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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時代轉換的華爾滋:《近代中國外交的大歷史與小歷史》

【書評】時代轉換的華爾滋:《近代中國外交的大歷史與小歷史》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劉必榮閱讀政大人文中心出版的《近代中國外交的大歷史與小歷史》,認為書中提及大小歷史之間的相互影響與共振、個人面對歷史轉折的抉擇,是有助於更全面理解歷史的好書。

文/劉必榮

這是本嘗試讓大歷史與小歷史對話的著作,為讀者打開了觀察歷史的另一扇窗,也啟發讀者思考大歷史與小歷史的連結。

所謂大歷史,是歷史的宏觀面,也就是王文隆教授在導論中所說,用治亂、分合等模式,闡述鼎革、盛世、變亂等重大歷史事件。而小歷史,是將關注的焦點轉向個人、個人與群體間的關聯,從而關懷個人史、生活史、社會史、文化史等不同的主題,看這些主題如何與大歷史共振。法國學者謝和耐(Jacques Gernet,1921-)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La Vie quotidienne en Chine:a la veille l''invasion mongole, 1250-1276),就是一本小歷史的精彩著作。

政大人文中心這本《近代中國外交的大歷史與小歷史》也一樣精彩。作者群分別從雙邊關係、人物經驗、組織機構、周邊事務四個面向,探討其中的大小外交史。其中個人最感興趣的是第四篇〈中國海關關員的遺留和抉擇,1949-1950〉。這篇其實應該不算外交史,因為它關注的是1949年國共政權交替時的中國海關,並非對外關係。但是這個主題非常吸引人。

作為一個政治學者,我常關心的是在時代轉換的當下,政治人物到民間知識分子,是怎麼做抉擇的。是去,是留,是扈從、是觀望,每一個抉擇的過程,都譜出大歷史與小歷史的華爾滋。

所謂時代轉換的新舊交替,從比較近的時代來看,舉凡日本幕末的明治維新、1911年的民國成立、1945年的臺灣光復、1949年的國共政權交替、1997年的香港回歸,皆應屬之。而列出的每一個關鍵時刻,都考驗著當事人的抉擇。因為在這樣一個過渡的轉型期,大家面對的都是一樣的徬徨與未知。這些抉擇與去留,雖都是小歷史,但也都折射出那個時代大歷史的樣貌。過去大陸學者研究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面對新政建立時的南渡與北歸,就記錄了這樣的抉擇。

〈日俄戰後中日奉天警務交涉,1906-1908〉,也是很精彩的題目。日俄戰爭是20世紀初外交史的大事,可以從歐洲的英日同盟、法俄同盟,連結到亞洲,再連結到美國。在這樣的大格局下,奉天警務交涉只是一個很小的部分。但這個很小的部分,卻可以看出日俄兩國在中國打仗,中國卻只淪為旁觀第三者的尷尬。這個尷尬,畫龍點睛地點出中國當時的處境。大歷史在這裡成為小歷史的註腳。

黃文德教授的〈1936年日英基隆事件重探〉也很吸引人。臺灣當年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但日本人卻懷疑一些臺灣人、傳教士與英美外國勢力勾結。這不只是日本殖民者與臺灣人之間的故事,更在當時錯綜複雜的國際情勢大棋盤下,涉及多國的多盤棋局與角力。這樣放大視角觀察之後,小歷史的小齒輪就帶動了大歷史的大齒輪。

所以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著作,適合歷史專業,也適合一般讀者閱讀。但在取材上應該還可以更多樣,也可以不侷限在近代中國外交史的範疇。

我們也期待在之後的系列著作中,待作者在論述人物經驗的小歷史時,能更增加傳主的心理分析。最為人所討論的就是當時潛伏在對方陣營中的諜報人員。中國大陸坊間對於潛伏的故事闡述甚多,但多只偏重跌宕起伏的故事,對於潛伏者的心理素質則著墨較少。其實這些人對自身性情的壓抑、不同感情之間的拉扯、真話與假話之間的迷失,每一次經歷都是一次掙扎與撕裂,都應是大歷史與小歷史研究最好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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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必榮
劉必榮,政大外交系第一名畢業(1979)。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碩士(1982),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國際關係博士(1986)。現任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專研談判理論與國際關係。每周有播客節目「Dr. Liu 國際新聞摘要分析」在 Podcast, Sound On, Spotify, Himalaya露出,每隔周周一並有 「縱橫天下」專欄見刊於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