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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試閱】《共作:記「她方的記憶」 :泰雅老物件的部落展示》

【書籍試閱】《共作:記「她方的記憶」 :泰雅老物件的部落展示》

共作,指人類學家與在地社群「共」同合「作」,探討雙方共同關切的公共議題,分享、交流、乃至於衝撞彼此的知識體系,實現多元發聲、對話的追求。本書即是見證人類學博物館與臺灣原住民團體共作展示的一個紀錄。

2017年2月19日到4月19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與野桐工坊共同策劃「她方的記憶──泰雅女性之婚嫁與日常服飾與用具展」,這是臺灣公立博物館首次跳脫官方對官方借展模式,直接與民間團體一起籌謀規劃,帶原住民文物回部落展示。

從博物館到野桐工坊所在的象鼻部落,車程不過短短兩小時,但這條返回之路卻足足走了二十年。《共作》一書所呈現的,正是博物館方如何一步步鬆綁法規,讓文物走出學術機構,深入山野林間,而原住民團體又是如何厚植自身軟硬體條件,迎接老物件的到來。

共作展示不僅打破制式策展框架,更努力為文物及其來源相關群體,創造對話空間,開闢傳承場域。透過《共作》,我們看到雙方策展人從相互激盪到聯手擘劃,目睹染織工藝師親炙百年織品的激動與雀躍,更驚艷大安溪流域泰雅學童吸收、聯想之敏銳,聽聞部落耆老的回憶與喟嘆。「她方的記憶」雖然落幕了,但其所締造的對等精神,將繼續引領博物館與原住民團體未來的密切共作。

作者簡介

何翠萍

人類學家,美國弗吉尼亞大學人類學博士,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退休。1988 年進入中緬邊境景頗村寨做田野調查,自此開啟她三十年景頗族與西南中國的人類學研究。著作聚焦在景頗族的人觀、物質性、時間與儀式,對中國與東南亞跨境議題及歷史有深刻的觀察與思索。主編民俗曲藝《生命儀禮、物與日常生活》專輯I & II,合編《國家、市場與脈絡化族群》、Chieftains into Ancestors: Imperial Expansion and Indigenous Society in Southwest China等書。

尤瑪・達陸(Yuma Taru)

泰雅染織文化研究者/纖維藝術家,野桐工坊創辦人,一〇五年度獲頒文化部「重要傳統藝術暨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者」。任職台中編織工藝館時,意外發現外婆仍保有泰雅傳統織布技法,於是生命轉了個彎,返回原鄉,投身泰雅染織技藝的復振與傳承。十年研究,十年教學,培育無數織者,點燃原民團體找回傳統服飾的火苗。近年的創作結合當代元素,盼為泰雅染織工藝開創新局。代表作有《夢想的翅膀》、《河.殤》、《島嶼.四季》。

目錄

《共作:記「她方的記憶」──泰雅老物件的部落展示》序/胡台麗
 
第一章      前言:我們的共作
相認: 記第一次共作展示案/何翠萍
遇見與等待: 記「她方的記憶」展/尤瑪・達陸(Yuma Taru)
 
第二章      共作計畫與研究
前言/何翠萍
尤瑪・達陸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的共作展示教學/蔣斌
參與「共作展示」的一些想法/陳文德
出生在她方/彭麗芬(Amuy Tana)
 
第三章      共作案的籌備、規劃與執行
前言/何翠萍
回憶「她方的記憶」共作展/許善惠
到野桐安裝展櫃/曾瓊瑩
部落婦女的「她方」初體驗/楊美珍(Maya Amuy)
博物館外的現場: 野桐共作展示多媒體影像後記/楊雯娟
部落展示的衝擊: 回憶與質疑/弗耐・瓦旦(Baunay Watan)
 
第四章      織者與原住民傳統技藝工作坊
前言/何翠萍
從織布賺錢到織布的喜悅/周麗萍
談原民文創的傳統性根基/林淑莉
共作展示可以創造怎樣的動能? 一個NPO 工作者的觀點/余成益
織布是我學習異文化的橋樑/吳金燕
噶哈巫傳統服飾復振和博物館/潘正浩(Bauké Dai'i)
原住民老織品與我/陳如萍
泰雅文化是一種滋潤、一種養分/林珍珠(Rimuy Lorsing)
 
結語
結語/何翠萍
 
附錄
「她方的記憶」共作展示大事紀
她方集錦
專業織者研習手稿
「她方的記憶」展件清單
紀錄片

書籍試閱

相認:記第一次共作展示案(摘錄)
何翠萍

野桐工坊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所共同策劃「她方的記憶:泰雅女性的婚嫁與日常服飾與用具展」(以下簡稱「她方」)是本館第一檔共作展示案。更正確地說應該是,民族所博物館之所以能夠有共作系列的產生,正是源於「她方」的基礎。通過與野桐工坊的合作關係,博物館逐漸一步步確立共作展示的方向,並次第完成推展共作展示系列的相關法規與章程。共作(collaboration)是一種合作。民族所作為一個研究單位,我們認為「合作」這個詞彙流於空泛,應該有一個更特別的、能突出合作背後追求人類學者與被研究對象之間相互對話、讓多方發聲的反思基礎的詞彙。因此我們主張用「共作」為我們展示系列的名稱。

I. 民族所博物館的臺灣原住民藏品

民族所博物館成立於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設立後的第二年(1956),早期為「民族學研究所標本室」(1956-1988),1988年後改稱「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1955年12月,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凌純聲先生率領包括李亦園、任先民、李卉等人的民族學研究調查團,赴屏東縣來義鄉來義村進行排灣族調查研究,此行不但蒐集排灣族的民族誌資料,同時也採集六百餘件文物,是為本館蒐藏之始(何翠萍等2016a)。出自「搶救山地文化」的使命,1955-1968 是本館原住民文物收藏最豐富的時期, 調查收藏涵括臺灣原住民族的十個族群,總數達三千件。1957 年蘭嶼雅美族調查,蒐集了五百餘件雅美族文物,約佔本館現有該族藏品數量的九成。1958-1959 馬太安阿美族民族學調查,採集花蓮縣馬太安及太巴塱的阿美族文物達六百餘件,約佔本館現有該族藏品數量之八成。1960-1963 年的南澳泰雅族研究計劃,蒐集了四百餘件泰雅族文物入藏,數量達本館現有該族館藏之八成。每一件皆詳細記錄其來源部落、採集人與採集年代(何翠萍等2016a、2016b;詳見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博物館藏品搜尋ianthro.ioe.sinica.edu.tw/博物館藏品搜尋/)。這批文物的收藏乃基於學術研究的理由,故不能以一般為人所詬病的掠奪式收藏或殖民政府政策性收藏來理解。以下進一步釐清這些文物採集者是在什麼樣的時代氛圍、出於什麼樣的學術理念進行收藏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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