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播節目主持人與記者「內克」吳宇軒閱讀2018臺北文學閱‧影展發行之影展專冊《誰的‧巴布狄倫》，並在書中對巴布狄倫之簡介、作品評析與專訪再行評析。
文／吳宇軒
1.
「…但我的歌，是我做的幾乎每件事情賴以維繫的核心。那些歌似乎進入了許多不同的文化，藉此在許多人的生命中備受珍惜，對此我始終心存感激…不過…我從來沒有時間自問一句：『我的歌是文學嗎？』」（擷取Bob Dylan獲諾貝爾文學獎致詞片段，馬世芳譯）
你還記得2016年嗎？對那年還有著什麼印象？在台灣，蔡英文女士帶領民進黨完成第三次政黨輪替，國內對死刑的爭辯也因為小燈泡事件的發生，以及鄭性澤與鄭捷案件引發高密度關注；其實國際間也紛擾，政治素人Donald Trump翻轉印象入主白宮、英國公民決定與歐洲分手、歐美持續出現恐怖攻擊；南美洲則歷經巴西在內政動亂、國際口水戰中，硬撐起那象徵「全球團結合作」的里約奧運、而後年底古巴強人卡斯楚離世，一代傳奇終結。
就在這堪稱風雨飄搖的一年，許多人想起Bob Dylan。不只因為他「必須」根深柢固的與動亂、躁動及不安綑綁（是的，或許他的確認為是綑綁）在一起，也是因為2016年10月份，作家們的至高桂冠諾貝爾文學獎，「破天荒」頒給了「一名歌手」。「破天荒」來自於那對於純文學的激辯（歌詞憑什麼是文學）、「一名歌手」對我而言則是基於流行音樂的想像限制與可笑框架。
流行音樂是一件矛盾的集合體，既大眾、又私密。它大眾到可以代表世代之聲，吶喊出所有共同記憶，也或者「工業化」後，能成為點擊排行，或任何人拾起麥克風得以哼唱之盛典；可流行音樂卻又是那麼私密，拼貼的是日常生活感知，與每一個聽者共畫出不同的畫面；舒國治在書中專文提及的如是，一個如同Bob Dylan的音樂家，「在他更多的創作中，外在世界的混亂和內心的不安被交織在一起，美國文化的碎片和人性的脆弱與憂傷都被重新拋入一個詩意的熔爐中，誕生出新的金色光芒」，無論是時代使然，抑或文學獎那句得獎理由「在偉大的美國歌曲傳統中創造出新的詩意表達」，以及獲獎時Bob Dylan自己的感言，都鏗鏘有力地回應著這份討論。
2.
「你憑什麼問我真實是什麼？你自己是否問過自己你的真實又是什麼？你問我是誰？你又知道自己是誰？」（楊元鈴談Bob Dylan與電影專文）
或許Bob Dylan根本不在乎，是的，他可能真的不在乎。合輯中的每一篇專文，多多少少都提及了他對於自我的專注（或者所謂的自私），以及1965年前後「轉向」（或根本是不屑回應）的種種，雖然此書乃集各家評論、粉絲與旁觀者之總集，卻也因此而精采，因為無論你是否認識Bob Dylan，若淺若深的說法，與片段主客觀的還原，都能使這場「事件」有了對話與各種解讀的彈性空間。
前情提要大抵是這樣，回到Bob Dylan成為「每個人生命中的Bob Dylan」那個1960年代，是的，就是那個集動亂、焦慮、不安、狂放於一身的1960年代，無論逃避、隱喻、衝撞，流行音樂在當時一肩擔起的英雄責任，必須是充滿抗議之聲的各種形式與藝術展現。如同張鐵志的描述，那個用1950年「垮掉的一代」滋養起自我成長的Bob Dylan，走進了曼哈頓，「讓他成為搖滾樂的魔鬼與天使，徹底改變搖滾樂，不，是改變整個流行音樂的想像」。
而他真的有意識在這麼經營著自己嗎？你得先從馬世芳專文中找到那場1975年的「奔雷秀」（Rolling Thunder Revue）巡演，找到那個帶著「Bob Dylan面具」上台唱歌的Bob Dylan，問問他是怎麼一回事。而我想，Bob Dylan會告訴你，請回到十年前去尋找，聽聽那首滾石雜誌之所以叫做滾石雜誌的致敬歌曲〈Like A Rolling Stone〉，或如郭力昕提及前一年那首〈My Back Pages〉的那句「I’m younger than that now.」去找尋答案，是，那個時候的Bob Dylan不到25歲。
根據張硯拓帶我們還原的影像，Bob Dylan這次所謂「由民謠往搖滾」轉向、被許多歌迷認為是個「背叛最純粹音樂性」的叛徒，使他還真的是一邊影響著世界、一邊獲得種種噓聲鼓譟；可是他為什麼要在意呢？張硯拓說的是，「不如說他不明白為什麼大家不好好聽歌就好，非要給他冠上一些名號，要求他為世代代言，為歌詞的意涵擺放意識形態，甚至是對政治局勢發表看法？」；郭力昕並不否認這樣的說法，只不過基於傳播學者多一層的觀察，道出這些背後的形象經營，方使英雄傳奇得以不墜，那是一種「集體再生產了狄倫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民謠搖滾與通俗音樂歌手的英雄／偶像形象與當代傳奇」。
3.
「我有個理想，就是啟程尋找回到故鄉的路，去找這個我離開了很久的家。途中經歷了我想要的一切，但我不記得它在哪裡，只知道我正在回家的路上」。（傳記紀錄片《巴布狄倫．迷途之家》（No Direction Home），取自楊元鈴專文）
或許如同郭力昕引用的那些影片訪問，Bob Dylan是個機會主義者，搭上了1960年代的抗議之聲經營著、也可能他就是個自我為中心的詞曲藝術家。無論如何，沒人肯定這是正確答案，又或者世界上哪有什麼正確答案？只是當閱讀這些專文的過程，從每一個不同角度所形塑出的第一手與第二手，甚或好幾手之後的Bob Dylan，我們確實得以共同拼貼起，一個世代不可否認的傳奇。那個Bob Dylan不是「誰的」，而已經成為了「你自己的」，這當然與Bob Dylan本人所擁有的不完全相同，卻也不需要相同。
以我自己來說吧。或許因為同為媒體工作者，我總是被滾石雜誌專訪篇章所提及的一些小細節所吸引，無論是否刻意，或是心思紊亂而成的態度，「你必須要自曝弱點，才能敏銳感知現實」，Bob Dylan如是說道，那熟知他的記者Kurt Lord也是這麼認為，「你只能報導他所說的話，不能停下來分析並說：『你知道嗎？事實並非如此。』因為那對他來說可能就是事實」。我認為根本不只是時代造就了Bob Dylan，而是那些他自己根本不在乎、又或是太在乎的種種愛與恨，才能交織起歌曲中的意識與解讀空間。你問，他在乎你的解讀嗎？或許吧，但那已經與他沒有關係了。
他沒有想要改變世界，雖然世界真的改變了。至於變得更好還是更壞？誰又能告訴我們答案呢？「Leave your stepping stones behind now, something calls for you」，至少、至少在Bob Dylan時而有毒、時而想念的口琴聲中，無論能被拓展成「以情寄歌」的情歌，或是那些所謂「抗議經典」作品，我總能聽見時間之河緩慢流著，流過了種種的有意無情、也流過了跨掉的「許多世代」（在口水細菌超過病毒肆虐的此刻，誰又能說2020年不是另一個垮掉的世代呢），「But don’t think twice, it’s all right」，因為我總能在這些樂音中反覆告訴著自己，可以的，我們要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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