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安教授導讀白色恐怖受難文集《看到陽光的時候》，書中沉痛的文字提醒著每個生活於高度民主年代的人們，這些如空氣般自然的自由多麼得來不易。
文／王國安
閱讀本書，總想起白先勇的《臺北人》。這部小說以1970年代的視角，勾勒在國府戰敗後隨軍遷台並定居台北的「臺北人」，書中十四篇各自獨立的短篇小說，讓我們看到在大環境下被迫繳出自己的美好年少的外省移民，在事過境遷，物事皆非時，如何以矛盾、無奈的心情，認命與不認命的姿態，面對家國離散、年華老去的痛苦。小說透過主角們的行為選擇與思緒流動，寫盡了一個時代的樣貌。
白色恐怖受難文集之第二輯《看到陽光的時候》是接續第一輯《秋蟬的悲鳴》而來，共收錄二十三篇文稿。其中有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回溯與控訴，亦有受難者家屬的尋親與追憶，時間跨度從日治後期到2013年。每個故事所闡述的，是生命被迫與「白色恐怖」連結的悲哀，青年被捕，家庭破碎的憾事，當是本書的主調。與《臺北人》相同，本書也在透過各自獨立的不同故事，組構一個時代的樣貌。
然不同於《臺北人》的是，《臺北人》中的虛構角色雖然有不同的身份及語言，但白先勇作為真實作者，使各短篇故事間雖彼此獨立不相涉，卻仍是連貫的文氣、完整的架構。而本書《看到陽光的時候》意在廣泛蒐羅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文稿，文章或為受難者與家屬的訪談稿，或是受邀撰稿，部分文章則選自已出版於其他專書、文集、報章雜誌的文稿，且各篇章間時有聯繫，不完全獨立，加上每篇文稿的作者不同，文體不一，實難掩閱讀時的零碎感。
但或許，就是這種零碎感，才是「白色恐怖受難文集」的可貴之處。
首先，零碎感來自敘事者的龐雜。在回溯白色恐怖的歲月時，每個敘事者年齡、背景、身份、情節輕重皆不同，文稿編排上難有邏輯聯繫。首篇〈烽火中的家〉的敘事者，是隨身為艦長的兄長逃難來台而被控叛亂，後以綠島為「故鄉」的外省士兵毛扶正；而在〈杜鵑花山野中的蝴蝶〉中，蔡淑端描述了兄長蔡炳紅二十歲時被帶走就再無返家，那因家庭破碎難以回復的痛苦；〈找到父親的孩子〉則以在台北火車站白色恐怖展覽中意外看到自己生父名字的謝有建，描述自己終於得以與親生家庭見面的尋親記憶。三篇文章中就有受難者本人，少女時目睹兄長被捕的妹妹，與年逾七十才得以尋得血親的兒子等截然不同的身份背景，及與白色恐怖不同程度的連結。
然而，這種書寫者來自不同年齡、身份、背景的零碎感，反而讓我們更能理解，在看似平和安定、經濟成長的台灣島，那些可能曾出現在我們身邊，於社會中安分擔負自己角色的人，他們的靈魂可能曾因生命中遭逢的白恐歲月而在默默顫抖、哭泣著。正因書寫者的龐雜，使白色恐怖在此不僅是歷史名詞，更是一種範圍籠罩全島，不曾消褪的陰影。
再者，在全書所收錄文稿中，敘事者不論受訪或自撰文稿，他們同為白色恐怖受難者或家屬的身份，將使他們在回溯白恐歲月時，總重複述說著相同的時代氛圍、軍法機關、關押路線。台北青島東路上的「軍法處」，西門町原東本願寺的「情報處」，延平北路上的「保密局北所」，延平南路上專門問案「匪諜」的「保密局南所」，有仁、義、禮、智、信五棟牢房的「安坑軍人監獄」，內湖「新生總隊」——內湖國小中用鐵絲網圍起來的監房，再到綠島上的「新生訓導處」、「綠洲山莊」等，都反覆被敘事者談及，僅依每個受難者的身份與情節差異而有些許不同。全書這難以統整又隨機重複的故事敘述，同樣增加了本書閱讀上的零碎感。
但也就在這種隨機重複的零碎感中，讓我們更能感受，這些在白色恐怖時代中神秘且讓人望而生懼的司法機關與監獄，對受難者與家屬而言，即使是民主自由的今日，都在他們的記憶裡都在他們的記憶裡未曾模糊，論及諸多細節時仍叨叨絮絮。且這一次又一次的重複，也讓我們隨著每篇文章的閱讀，感受到這些空間中受害者仍不間斷疊加、人數不斷擴大的恐懼，即使如今它們已改變面貌，成了台北喜來登大飯店、西門町獅子林大樓、景美人權園區、綠島人權園區……等，但那些深切的痛苦早已銘刻在這些地景中，也銘刻在這本書的每個書寫者心中。。
閱讀本書，不應該望文生義地把「白色恐怖受難文集」視為苦難大全。每個說故事的人在當今的自由年代回溯自己的人生，不論當年有多少的不甘、恐懼與痛苦，都是曾經的試煉。所以，在他們為自己的人生娓娓道來的同時，在苦難歲月的回溯中，我們總能看到閃現在時代困境下的人性光輝。那些發生在軍法處、新生訓導處、生產訓練班等因同為受難者之間的相互理解與扶持，及時代流轉後由難友為主要成員的「台灣政治受難者互助會」，與「台灣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等團體對白恐受難者所做的無償協助，都是故事中最動人的情節。
1951年剛滿17歲的吳大祿因互不認識的人入獄，在綠島結識難友蔡炳紅，後蔡炳紅因「獄中叛亂案」被槍決。吳大祿在解嚴後積極參與白色恐怖平反的工作，當他發現有與蔡炳紅家人見面的機會時，他不遠千里搭乘飛機到美國舊金山，將蔡炳紅的照片與所收集複印的「獄中叛亂案」檔案親手送交蔡炳紅的妹妹。他說：「我想，他的家人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如果我不說出來，等我死後，就沒人知道這件事。所以在我有生之年，如果有辦法聯絡到他的家人，一定要把這張照片還給他們，說不定這是他們唯一的紀念。」（〈第一次看到陽光〉）吳大祿在交還照片給難友家人的同時，也彷彿完成了他的生命意義。
1950年因禁書遭判刑的呂沙棠，在看守所內為同案遭判死刑的難友張錦生等人偷藏遺書，直至1994年方完成將遺書託付之事，但對同案被槍決之林秋祥、黃鼎實、施教爐等同書於手帕之遺書因其父害怕呂沙棠再受牽連而燒毀，至今仍心痛地「唯有道歉再道歉」（〈我的控訴〉）。但也因〈我的控訴〉一文見報而得以聯絡的林秋祥之子林一奇，終於能透過文章確知生父心意，「讀著讀著，我實在無法看完全文，因為自己太激動了。五十年了！到今天，我終於知道父親的一點點故事。我終於知道，他叫林秋祥。我知道我父親是誰。也知道我自己是誰了。」（〈我終於見到了父親〉），五十年過去，一直以為被拋棄的自己，為父親畫了名為「少年英雄」的素描，也重回林家祭祖，參與家族盛會。呂沙棠在1950年代為難友保留遺書的善意，在21世紀時安慰了林一奇的心。
首篇〈烽火中的家〉中，隨兄長軍艦來台的毛扶正，從出生家族談到內戰逃難，從受牽連入獄談到出獄後如何在歧視中求新生，認定自己「沒有家，不能成家」的他，而今與同樣遭逢變故的蕭姓婦人共同生活，組成一個沒有親緣關係卻「很親」的「烽火式的家庭」來度過餘生。苦難帶給毛扶正的，是對他人生命的珍視，即使是微小的幸福，也想讓重視的人擁有。
顏思音在追憶自己父親顏大樹的故事時說道：「我要說的，是美善、而非仇恨的故事，是種子找到軀體後的生命歷程。」（〈大樹的故事〉），這位透過「特殊會面」才在嬰兒室「初見」父親顏大樹的女兒，在追溯父親顛沛的一生後，看到父親所堅信人性能超越一己之利的良善力量。回憶成長過程中缺席父親的點滴，她的口吻與筆調，卻是從苦痛中昇華的，對父親所堅持的理想世界的理解，也同時在理解中，肯認了父親在心中的重要位置。
每段白恐歲月，都是敘事者心中最沈的痛。不論受訪或撰稿，他們都強迫自己重返與凝視那已被深埋的綠島記憶。閱讀本書，彷彿跟隨敘事者重看威權政府的司法威逼如何破碎他們的家庭，挫折他們的新生，甚至斷送他們的生命。然而這些重看，也在提醒每個生活於高度民主年代的我們，這些如空氣般自然的自由多麼得來不易。
楊雅惠跟著父親楊德宗再次踏上綠島，楊德宗於被稱為「鬼門關」的象鼻岩旁「綠洲山莊石」前留影（通過後即達當時監獄「新生訓導處」），他所做的，是回到綠島，與過去的痛苦記憶和平共處。而在本書中，每個敘事者不論受難者在綠島所待的刑期長短，「綠島」這個空間，凝縮象徵了這段令他們，也我們不堪回首的歷史教訓。而他們能做的，就是在回望綠島的同時，選擇與這痛苦的記憶和平共處。楊雅惠於該文中寫下：
人權紀念碑上銘刻著作家柏楊的名句：「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他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我想，或許可以接續下一句：「到未來世界，有多少孩子，從前輩釋放記憶的歷史陰影中，走向黎明。」（〈阿卡迪亞與綠島〉）
本書的存在提醒著台灣人，勿忘白恐記憶，唯有與此痛苦與不堪的歷史和平共處，認真面對台灣當年的黑暗歲月，記取教訓，珍視民主自由的可貴，才有真正「走向黎明」的可能。願閱讀本書者，都能與敘事者們，一同走向黎明，感受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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