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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試閱】《沉思與行動:柯慶明論臺灣現代文學與文學教育》

【書籍試閱】《沉思與行動:柯慶明論臺灣現代文學與文學教育》

柯慶明是當代臺灣人文學界的傳奇學者,他對於「文學美」的討論博大而深邃,影響方興未艾。本書一方面輯錄柯慶明有關臺灣現代文學的經典論述,以及親身參與學院派現代主義運動的有情自白;另一方面,亦搜集柯慶明對於高中「國文」課綱如何擬定的見解,進而鉤沉其人所設想的「中文系」與「臺文所」教研走向的願景。內容全面性地呈現柯慶明論現代文學的寬闊視野,為思考臺灣文學研究與文學教育的多重面向提示了理路。《沉思與行動》彰顯柯慶明不只是「坐而言」的思想家,更是「起而行」的實踐者。

名家推薦

  文學作為沉思的方法,文學作為行動的藝術——柯慶明教授的立論言辭剴切,充分顯現他對中文傳統的一往情深。唯其如此,他心目中的臺灣人文精神方可長可久。從十七歲到七十歲,他追尋文心即人心的理想未嘗或已,他以『文章之事』銘刻了一生的信念與實踐。──王德威(中央研究院院士)

  我們都有一個夢,文學的夢。柯慶明在臺大數十年的創作、研究、編輯,因緣宿命地為高中國文教學奉獻心力,其思辨的零散篇章,今日得以結集,所播下的文學種子,勢必更快成長茁壯。──陳萬益(清華大學台文所退休教授)

作者簡介

柯慶明(1946-2019

  前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和臺灣文學。曾任《現代文學》雜誌主編,《文學評論》雜誌編輯委員兼執行編輯,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協同研究員,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訪問研究員,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招聘教授,捷克查理士大學客座教授。著有《一些文學觀點及其考察》、《萌芽的觸鬚》、《分析與同情》、《境界的再生》、《境界的探求》、《文學美綜論》、《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述論》、《中國文學的美感》、《臺灣現代文學的視野》、《柯慶明論文學》、《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等文學論著,以及詩集《清唱》、散文集《出發》、《靜思手札》、《省思札記》、《昔往的輝光》,日記《2009/柯慶明:生活與書寫》。

目錄

致謝╱張淑香

序一 現代的文心╱王德威

序二 我們都有一個夢╱陳萬益

輯一、作為志業的「文學」

K的迷惘

我的個人主義論

藝術生命是生命的醒覺

期待偉大的文學創作及文學批評

輯二、沉思篇:臺灣現代文學的視野

二十世紀的文學回顧:由新文學到現代文學

學院的堅持與局限:試論與臺大文學院相關的三個文學雜誌之一:《文學雜誌》

六十年代現代主義文學?

臺灣「現代主義」小說緒論

傳統、現代與本土:論當代劇作的文化認同

輯三、行動中:文學教育的願景與實踐

中文系的學生學些什麼?一種個人的觀點

是「對話」,不是「歸化」!中文系害怕西洋理論?

中文系格局下的文學教育

「通識教育」的理論與實際

臺灣文學的未來發展

談臺灣文學系、所的設立

語文資優教育?

國文教學的目的與方法

大學!大學!

〈高中國文課程綱要〉之擬定

二十一世紀的國文教育

高中國文也應該是人文教育

從「反髮禁」談我們如何教育下一代

人文關懷與文化建設

站在臺灣土地,望向世界的高峰: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九八高中國文課綱修訂要點及其理念(精簡版)

對國文教育的另類思維

睡美人的城堡?對語文教育的一種看法

輯四、此中有人:文學評論與文壇憶往

壹、臺灣文學在臺大

當代文學與臺大

臺大文學院:作家間的風雲際會

「五四」的印象與體驗:從傅斯年到臺大中文系

從《新潮》到《現代文學》:夏志清印象

追憶殷海光先生

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心隨白鷗:懷念高友工先生

貳、從《現代文學》到「現代文學」

驀然回首,現代文學!

姚一葦先生雜憶

在中文系,遇見王文興老師

「瘦馬」傳奇

在網路的時代保存手稿:為王文興先生《家變》《背海的人》手稿的收藏展而寫

白先勇:他真的是個興高采烈的人

嚮慕與深淵:李渝小說簡論

曲隱之筆:郭松棻小說略論

附錄

柯慶明寫作年表初編

編後記一╱鍾秩維

編後記二╱楊富閔

書籍試閱

序一

現代的文心

王德威(中央研究院院士)

  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謂文學即人生,倘能人生而即文學,此則為人生之最高理想,最高藝術。

  一九六四年六月號《建中青年》刊出〈K的迷惘〉。文中的K面臨大學升學考分組抉擇。建中是首屈一指的男校,多數學生第一志願為理工或醫學,但K卻「想讀中文系。」K的父母苦口婆心對他曉以大義,K不禁「絕望的想著:『素來開明的爸爸都不瞭解,不贊成,那還有什麼話說,要吃飯就顧不得興趣難道人人生只為吃飯而活』」

  「K在人生第一個十字路口迷惘了。」

  〈K的迷惘〉作者柯慶明是建中學生,當年只有十七歲。這大概是柯慶明教授(一九四六~二〇一九)最早發表的文章,文中的K顯然是他的自況。「迷惘」之後,他下定決心,同年以第一志願考入臺大中文系,矢志向學,備受師長器重,一九六九年服役後隨即留校任教直至二〇一九年遽然離去,柯慶明為臺大奉獻整整五十年。

  這五十年間臺灣的中文學界風雲變幻,柯慶明成為最佳見證者。他何其有幸,曾經師從當年渡海來臺的諸位名家,如屈萬里、臺靜農、廖蔚卿等,成為古典文學香火的傳承者。他又何其有緣,得以和現代文學新銳如王文興、白先勇、葉維廉相往還,因此共同奠定臺灣現代主義的基礎。臺灣中文學界「抒情傳統」的建立和發揚,柯慶明是關鍵人物,而九十年代以來臺灣文學研究興起,他是最熱情的推動者。而他勇於任事,卻又堅持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尤其令人敬佩。

  多年來柯慶明教授著述不輟,已有多部專書問世。從《境界的再生》、到《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述論》、到《臺灣現代文學的視野》等等,無不顯示他治學的多重興趣。但《沉思與行動》的出版別有意義。這本書收錄來自報刊文集等管道,多為因應種種場合或議題所作。全書分為四輯:「作為志業的文學」;「沉思篇:臺灣現代文學的視野」;「行動中:文學教育的願景與實踐」;以及「此中有人:文學評論與文壇憶往」。這些文章或就事論事,或有感而發,也許非為純學術而作,但經有心弟子門生編排,自成脈絡,也顯現柯教授作為學者的另一種關懷。

  本書以《沉思與行動》命名,具見編者用心之處。「沉思」與「行動」在柯教授早期文字中已經出現。日後他不斷叩問、思考「何為文學」的真諦,也從具體實踐中辯證「文學何為」的意義。在〈藝術生命是生命的甦醒〉(一九七五)一文中,他引用昭明太子蕭統名句,「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作為文學根本詮釋。對柯教授而言,「沉思」是一切藝術的起點,「是那深入存在底層的主體性覺知,以及在這種覺知中所經驗到的深層存在性體驗;也就是一種生命自覺經驗。形式能具現這種體驗就是『美』,不能『具現』就是不美。」生命覺知和審美具現形成相互映照關係,而文學恰為其結晶。這樣的觀察糅合了傳統六朝美學以及近世西方浪漫一脈的生命哲學,很可以見出柯慶明的信念所繫。

  至於「行動」,高中時期的柯慶明已經有了自己的想法。在「我的個人主義論」中他對個人的定義侃侃而談,而以「人是自己的主人」作為結論:「我以為當一個人,有權決定自己的行動,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時,他將會作更好的發展我以為自我命運決定者,仍應該是他自己。也因此我們在行動時,將更有責任心——這就是個人尊嚴的價值。」如此陳述饒富康德式啟蒙精神,也呼應上世紀中風靡臺灣的存在主義論調,更重要的是不乏傳統擇善固執、為所當為的自我期許。三百年前顧炎武的名言,「博學於文,行己有恥」有了現代的回聲。

  日後回顧所來之路,柯慶明一定明白他之選擇文學作為畢生志業,是沉思之後的決定,也是義無反顧的行動。本書最值得注意的篇章,莫不與此有關。在這樣的抱負下,柯慶明教授所論的文學遠離學院制式定義。他認為,文學之為我們所理解的「文學」並非古已有之。文學作為一種學科,主要依據日本和歐洲的範本,而且一直到三十年代才大底落實為文字想像和創作形式的總稱。這一形式強調獨立的學科範疇和純粹的審美訴求,雖然蘊含其下的動機——從為人生、為藝術、還是為革命,到唯心還是唯物——從來衆説紛紜。

  這一「文學」定義在二十世紀下半期已經飽受衝擊,何況面對當代傳媒導致的閱讀與寫作範式的變化。眼前無路想回頭,柯慶明期望跨過五四門檻,重新回溯「文學」在中國文明傳統中定義的流變,同時重新定義文學的「現代」意涵。他認為「文」的傳統語源極其豐富,可以指文飾符號、文章學問、文化氣質、或是文明傳承。儒家所強調「『文』學」一詞在漢代已經出現,歷經演變,對知識論、世界觀、倫理學、修辭學、和審美品味等各個層次都有所觸及,比起來,五四「新文學」的定義反而顯得謹小慎微了。

  柯慶明肯定五四文學革命與啟蒙梳理的典範,但認為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二十世紀中期以後的全球文化、政治嬗變,「新文學」不足以應付現代經驗的繁複性。在〈二十世紀的文學回顧——由新文學到現代文學〉中,他強調文學的力量與時俱進,而「現代」作為感覺結構,恰恰來自「歷久彌新」的經典性、與「推陳出新」的前衛性兩種時間軸線中所發生的斷裂或縫合。這一樣式呈現知識系譜的合縱聯合,以及語言論說的多音複義。文學之於「現代」,因此不僅是一種客觀存在或反映,更必須是一種積極應和,一種行動。

  柯慶明的積極參與現代文學,因此不是偶然。書中他對夏濟安教授等師生所創立的《文學雜誌》始末,有細膩的描述。五十年代的兩岸深陷意識形態對壘,所謂文學即使不成為文宣附庸,也難以顯現獨特願景。《文學雜誌》的出現,強調創作形式的自足與多變以及個人感性的發揮,不啻空谷足音。更重要的,這一雜誌啟發了一群愛好文學的臺大學生再接再厲。一九六〇年,白先勇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開宗明義,為臺灣文學的特性作出命名。這一雜誌結合當時年輕作家、學者嘗試形式實驗,引進歐美風格,從而對「反共抗俄」大纛下的文化生態帶來震撼。「文學」現代,甚至有了動詞隱喻。彼時柯慶明已經加入《現代文學》群體,之後甚至負擔編務。他的任勞任怨、勇於任事成為《現代文學》編輯史的一段佳話。

  值得注意的是,柯慶明經過中文系正宗訓練,與多數出身外文系的同儕背景有別。他對「現代」的理解,因此多了一層古典意涵。在他看來,現代不必是古典的對立面,而是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現代」推陳出新,充滿強烈對話能量,因此總也是「反」現代的。這種強烈的對話能量必須有堅實的思維訓練以及生活感受為基礎,而促進思維訓練及生活感受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文學。「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在六〇年代的臺灣翻出新意。

  柯慶明強調,文學從五四以來曾被認為是推翻傳統、號召革命啟蒙的利器。但如果以同樣的定義求諸廿一世紀初的「新青年」,已經頗有不足。在視覺文化和資訊網絡如此發達的今天,我們鼓勵學生學習文學經典,首先必須自我叩問的是:要如何談文學的重要性?據此,柯慶明大聲疾呼文學教育的重要性。〈中文系格局下的文學教育〉如是寫下:

  文學不只是一種藝術現象,它還可以是一種語言現象,一種心理歷程,一種思想表達,一種社會活動,一種意識形態的反映,一種歷史文獻的記錄,一種文化的創造與反思,一種政治立場的宣傳與說明,一種宗教教條的闡發與傳播,一種資訊的傳佈與收受,一種廣告的技巧與運用,一種消費的運作與生產的過程,一種習俗的保存與改變,一種儀式的進行與完成……

  與五四「新文學」或六十年代「現代文學」訴諸純粹性相比,柯慶明的文學觀顯然駁雜龐大許多。但他的立場是前衛的,卻也是古典的。「郁郁乎文哉」:文學最終的目的不僅是審美想像或是啟蒙革命,也可以是「興觀群怨」,或「多識草木鳥獸蟲魚之名」,可以是「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可以是「懸崖撒手,一切好了」。傳統理想的文學人應該是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轉換成今天的語境,或許該說文學能培養我們如何在社會作個通情達理、日新又新的知識人。

  在推動大學中文系教育轉型同時,柯慶明將注意力擴及高中國文教育。高中國文的理念和架構所反映的其實就是一種廣義的文學教育。多種版本的教科書大底都強調了選文的情辭之美。在此之外,編者刻意打通文類、時代、主題,務求呈現中國人文精神的豐富面貌。從《詩經》、《楚辭》到《左傳》、《史記》,從〈桃花源記〉到〈病梅舘記〉,從李白到曹雪芹,將近三千年的傳統雖然只能點到為止,已經在在顯示古典歷久彌新的道理。

  當代臺灣政治充滿非此即彼的戾氣,在反中愛臺的氛圍下,高中國文教育的內容成為各方展演意識形態的角力點,爭端極致處,甚至簡化為文言、白話之爭。強調摒棄傳統,打造言文合一的新臺灣「主體性」者有之,強調回歸正統,發揮文統及正統者有之。一時之間我們彷彿回到五四新文學時代的爭論。柯慶明身在其中,立場是微妙的。九十年代以後,他本身的政治訴求已經愈益鮮明,推動臺灣優先不遺餘力。但另一方面,他對中國文學作為文明基礎的信念未嘗改變。在高中國文課綱修訂引發的論戰中,他數度挺身而出,左右開弓。其中〈高中國文課綱修訂要點極其理念〉一文尤其值得重視。

  歸根究底,柯慶明教授拒絕將語言、文學簡化為國家意識形態表徵——那其實是十九世紀國族主義的迷思。他指出華族文明源遠流長,其共通性以及多元性無不與各個時代、地域、政體、文化的分合消長息息相關。正如希臘、羅馬文明成為西方傳統的基礎,中文教育者的責任不在灌輸非此即彼的信條,而在於「瞻前顧後」,放大歷史視野,形成思辨場域。柯慶明念茲在茲的是,文學教育即是人文教育。他期望:

  學習經由各類作品之欣賞與寫作練習,開拓生活視野,培養優美情操,認識複雜人性,養成廣大的同情與表白自我內心,引發人我共感的能力。

  養成廣泛閱讀的習慣,理解文明社會的基本價值,經由文化經典與當代生存環境的對話,開發文化反思的能力與尊重多元文化的精神。

  在臺灣當下的環境裡,柯慶明的努力也許是種唐吉訶德精神的延伸。儘管如此,他堅持自己的沉思與行動。他的堅持讓我想到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對「沉思生命」(vita contemplativa)與「行動生命」(vita activa)的論述:因為思考,我們淬煉審美的也是政治的判斷力;因為行動,我們打造自由與責任的雙重願景。

  在中文語境裡,柯慶明教授從蕭統《文選》的「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辯證沉思、事義、文采的關聯。而論其內蘊的能動性,我們不妨延伸到《易·繫辭》,「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文學無他,就是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從一個地域到另一個地域,對「文」的形式、思想和態度的貫通與銘記、彰顯和修飾的藝術——一種變動的,也是行動的,藝術。

  文學作為沉思的方法,文學作為行動的藝術——柯慶明教授的立論言辭剴切,充分顯現他對中文傳統的一往情深。唯其如此,他心目中的臺灣人文精神方可長可久。從十七歲到七十歲,他追尋文心即人心的理想未嘗或已,他以「文生的信念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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