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記憶：一處因戰爭而誕生的空間

一反華人以血緣為組成的基礎，眷村乘載著複雜多樣的歷史意義。戰爭讓他們流離失所，又在眷村失而復得。多年後，眷村成為戰後人們對故土的精神依歸。隨著眷村，如花瓣般凋零後，隨口一句的「當時眷村啊──！」，道出的全是從鄉愁到離散的惆悵。

文／蔣興立

閱讀《眷村╳電影—離散的年代》，讓我們重返那兩百萬人離散到台灣的年代。此際人們遙想起眷村時，經常會附帶一句評論：「眷村的存在，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眷村是指台灣自1949年起至196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為安置軍公教及其眷屬所組成的聚落，其居民絕大部分是1949年因國共內戰敗退，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的外省人。如今，人們提起眷村，大多聚焦於那加上濾鏡的對舊時光的美好懷念，卻鮮少提起那段「特殊的時空背景」，亦即戰爭造成兩岸的對峙分裂，使得人們必須流離失所，遠離家鄉的真實歷史。

一、 非血緣家族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細膩深刻地描寫著陸軍村、空軍村、海軍村、憲兵村、情報村裡媽媽們的特色，其中論及：「海軍村的打牌風最盛，也最多神經病媽媽，可能是丈夫長年不在家的關係。」「最奇怪的大概是情報村，情報村的爸爸們也是長年不在家，有些甚至村民們一輩子也沒見過。」這段描寫凸顯眷村的聚合主因是戰爭，戰爭牽動著聚落組織裡成員的悲歡離合及命運起伏。

華人家族一向以血緣為組成基礎，眷村中的第一代成員因為戰爭被迫遠離至親，來到陌異的南國島嶼，面對陌生環境，又失去了故鄉的血緣親屬，只好在落腳的眷村聚落裡，重新建立起非血緣的連結。王童的《風中家族》、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賴聲川、王偉忠的《寶島一村》……都觸及此一議題。諸多眷村居民的身分認同游離在中國與台灣之間，在祖籍與台灣戶籍間產生了兩岸認同的矛盾，面對血緣姓氏與現實生活的斷裂，究竟是「中國人」或是「台灣人」？「兩者皆是」或者「以上皆非」？千絲萬縷、難以釐清的內在糾葛，使得眷村居民索性產生了空間認同的意識，此一空間認同的對象便是眷村。同樣落腳異鄉，有著共同的飄泊際遇，相似的生命經驗與身分認同，形成新的血脈臍帶，使居民們打破了姓氏的鏈結，眷村成為外省人新的家鄉，成為戰爭移民者的精神依歸之處。

二、 流動人生

《眷村╳電影—離散的年代》收錄詹正德、朱天文、舒國治、楊元鈴的文章，以及導演王童的專訪，談電影中的眷村印象，談作家印象中的眷村，那段離散的歷史與被迫離家的鄉愁，往往是眷村故事的聚焦所在，導演王童在專訪時提到：「當代已經沒有什麼『外省人』、『本省人』等以地區或血統的大歸類，現在又更多變了……」「在關注電影之前，先是觀察人性。」王童認為他是藉由那個時代的背景說故事，其實是在講「人」的問題，人的問題會產生共鳴，他所描繪的是動亂時代的人性，人生的變動、離別與情感。

在新冠疫情之前，我們所身處的環境是一個國際遷移日漸頻繁的世界，空間的跨域及跨界移動，帶來了身分認同、國族認同的問題，融合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不斷移動的過程中，應該如何找到身心靈的歸依之處？出生於北京，在美國求學與成名的華裔女導演趙婷，她執導的《游牧人生》（Nomadland）講述一群被美國社會拋棄的邊緣群體，浪跡天地，游牧人生的悲涼之旅，電影斬獲了金獅獎、金球獎、奧斯卡獎等多項大獎的肯定，因為她掌握了時代的精神，觸及一個迫切而敏感的議題，後疫情時代，驟然之間失去了許多親人，我們如何尋找或者重新創建歸屬之處、安身的家園？眷村的文學或影像作品也觸碰到同樣的議題，一個浪跡天地的飄泊者如何在無依之地尋覓自己的家園？   

而今回望那段眷村拆遷之前的舊時光，其中令我們難以忘懷，深深依戀的是，人們在物資缺乏的艱困環境裡，面對沒有血緣關係的他者，彼此相濡以沫的情感與力量，那種人性裡充滿光澤的品質，確實值得歌頌。然而，除了人與人之間親愛互助的溫潤人情外，從那一段段流動人生的故事中，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或許還包括了勿忘戰爭的殘酷，以及珍惜和平的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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