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橋亨，日本跨越戰前與戰後、活躍於朝鮮思想研究領域的第一人，他以「主理派∕主氣派」之框架詮釋朝鮮儒學史，影響甚大。本書即以高橋亨為焦點，對韓國儒學研究展開多元的對話與展望。
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的《高橋亨與韓國儒學研究》，以2012年「東亞視域中的韓國儒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所發表的論文為主，兼及此一議題的期刊論文，匯聚長期關注高橋亨與韓國儒學研究的韓國、日本、臺灣等地學者之研究成果，以東亞儒學的視域，展開學術對話的宴饗。以下內容整理摘錄自導論。
整理／編輯部
《高橋亨與韓國儒學研究》所收錄的論文，呈現韓國、日本、臺灣學者對高橋亨的韓國儒學研究之理解與批判。每篇論文的視角與觀點不同，值得相互參看。
權純哲的〈高橋亨的朝鮮思想史研究〉一文，對於高橋亨的學思過程及其朝鮮思想史研究，論述頗為翔實客觀，故置於本論文集的首篇。本文有兩個重點︰一是致力於呈現高橋亨的學問形成過程及其時代背景；一是檢討高橋亨的朝鮮思想史研究及其內容。本文將高橋亨的學問形成過程與時代背景區分為三個時期（1.東京帝國大學漢學科、2.韓國官立中學校教師、朝鮮總督府專員、3.總督府視學官、京城帝國大學教授），再加以考察。這些細緻的考察，一方面呈現東京帝國大學的漢學科，在現代學科的建構下，所面臨的挑戰及其研究方法上的改變。這對高橋亨日後研究朝鮮思想史的視野與方法，有極深的影響。另一方面，高橋亨在韓國四十餘年，雖然致力於朝鮮思想史的學術研究，但也積極參與對朝鮮殖民地的教化與控制。此正反兩面性的張力，同時並存於其朝鮮思想史的研究當中。
川原秀城的〈朝鮮思想的時代區分──從高橋亨的說法談起〉一文，首先指出︰高橋亨對於朝鮮朱子學的時代區分，有前後不同的說法。前說將朝鮮朱子學區分為二期，強調李滉與李珥的重要地位，並以李滉為界，劃分前後期。至於後說，則修改前說而提出三期說：（1）李朝開國之初到李退溪之前；（2）李退溪至宋時烈之前；（3）宋時烈至李朝末代。川原秀城基本上贊同三期說，且肯定宋時烈的重要性，但卻批評高橋亨的後說，認為儘管此說注意到朝鮮朱子學對政治社會方面的影響，但仍以理氣二元論（主理∕主氣）為基礎，故不免產生「哲學偏執」。總之，川原秀城對於高橋亨前期基於理氣二元論來區分朝鮮思想的做法有所保留，他不僅凸顯宋時烈的重要性，也關注十七世紀以後挑戰朱子學的新思潮在思想史上的積極意義。
趙南浩的〈韓國儒學史與高橋亨〉一文，首先指出高橋亨扮演殖民史觀的傳播者，以及近代學術移植者的雙重角色。就前者而言，高橋亨深受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建部遯吾（1871-1945）的影響，借用進化論來貶抑朝鮮人，將「劣等」的標籤貼在朝鮮民族身上，並影射日本人對朝鮮民族的優越感。就後者而言，高橋亨在朝鮮學、朝鮮儒學的研究領域完成系統性的研究，迄今仍有不小的影響力。其次，趙南浩指出，高橋亨根本無法理解朝鮮儒學內部有理學、心學、實學等學脈，他不僅忽略朝鮮心學、實學的傳承，又只能從西方存有論的觀點將理學分成「主理」、「主氣」兩個學派。趙南浩批判高橋亨的「主理∕主氣」框架，認為它表面上要解釋韓國儒學的發展，但卻壓縮、貶抑、歪曲了韓國儒學的觀點，無法再作為有效的理論框架。因此，韓國學界應徹底檢討高橋亨的殖民地史觀，指出其學術觀點之錯誤，並進一步呈顯朝鮮時代儒學的全貌，促成朝鮮儒學與西方學術的對話，如此才能建立具有韓國哲學主體性的研究觀點。
金基柱的〈高橋亨的朝鮮儒學觀〉一文，與權純哲、趙南浩的論文一樣，也指出高橋亨學術的兩面性，即近代學者的面貌與殖民帝國主義學者的面貌。高橋亨一方面向韓國介紹近代的學問方法，另一方面將殖民統治正當化。金基柱指出，從高橋亨的大學教育與時代環境來看，他主要吸收帝國主義式的思想觀念，將此框架應用於朝鮮儒學研究。尤其是，他以「劣等」的觀念來評價朝鮮儒學的基本特質與趨向，因而以「固著性」、「黨派性」、「從屬性」等概念來界定朝鮮儒學。不過，高橋亨也運用近代的、西方的學問方法來研究朝鮮儒學，不但建立具有系統性的理論系統，也擺脫傳統學問的框架與限制。從高橋亨的學問目標與指向來看，其朝鮮儒學觀所預設之兩種相異的基礎，或它所顯示的兩種不同的面貌，並不是相互矛盾的，因為它們都指向合理化帝國主義的同一目標。
井上厚史的〈高橋亨的李退溪解釋──以與張志淵的論爭為中心〉一文，則另闢蹊徑，以高橋亨與韓末儒者張志淵的論爭為中心，分析高橋亨在論爭之前後對李退溪的評價是如何推移，藉此更有力道地批判高橋亨朝鮮儒學史研究的偏執。井上厚史首先敏銳地意識到，韓國學界的李退溪研究雖有意擺脫高橋亨「主理派∕主氣派」的解釋框架，但他們援用西洋哲學「一元論」、「二元論」的概念，依然宥於明治時代以來戰前日本研究者的分析框架，無法充分顯示李退溪的思想特徵，也未展開對李退溪思想的哲學分析。接著，井上厚史以高橋亨與張志淵在1915年展開論爭的前後三個時期，來闡明高橋亨的李退溪詮釋。不僅如此，井上厚史也反省日本儒學的研究，認為它也該脫離丸山真男（1914-1996）「古學派＝否定朱子學的伊藤仁齋或荻生徂徠」的框架。換言之，不論是中國儒學、韓國儒學、還是日本儒學的研究，都應該結束單一國別史的解釋，而代之以「東亞儒學」的視角，以期超克過去儒學研究的窠臼。
權純哲的〈高橋亨朝鮮儒學研究中的異學派──讀京城帝大的講稿〉一文，乃是首次利用高橋亨未出版的手寫講稿而完成的研究成果，彌足珍貴。權純哲由高橋亨在京城帝國大學的授課講稿中，抽取出第十一冊的講稿，聚焦於對朝鮮儒學的異學派之探究。權純哲指出，在高橋亨已經公開發行的論著中，看不到「異學派」的討論。雖然在其朝鮮儒學研究的大藍圖裡，高橋亨已意識到「異學派」，但其討論卻只出現於其京城帝大的講稿中。在這些講稿中，高橋亨有關「朝鮮思想不在論」、「朝鮮思想石化論」等貶抑的言論，雖隱然潛伏，但卻未出現在講稿上，可見學術內容才是講稿的根本所在。就此而言，高橋亨在京城帝大的講稿有其特殊性與重要性。然而，權純哲最後也反諷地指出，高橋亨的異學派講稿，在發掘朝鮮儒學的「獨創性」方面，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這豈不也證明因對抗官學朱子學而登場的「異學派」，在其學問的特徵方面，也具有「獨創性」與「自由」的性格嗎？這正是對高橋亨的朝鮮哲學「不在」論與「化石」論之最有力的反駁。
韓慈卿的〈高橋亨韓國儒學理解的功與過──以「主理∕主氣」概念為中心〉一文，以「主理∕主氣」概念為中心，評論高橋亨對韓國儒學理解的功與過，並重新檢討此一分類法的淵源與哲學意義。與前述金基柱的觀點不同，韓慈卿認為，高橋亨在韓國儒學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功）與其殖民史觀所造成的歪曲（過），應該分開來討論。韓慈卿雖然批判高橋亨以「固著性」、「從屬性」、「黨派性」等說法貶低朝鮮儒學的觀點，但也指出，高橋亨確實看到性理學與朝鮮社會的緊密關係，亦即︰朝鮮就是性理學所支配的「士」之國家，在朝鮮社會，哲學與政治，或哲學分派與政治分派，無法分開。「主理∕主氣」論爭涉及「理」的「活動性」與「能動性」問題，而此問題也涉及心的「自律性」、「道德性」或「心身關係」等普遍問題，是我們永恆追問的哲學問題。除了朝鮮儒者外，十七世紀的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等人的心身理論，或者當代牟宗三（1909-1995）判定程朱之「理」為「只存有而不活動」，都與「理」的活動性議題有關。韓慈卿試圖闡明：「主理∕主氣」概念所涉及的「理發」問題具有深層的哲學意義，因此不要輕忽或放棄高橋亨的「主理∕主氣」框架。
韓亨祚的〈朝鮮儒學的哲學地形圖──退溪李滉的主理與栗谷李珥的主氣〉一文，以其所構想之朝鮮儒學的哲學地形圖為主，涉及兩大重點：一是從「『主氣』概念的兩難」來討論「主理∕主氣」之架構是否合適？一是釐清「主理∕主氣」論爭的代表人物，即李滉與李珥在思維與實踐上的差異。韓亨祚所謂的「朝鮮儒學地形圖」，是以「理學」與「氣學」的排列組合，將朝鮮儒學區分成七類：在「理學」範圍內的「唯氣」（徐敬德）、「主理」（李滉）、「尚氣」（曹植）、「主氣」（李珥）；就「理學＋氣學」而言的「實學」（丁若鏞）；單舉「理學」的「唯理」（李恒老），以及脫離性理學脈絡的「氣學」（崔漢綺）。本文最精彩之處在於「『主氣』概念的兩難」一節。韓亨祚針對「主氣」的內涵與範圍、歷來不同的說法或誤解，加以辨明與澄清。韓亨祚已超脫了對高橋亨的韓國儒學解釋框架之批判，直接辨明與闡釋朝鮮儒學的「主理∕主氣」，以構思朝鮮儒學的地形圖。最後，韓亨祚還期望︰除朱子學之外，其朝鮮儒學地形圖也可運用於陽明學、西學、老莊，以及法家，甚至總括東西方的思維模式。韓亨祚所提出的朝鮮儒學地形圖之構作，顯然已超越包含高橋亨在內的既有朝鮮儒學的解釋框架，是一種新的思想冒險與哲學嘗試，以期韓國儒學研究有新展望。
李承煥的〈從朝鮮儒學「符號布置方式」批判高橋亨的「主理∕主氣」說〉一文，也與韓亨祚的論文一樣，試圖從「符號布置方式」為朝鮮儒學提出新的解釋框架，即「橫說」與「豎說」。李承煥指出，在這兩個學派的論爭當中，從現代哲學的觀點來看，李滉的「橫說」係依照道德心理學的「性向二元論」（dispositional dualism），來闡明本性的純善意義，並由此導出「居敬涵養」與「知性盡性」的工夫論；而李珥的「橫說」則是依照存有論的「乘伴論」模式，說明天賦的善性經過何種轉變過程，最後落實為「分殊」的氣質之性。尤其是，李珥的這種「乘伴論」類似於現代西方心靈哲學的「乘伴理論」（superveniece theory）模式，這也顯示李珥早就獨具慧眼，其思想也凸顯朝鮮儒學的獨到之處。顯然地，李承煥以「橫說∕豎說」的架構來批判並取代高橋亨的「主理∕主氣」框架，持論有據，有其深意與新意，值得學界的關注與討論。
崔英辰的〈「主理∕主氣」的再檢討與展望〉一文，以其深厚的朝鮮儒學造詣，在此文中檢討高橋亨的「主理∕主氣」框架所造成之誤解，同時從朝鮮儒學脈絡提出新的展望。首先，崔英辰檢討「主理∕主氣」的分類判準。就朝鮮儒學而言，他辨明「主理∕主氣」的分類判準不在於理與氣何者更具「根源性」，也不在於肯定理的「實在性」或「能動性」與否。崔英辰進一步分析性理學者（如李滉、李珥、金昌協、韓元震等）論述中的「主理∕主氣」之用法，強調作為「觀點」的「主理∕主氣」與「離看∕合看」是有意義的，並將理氣之「離看∕合看」直接連接到理氣之「不雜∕不離」。最後，崔英辰又從朝鮮性理學汲取思想資源，指出在解釋世界圖像時，性理學提供兩種相反的立場，即強調「對立性架構」的立場（李滉）與強調「統合性架構」的立場（李珥）。在崔英辰看來，在我們重新檢討朝鮮儒學史的分類方式時，深究朝鮮性理學者曾經提出的諸多觀點或架構的差異，將會帶來不少的啟示。
林月惠的〈高橋亨「主理派∕主氣派」解釋框架之批判──兼論韓國儒學思想研究的新展望〉一文，直接從高橋亨「主理派∕主氣派」分類方式的「論據」切入，檢討高橋亨因缺乏哲學性思維而導致對韓國儒學史的誤解，進而就韓國儒學研究在文本與哲學義理方面的獨特性，嘗試從哲學問題出發，提供解釋效力更強的理論判準，以期為韓國儒學思想的研究提出新展望。若內在於朝鮮儒學史對哲學問題的思考來看，「理的能動性」（理能否活動）、「心的本質與功能」（心屬於氣還是理）、「情是否有異質性」（四端與七情的同異）這三大問題，可說是朝鮮朝性理學、陽明學與實學所共同面對的哲學問題。展望未來的韓國儒學研究，林月惠提出「在世界中的韓國儒學」（Korean Confucianism in the world），期待學界努力將韓國儒學的諸多哲學提問與論題「主題化」（thematize），成為東西方哲學共同探究的哲學議題，以展現其普遍性與當代性。
在以上11篇論文之後，本書又有江俊億重編的兩篇附錄：〈高橋亨年譜〉及〈高橋亨著作目錄（1902-2012）〉。一方面可以與本書各篇論文互參，有助於理解高橋亨的生涯與學思背景；另一方面也提供近年來學界整理高橋亨著作的成果，對於此議題的後續研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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