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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走向黎明

 上稿時間:2021/8/27   
撰稿人: 王國安 
【書評】走向黎明

王國安教授導讀白色恐怖受難文集《看到陽光的時候》,書中沉痛的文字提醒著每個生活於高度民主年代的人們,這些如空氣般自然的自由多麼得來不易。

文/王國安

  閱讀本書,總想起白先勇的《臺北人》。這部小說以1970年代的視角,勾勒在國府戰敗後隨軍遷台並定居台北的「臺北人」,書中十四篇各自獨立的短篇小說,讓我們看到在大環境下被迫繳出自己的美好年少的外省移民,在事過境遷,物事皆非時,如何以矛盾、無奈的心情,認命與不認命的姿態,面對家國離散、年華老去的痛苦。小說透過主角們的行為選擇與思緒流動,寫盡了一個時代的樣貌。

  白色恐怖受難文集之第二輯《看到陽光的時候》是接續第一輯《秋蟬的悲鳴》而來,共收錄二十三篇文稿。其中有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回溯與控訴,亦有受難者家屬的尋親與追憶,時間跨度從日治後期到2013年。每個故事所闡述的,是生命被迫與「白色恐怖」連結的悲哀,青年被捕,家庭破碎的憾事,當是本書的主調。與《臺北人》相同,本書也在透過各自獨立的不同故事,組構一個時代的樣貌。

  然不同於《臺北人》的是,《臺北人》中的虛構角色雖然有不同的身份及語言,但白先勇作為真實作者,使各短篇故事間雖彼此獨立不相涉,卻仍是連貫的文氣、完整的架構。而本書《看到陽光的時候》意在廣泛蒐羅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文稿,文章或為受難者與家屬的訪談稿,或是受邀撰稿,部分文章則選自已出版於其他專書、文集、報章雜誌的文稿,且各篇章間時有聯繫,不完全獨立,加上每篇文稿的作者不同,文體不一,實難掩閱讀時的零碎感。

  但或許,就是這種零碎感,才是「白色恐怖受難文集」的可貴之處。

  首先,零碎感來自敘事者的龐雜。在回溯白色恐怖的歲月時,每個敘事者年齡、背景、身份、情節輕重皆不同,文稿編排上難有邏輯聯繫。首篇〈烽火中的家〉的敘事者,是隨身為艦長的兄長逃難來台而被控叛亂,後以綠島為「故鄉」的外省士兵毛扶正;而在〈杜鵑花山野中的蝴蝶〉中,蔡淑端描述了兄長蔡炳紅二十歲時被帶走就再無返家,那因家庭破碎難以回復的痛苦;〈找到父親的孩子〉則以在台北火車站白色恐怖展覽中意外看到自己生父名字的謝有建,描述自己終於得以與親生家庭見面的尋親記憶。三篇文章中就有受難者本人,少女時目睹兄長被捕的妹妹,與年逾七十才得以尋得血親的兒子等截然不同的身份背景,及與白色恐怖不同程度的連結。

  然而,這種書寫者來自不同年齡、身份、背景的零碎感,反而讓我們更能理解,在看似平和安定、經濟成長的台灣島,那些可能曾出現在我們身邊,於社會中安分擔負自己角色的人,他們的靈魂可能曾因生命中遭逢的白恐歲月而在默默顫抖、哭泣著。正因書寫者的龐雜,使白色恐怖在此不僅是歷史名詞,更是一種範圍籠罩全島,不曾消褪的陰影。

  再者,在全書所收錄文稿中,敘事者不論受訪或自撰文稿,他們同為白色恐怖受難者或家屬的身份,將使他們在回溯白恐歲月時,總重複述說著相同的時代氛圍、軍法機關、關押路線。台北青島東路上的「軍法處」,西門町原東本願寺的「情報處」,延平北路上的「保密局北所」,延平南路上專門問案「匪諜」的「保密局南所」,有仁、義、禮、智、信五棟牢房的「安坑軍人監獄」,內湖「新生總隊」——內湖國小中用鐵絲網圍起來的監房,再到綠島上的「新生訓導處」、「綠洲山莊」等,都反覆被敘事者談及,僅依每個受難者的身份與情節差異而有些許不同。全書這難以統整又隨機重複的故事敘述,同樣增加了本書閱讀上的零碎感。

  但也就在這種隨機重複的零碎感中,讓我們更能感受,這些在白色恐怖時代中神秘且讓人望而生懼的司法機關與監獄,對受難者與家屬而言,即使是民主自由的今日,都在他們的記憶裡都在他們的記憶裡未曾模糊,論及諸多細節時仍叨叨絮絮。且這一次又一次的重複,也讓我們隨著每篇文章的閱讀,感受到這些空間中受害者仍不間斷疊加、人數不斷擴大的恐懼,即使如今它們已改變面貌,成了台北喜來登大飯店、西門町獅子林大樓、景美人權園區、綠島人權園區……等,但那些深切的痛苦早已銘刻在這些地景中,也銘刻在這本書的每個書寫者心中。。

  閱讀本書,不應該望文生義地把「白色恐怖受難文集」視為苦難大全。每個說故事的人在當今的自由年代回溯自己的人生,不論當年有多少的不甘、恐懼與痛苦,都是曾經的試煉。所以,在他們為自己的人生娓娓道來的同時,在苦難歲月的回溯中,我們總能看到閃現在時代困境下的人性光輝。那些發生在軍法處、新生訓導處、生產訓練班等因同為受難者之間的相互理解與扶持,及時代流轉後由難友為主要成員的「台灣政治受難者互助會」,與「台灣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等團體對白恐受難者所做的無償協助,都是故事中最動人的情節。

  1951年剛滿17歲的吳大祿因互不認識的人入獄,在綠島結識難友蔡炳紅,後蔡炳紅因「獄中叛亂案」被槍決。吳大祿在解嚴後積極參與白色恐怖平反的工作,當他發現有與蔡炳紅家人見面的機會時,他不遠千里搭乘飛機到美國舊金山,將蔡炳紅的照片與所收集複印的「獄中叛亂案」檔案親手送交蔡炳紅的妹妹。他說:「我想,他的家人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如果我不說出來,等我死後,就沒人知道這件事。所以在我有生之年,如果有辦法聯絡到他的家人,一定要把這張照片還給他們,說不定這是他們唯一的紀念。」(〈第一次看到陽光〉)吳大祿在交還照片給難友家人的同時,也彷彿完成了他的生命意義。

  1950年因禁書遭判刑的呂沙棠,在看守所內為同案遭判死刑的難友張錦生等人偷藏遺書,直至1994年方完成將遺書託付之事,但對同案被槍決之林秋祥、黃鼎實、施教爐等同書於手帕之遺書因其父害怕呂沙棠再受牽連而燒毀,至今仍心痛地「唯有道歉再道歉」(〈我的控訴〉)。但也因〈我的控訴〉一文見報而得以聯絡的林秋祥之子林一奇,終於能透過文章確知生父心意,「讀著讀著,我實在無法看完全文,因為自己太激動了。五十年了!到今天,我終於知道父親的一點點故事。我終於知道,他叫林秋祥。我知道我父親是誰。也知道我自己是誰了。」(〈我終於見到了父親〉),五十年過去,一直以為被拋棄的自己,為父親畫了名為「少年英雄」的素描,也重回林家祭祖,參與家族盛會。呂沙棠在1950年代為難友保留遺書的善意,在21世紀時安慰了林一奇的心。

  首篇〈烽火中的家〉中,隨兄長軍艦來台的毛扶正,從出生家族談到內戰逃難,從受牽連入獄談到出獄後如何在歧視中求新生,認定自己「沒有家,不能成家」的他,而今與同樣遭逢變故的蕭姓婦人共同生活,組成一個沒有親緣關係卻「很親」的「烽火式的家庭」來度過餘生。苦難帶給毛扶正的,是對他人生命的珍視,即使是微小的幸福,也想讓重視的人擁有。

  顏思音在追憶自己父親顏大樹的故事時說道:「我要說的,是美善、而非仇恨的故事,是種子找到軀體後的生命歷程。」(〈大樹的故事〉),這位透過「特殊會面」才在嬰兒室「初見」父親顏大樹的女兒,在追溯父親顛沛的一生後,看到父親所堅信人性能超越一己之利的良善力量。回憶成長過程中缺席父親的點滴,她的口吻與筆調,卻是從苦痛中昇華的,對父親所堅持的理想世界的理解,也同時在理解中,肯認了父親在心中的重要位置。

  每段白恐歲月,都是敘事者心中最沈的痛。不論受訪或撰稿,他們都強迫自己重返與凝視那已被深埋的綠島記憶。閱讀本書,彷彿跟隨敘事者重看威權政府的司法威逼如何破碎他們的家庭,挫折他們的新生,甚至斷送他們的生命。然而這些重看,也在提醒每個生活於高度民主年代的我們,這些如空氣般自然的自由多麼得來不易。

  楊雅惠跟著父親楊德宗再次踏上綠島,楊德宗於被稱為「鬼門關」的象鼻岩旁「綠洲山莊石」前留影(通過後即達當時監獄「新生訓導處」),他所做的,是回到綠島,與過去的痛苦記憶和平共處。而在本書中,每個敘事者不論受難者在綠島所待的刑期長短,「綠島」這個空間,凝縮象徵了這段令他們,也我們不堪回首的歷史教訓。而他們能做的,就是在回望綠島的同時,選擇與這痛苦的記憶和平共處。楊雅惠於該文中寫下:

 

人權紀念碑上銘刻著作家柏楊的名句:「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他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我想,或許可以接續下一句:「到未來世界,有多少孩子,從前輩釋放記憶的歷史陰影中,走向黎明。」(〈阿卡迪亞與綠島〉)

 

  本書的存在提醒著台灣人,勿忘白恐記憶,唯有與此痛苦與不堪的歷史和平共處,認真面對台灣當年的黑暗歲月,記取教訓,珍視民主自由的可貴,才有真正「走向黎明」的可能。願閱讀本書者,都能與敘事者們,一同走向黎明,感受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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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安
王國安。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喜愛電影、小說。近年研究專注於台灣當代小說,曾獲第三十四屆巫永福文學評論獎。著有《和平‧台灣‧愛─李魁賢詩與詩論》、《台灣後現代小說的發展─以黃凡、平路、張大春與林燿德的創作為觀察文本》、《小說新力─台灣1970後新世代小說論》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