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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歷史

【書評】《明清文學中的女子與國難》

【書評】《明清文學中的女子與國難》

Podcast 讀書節目「衣櫥裡的讀者」主持人黃星樺從性別層面切入導讀《明清文學中的女子與國難》。

文/黃星樺

易鼎之際的女性書寫

  一般大眾相信的許多「歷史常識」,細究起來,往往有許多曲折之處。例如我們都知道在中國歷史上,明朝結束之後,便是清朝的開始。但明朝究竟結束於哪一年?清朝又究竟開始於哪一年?

  最常見的答案,是1644年。因為這一年,發生了具有指標性的事件──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思宗自縊身亡。但實際上,明朝的覆滅,並非一朝一夕之事。著名的《揚州十日記》所記載的清軍攻破揚州城並大肆屠戮一事,即發生在思宗自縊後的隔年。南明政權更嘗試在南方省份延續明祚,並一直殘喘延續到了1662年,方為清朝所滅。明清易鼎,其實是一段充滿創傷記憶的漫長過程。

  在中國歷史上,任何政權迭代興滅之時,往往都會產生出關於戰亂、關於流亡、關於亡國之恨的創傷書寫。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有關亡國之思的文字,主要大都是出自男性文人的手筆,並不能完整反映社會上不同階層、不同性別的創傷經驗。但在明清易鼎之際,情況卻有所不同。因為自從晚明開始,江南地區便誕生了前所未見的大量女性書寫者。這批女性作者筆下的國難經驗,不但和男性作者寫下的內容有所差異,讀者們也往往帶著不同的態度閱讀這些出自女性手筆的國難書寫;而另一方面,女性作者和女性敘事聲音的大量出現,也回過頭來影響了男性作者的書寫策略和文學關懷。

女性的國難書寫,如何加深了男性的恥辱感

  明清兩代的女性作者和女性聲音,在近四十年來的中國文學史研究領域,成為了許多學者關注的焦點。現在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執教的李惠儀教授,2014年時,憑藉她對中國文學史的深入研究,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在同一年,李惠儀的著作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一書出版刊行。在英語世界的明清文學研究領域,這是一本重要的名著。在書中,李惠儀不僅關注女性作者如何在明清變革之際書寫國難,同時也重新發掘各式國難文本中女性角色的複雜意涵。對關心中國文學和女性議題的讀者來說,這都是一本不可錯過的精彩作品。

  這本書目前已由李惠儀本人和許明德合作翻譯為中文,並在今(2022)年由臺大出版中心出版,中文書名為《明清文學中的女子與國難》。

  在這本書中,李惠儀所徵引的文類相當廣泛。除了詩詞之外,也包括小說、筆記、方志、戲曲以及回憶錄等等,幾乎包括了當時所有重要的文類。李惠儀也成功地藉由龐雜的材料,帶領讀者窺見明末清初時的複雜曖昧的性別關係與性別倫理。

  例如,在明清易鼎之際的女性書寫者中,低聲哀悼者有之,高聲控訴者亦有之。但即使是低調自傷的女性作品,也往往引發男性讀者的巨大焦慮感和恥辱感(因為理當要為明朝亡國負最大責任的人是男性),因此往往有男性作者借用倫理綱常的大旗,將國難中未能殉難的女子指為失貞,或刻意描繪女子向清兵主動獻媚的情況,以便將亡國之責推諉給「不知亡國恨」的女性。

藉由「和詩」,將亡國之責推諉給女性

  明清易變之際,種種由女性書寫的創傷文學中,最具代表性的,或許要算是被清兵劫掠的女子所寫的「題壁詩」。所謂「題壁詩」,就是遭掠女子在流離過程中題寫在牆壁上的詩。明末清初流傳甚廣的一首題壁詩,據稱出自南明弘光帝的一位宮中女子葉子眉:

馬足飛塵到鬢邊,傷心羞整舊花鈿。回頭難憶宮中事,衰柳空垂起暮煙。(葉子眉題詩朝歌條)

  第一句「馬足飛塵到鬢邊」,寫的是亂離時刻的窘迫、傖惶。「傷心羞整舊花鈿」中的「鈿」,指的是由金銀珠寶鑲製成的飾物。詩中的敘事者面對戰亂,無能為力,只能低頭整理自己尚稱擁有的花鈿。最末兩句,描寫敘事者在臨行之際回望宮中,見到「衰柳」和「暮煙」的意象,藉此抒發離亂被掠的憂愁感懷。

  這首詩並未明確指責任何人,頂多只是自傷身世罷了,但在許多男性詩人所寫的「和詩」中,卻對原詩中的敘事者提出了嚴厲的譴責。其中一首流傳至今的和詩是這樣寫的:

漢女和戎勉出邊,猶將青草雪花鈿。包羞不識床頭劍, 何用悲歌辱紫煙。(芷水逸狂之和詩)

  在這首和詩中,詩人調用了「和戎」一詞,將遭遇亂離的敘事者比擬為昭君出塞,於是「遭受劫掠」一事,竟成了「主動和親」之舉。後兩句更是指責女詩人只知包羞忍恥,不懂得取「床頭劍」自我了斷,否則,她又何必寫下悲歌,哀嘆自身的不幸呢?

  讀到這樣的和詩,令人難免想問:當女性面對國難時,難道只有走上自殺一途,才算是盡忠盡節嗎?李惠儀也婉言指出,今天的讀者讀到這首和詩時,恐怕很難不感受到作者的苛刻,以及男性作者無法坦然面對亡國和喪亂的逃避心態。

殉節女詩的多重版本,反映不同時代的文學關懷

  不過,在明末清初流傳的各式難女詩當中,也有一些是廣泛受到男性讀者歡迎的。例如杜小英的十首〈絕命詩〉便曾感動了無數的男性文人。

  杜小英〈絕命詩〉流傳下來的經過,頗具傳奇性質。根據明末清初史學家談遷的記載,杜小英是辰州人(今屬湖南省),該地在明亡後,續由南明政權所統治。1652年,清軍擊敗明軍,杜小英逃入山中,卻被清兵抓獲。小英求死不得,被兵卒進獻給清軍主帥。一日,小英向主帥託言,欲到江邊祭弔投湖而死的母親。獲准後,小英將寫好的十首〈絕命詩〉帶在身上,以油衣包裹在胸前,投江而死。

  談遷並未記錄下這十首〈絕命詩〉被發現的經過,但在錢謙益的〈盧氏二烈婦傳〉一文中,卻找得到相關記載。根據錢謙益的描述,一位「楚女子」遭擄後投漢江而死,其屍體逆流而上,被人發現,並在身上找到了十首絕命詩。在明遺臣黃周星的文集中,也有類似的記載,且增添更多神異氛圍。根據黃周星所述,有位「不知名姓」的楚女遭到劫掠後,投江而死,屍體不但逆流而上,而且被發現時「玉貌如生,可十四五。」

  據李惠儀的整理,在清代文獻中,杜小英的故事至少有十多種不同的版本,刊行在十餘種不同的文獻中。後出的版本,除了具備更多神異性質外,也有意無意地改造原始故事的諸多細節,以呼應書寫當下的時局。可以說,杜小英的故事的諸多版本,除了反映出了殉節故事在清代文人圈內受歡迎的程度,另方面也映照出了不同世代知識分子之間彼此互異的憂患與憂思。藉由這一系列不同版本的故事,我們也能夠看出國難當下的創傷記憶,如何在後世被刪改、被扭曲,乃至於被重新記憶。

  例如,十首〈絕命詩〉中的第四首有「厭聽胡兒帶笑歌」之語,明顯是在貶斥以滿人為主的清政權。但是在後來的版本中,「胡兒」被改成了「弧兒」。有些版本甚至乾脆宣稱第四首和其他幾首已在屍體漂流的過程中亡佚了,如此便自然避開了清代的文字審查,將「殉明」主題輕巧轉化為「殉難」。

  不只如此,正如李惠儀所說,杜小英其人其詩,極具闡釋上的彈性。例如有某些版本著意描繪詩人哀悼母殤的意圖,如此便可將「殉明」轉化為「盡孝」。李惠儀甚至指出,讀者若是在三藩之亂時讀到了杜小英的故事和詩歌,未嘗不可能將杜小英的自盡理解為「殉清」。

  不過,無論不同版本的故事如何敷衍,女主角投水自盡一事,是經久未曾變動的故事情節。這自然是因為女性的死亡,被認為是女子盡忠的必經之途。清初詞人陳維崧更曾藉杜小英的〈絕命詩〉,來譴責其他推託「身不由己」而未曾殉節的女子。正如李惠儀所指出的,在諸多男性文人的眼中,在國難當頭時,女子的身體猶如忠孝節義的「最後陣線」;即使國土已經完全覆滅,女子仍不能夠失貞苟活。

明清文學:複雜而幽微的性別世界

  上文所涵蓋的,僅僅是《明清文學中的女子與國難》的一小部分內容而已。在此之外,書中還有更多細膩而充滿啟發性的探討。例如,雖然許多男性文人對難女詩文態度苛刻,但那些「變節」仕清的貳臣們,卻往往對女詩人多了一分體諒。或許因為他們自己也面臨「失節」的批判,促使他們在那些被認為「失節」的女子身上,看出了一份特殊的忠勇與才情。

  《明清文學中的女子與國難》書中種種細緻幽微的妙處,本文不能道盡。在此謹將這本書誠摯推薦給對中國歷史、對創傷書寫、對女性文學和性別議題感興趣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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