜別友人〉詩，五六句「明月隱高樹，長河沒曉天」，屈復以「明月」、「長河」為秋夜景色，認為改用「柳月」、「華星」，更能切合詩題的春夜時令。
改句者如卷二之綦毋潛〈送章彝下第〉，詩中三、四兩句「獻賦溫泉畢，無媒魏闕深」，皆明寫下第。屈復認為，「三明說下第，四當含蓄；四明說則三當含蓄」，亦即上下兩句宜有區隔，故而建議第三句改為「有渡春波淺」，使兩句的句意更有層次對比。又如卷五選錄晚唐溫庭筠〈商山早行〉詩，屈復認為頷聯「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與頸聯「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既重複書寫詩題「早」字景色，也與末聯的思鄉之情全無關照，是以主張「五六若寫故鄉景，結句再明白，則合作矣。」亦即五、六句宜由眼前所見山路、驛牆，改成記憶中的故鄉場景，方能與第二句的「悲故鄉」與第七句的「杜陵夢」前後呼應。
據清人袁枚（1716-1798）《隨園詩話》卷四所載：「屈翁傲岸，出必高杖，四童扶持。在京見客南面坐，公侯學詩者，入拜牀下。專改削少陵，訾陵太白，以自誇身分。」袁枚將屈復對李、杜詩的「改削」、「訾陵」，與屈復的「傲岸」個性及「自誇身分」的行徑相聯繫，難免讓人對屈復產生負面觀感。但對照《唐詩成法》的詩評內容，屈復除了直指前人詩作缺失並提出修改建議外，也往往不憚詞費，多方提點唐人詩作佳妙處。此舉猶如教學現場重現，教師除了在課堂分享佳作，也針對表現不佳者予以修正、提點，讓學生得以透過正、反詩例，趨長避短，從而嫻熟遣詞用字與章法布局的技巧。
其五，說詩僅指點要旨，不拘文取義
屈復評論詩作時，常提醒讀者「不熟讀深思，不能領會」（卷六，陶峴〈西塞山下迴舟作〉）、「細玩方知曲折深隱，用筆用意，皆不令淺人易窺也」（卷四，杜甫〈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一字一淚，而味在字句之外」（卷四，杜甫〈天末懷李白〉），主張詩歌要細心熟讀，才能體會言外之意，味外之旨。然而，說詩者對詩句的獨得之見，有時難免拘文取義、引申過度。如清初金聖歎（1608-1661）《杜詩解》卷二說解杜甫〈江村〉之「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二句云：「正極寫世法嶮巇，不可一朝居也。言莫親於老妻，而此疆彼界，抗不相下；莫幼於稚子，而拗直作曲，詭詐萬端。」將原詩的「長夏江村事事幽」的清幽閒適，曲解成世法嶮巇、人心詭詐。而歷來詩家在「杜甫每飯不忘君」的說詩前提下，也往往將杜詩詮釋成首首皆詩史、字字皆忠愛。可見說詩者在「發明詩中奧義」與「說詩穿鑿比附」之間，難免顧此失彼，不易取得平衡。
難能可貴的是，屈復在詩評中，不僅展現其「以法論詩」的獨到之處，也能以客觀的態度說解詩中寓意，而不過度引申。如卷四選錄杜甫詠物五律〈天河〉、〈初月〉、〈促織〉、〈除架〉、〈銅瓶〉等詩，屈復僅概略指點詩作要旨，讓讀者自行領會詩句的言外之意。以〈初月〉詩為例，首聯「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歷來說詩者，或者以之比附杜甫方任職拾遺、旋即罷去的處境；或者謂杜甫諷刺肅宗新皇即位未穩。屈復則以謹慎通達的態度說解道：「此等詩若無寄托，則不作；若必求事以實之，則鑿矣。」認為這類詠物詩作，杜甫必然寓有深意，但寓意為何？則未必要以具體的人事時地，一一比附穿鑿。卷十一說解李商隱的〈錦瑟〉、〈無題〉詩，也主張：「皆是寄托，不必認真」、「其意或在君臣朋友間，不可知」，並未刻意指實詩句的內涵，為讀者保留更多的閱讀與解釋空間，體現了屈復說詩的通達性與客觀性。
透過以上歸納屈復《唐詩成法》在選詩、圈點與評詩上的特點，可見本書確實無愧於「為初學入門者作老馬」的自我定位，對於引導初學詩者掌握近體詩的字法、句法、章法結構，也的確大有裨益。無怪乎對學詩深感興趣，卻苦於不工詩律的江都人吳家龍，閱讀本書後如獲至寶，立即安排出版事宜，以公諸天下。
據吳家龍序文所言，屈復於乾隆八年四月與吳家龍會晤，出示《唐詩成法》底稿，爾後吳家龍命其兩孫細為參校，於當年九月旋即出版。或許正因出版時間匆促，校對難免疏漏。筆者點校《唐詩成法》時，除了將原書另加標點，也將原本易與單圈「。」混淆的雙圈「。。」符號，改以實心「‧」標示，方便讀者閱讀。另針對本書進行以下校對或補充工作：
其一，訂正錯別字與標明疑義處。書中錯字於字旁以括號補以正字，並略做縮小。如卷前〈凡例〉第一則之「關石和鈞」，原書「鈞」字誤植為「釣」，內文修正為「關石和釣（鈞）」。又如開元名相「張說」，錯植為「張悅」，內文修正為「張悅（說）」；卷五姚合〈武功縣中作〉詩評之「自愧素粲」，修訂為「自愧素粲（餐）」。而詩題有誤者如杜甫〈孟倉曹步趾領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人（夫）〉，崔顥〈行經華陽（陰）〉，蘇頲〈奉和聖製登麗（驪）山高鼎寓目應制〉，丁仙芝〈渡楊（揚）子江〉，祖詠〈泊楊（揚）子津〉等。此外，詩作有疑義者，如卷二邱為〈留別王維〉詩，《全唐詩》中另有王維〈留別丘為〉，兩詩內容是一樣的；卷五周朴〈春宮怨〉，《全唐詩》標示的作者為杜荀鶴；卷八杜甫〈送韓十四江東省覲〉，清人仇兆鰲（1638-1717）《杜詩詳注》亦作「省覲」，但《全唐詩》則改作「覲省」。以上錯別字之訂正或疑義處，均在「校注」欄中予以補充、注明。
其二，統一正、異體字。本書乃屈復於乾隆八年四月偶遇江都吳家龍，同年九月即刊刻印行。在校閱匆促的情況下，書中遂屢見異體字並行的情形。如卷一杜審言〈夏日過鄭七山齋〉的詩評，先後出現「於飲一夜後」及「于飲一日後」的異體字；卷三岑參〈巴南舟中夜書事〉，也有詩為「雁」字而詩評改作「鴈」字者；又如卷七張謂〈西亭子言懷〉，詩作與詩評也出現「閑／閒」的用字差異。其他如「遶／繞」、「隣／鄰」、「谿／溪」、「挂／掛」、「檐／簷」、「床／牀」、「翫／玩」等異體字，也屢見於書中。為求體例統一，筆者在校注時，遂將書中的異體字（如「筭」字），一律改為較常見的正體字（如「算」字）。
其三，補充詩人之字號、籍貫。由於屈復說詩時，慣以古人字號、籍貫或是官職代稱詩人，如卷一評張九齡〈秋夕望月〉所謂：「射洪〈月夜有懷〉，必簡〈和康五望月有懷〉，與曲江〈望月懷遠〉，俱從彼處說起。」句中「射洪」指陳子昂，「必簡」乃杜審言，「曲江」為張九齡。詩評中所涉及的古人字號、籍貫代稱，均於「校注」中補充說明。
其四，補充詩評典故出處或概念說解。屈復說詩，對於某些典故或詩句，往往信手拈來，不著出處。如卷二評王維〈山居秋暝〉詩，引「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說解三四句，又引「花落林愈靜，鳥鳴山更幽」說解五六句。前一則詩句，出自北宋邵雍（1012-1077）〈清夜吟〉；後一則詩句，出自南朝梁詩人王籍（-540-）〈入若耶溪〉，惟原句為「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疑是屈復引用有誤所致。再者，屈復說詩時所涉及的批評用語，諸如「點金成鐵」、「合掌」、「草蛇灰線」之類，或是偶有語意難明者，如卷八評杜甫〈九日藍田崔氏莊〉云：「冠帽犯」，乍看或以為文句有缺漏，實乃屈復謂詩中冠、帽二字，犯有語意重複之病。又如卷十二評秦韜玉〈貧女〉詩，屈復謂詩中「六句皆平頭，是一病。」惟檢視本詩各句前兩字，都未出現聲母或聲調相同的詩病，細讀後發現，本詩除首句「蓬門」與末句之「為他人」，其餘第二句至第七句的前兩字，如「擬託」、「誰愛」、「共憐」、「敢將」、「不把」、「苦恨」，第二字皆為動詞，句型也都是「2-2-3」句式，有節奏重複、句式呆板之失，此應是其所謂的「平頭」。以上涉及古人代稱、引用出處及語意難明處，為方便當代讀者理解閱讀，故於詩評之後，另加「校注」處理。
筆者曾先後赴上海與北京圖書館進行移地研究，於善本古籍庫中得見本書。研閱後，既深感屈復「以法論詩」之見識獨到；也敬服其「為初學入門者作老馬」的良苦用心。但移地研究時間畢竟有限，只能概略整理選詩目錄與詩評要點，無法梳理全貌。今年因緣巧合取得本書完整內容，檢索後發現，學界目前尚未有本書之點校本問世，也未有針對本書所作的專題研究，與屈復詩學的相關研究更是屈指可數，殊為可惜。遂利用今年上半年休假研究之暇，對本書進行點校工作，以供學界日後進行教學、研究之用。值此點校完結之際，迴念清人吳家龍閱讀《唐詩成法》初稿後，「亟付棗梨，公諸天下」之情切，竟有異代相通之感。期盼能有機會，將本書介紹給有志學習或研究古典詩學的同好。
本書之點校完成，除感謝兩位審查委員的細心提點、建議，也得力於成大中文所黃嘉欣、鄭宜娟、黃絹文、郭欣同學的協助，並有賴成大中文所武玥同學於北京圖書館補全缺頁內容，謹此一併敬申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