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三角關係的互動與演變──《冷戰格局下亞太安全體系的建立與「中日和平條約」之締結》

以《中日和平條約》為題，本書從中華民國及日本在美國所建構的安全體系中的定位及角色，重新省思和約得以成立的國際時代背景及其確保中華民國政府的法統地位、強化臺灣地區的安定、落實美國亞太安全體系所具之意義。

文／李宥霆

本書以「冷戰格局下亞太安全體系的建立與《中日和平條約》之締結」為題，其層次感同時展現於空間與時間兩個層面。隨著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冷戰格局」迅速成形，美國與蘇聯在全球多處交鋒，而亞太地區厥為其中重要一環，故美國籌劃建立「亞太安全體系」，以圍堵共產勢力；隨著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中逐漸失利，乃至於1949年底全面撤退至臺灣，美國遂將亞太安全體系的重點改置於日本，除了放寬原本嚴厲的占領政策，並於1951年簽訂《舊金山和平條約》（書中多略稱為《金山和約》）以鞏固日本的國際地位，也主導中華民國與日本政府之間於1952年締結《中日和平條約》，強化西太平洋地區的反共防線。

全書共分五章，第一章描述美國圍堵思維的由來，及其於亞太地區的逐步落實；第二章說明美國的日本占領政策，如何應時勢變化漸次調整，最終成就了既滿足美國需求，亦獲得日本政府高度評價的《舊金山和平條約》；第三至五章均以《中日和平條約》為核心開展，然第三章以美國的全球布局為視角，第四章追蹤國府在中日媾和問題上的態度變化，而第五章則鋪陳中日雙邊代表關於條約內容的折衝交涉。從上述結構來看，本書一方面視野宏大，勾勒出國際情勢的外在脈絡（即美蘇爭霸與美國對於亞太地區的支配），另一方面亦刻畫入微，呈現出中華民國與日本政府各自的願望、盤算和立場，如何在邁向媾和之路上衝突並調和的內在進程。

作者黃自進教授是近代日本政治史、中日關係史研究的名家，其以累積數十載的學術功力處理上述議題，不僅游刃有餘，情節更顯得絲絲入扣、充滿張力。全書最精彩的部分，在於出入各個不同脈絡——除了美國、蘇聯、日本、中國等明顯的主角外，韓國的情勢和英國的態度也影響了大局走向——極大程度地還原了《中日和平條約》的複雜性和立體感。誠如作者在〈前言〉中提及：「既有研究，皆各有見地，有所建樹，卻不免受限於國別史的研究格局與視野，往往以單一國家與國際關係的互動為主題，而忽略了在美蘇兩國的亞太戰後布局中，並不受國家格局限制，而是將其視為一個可整體開拓的新勢力範圍區。……然上述最能彰顯『中日和約』價值的研究角度，迄今仍未能得到史學界的重視。」（頁xx）針對如此研究現況，本書則有別開生面之功，讓讀者能以更遼闊深邃的眼光重新認識《中日和平條約》的意涵。

作者運用大量的原始檔案資料，展現了歷史學家求證覈實的態度。雖然舉凡國際交涉過程、約稿條文差異等細節，均需要耐心閱讀、仔細比對，方能凸顯意義，不過經由適當的章節安排和詳盡的敘述解說，作者相當程度地化解了閱讀此類著作時所易生起的枯燥感，且呈現出歷史事件推進的動態感，可說兼顧了嚴謹性與可讀性，殊為不易。

當然，對於部分讀者來說，最饒富興味的問題，可能不在於《中日和平條約》成立的脈絡和背景，而是其後續影響，作者在第五章第五節〈和平條約的時代意義〉裡也分三項述之，即「確保中華民國政府的法統地位」、「強化臺灣地區的安定」、「落實美國政府的亞太安全體系」，而這三項也都與臺灣目前的國際處境息息相關。儘管如作者自承，這一系列的研究並未能如其所願，從學術上解決臺灣主權的歸屬爭議，但至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從戰後亞太地區冷戰史的脈絡去解讀中日和約蘊含的現實意義；尤其是『臺灣主權未定論』何以會成為美國亞太政策之一環。而此一論述又如何成為中日和約的主要內容；特別是中華民國與日本兩國政府為何要受美國操縱；以及在戰後美國所規劃的亞太政策架構中，中華民國與日本究竟扮演什麼角色。」（頁xii-xiii）

從本文筆者的角度來看，本書還有另一方面的貢獻。「亞洲」這個概念在近現代所受到的學術和思想關注並不穩定（其指涉的範圍亦不穩定，此處不贅）。在日本帝國快速擴張至二戰結束為止，所謂「亞洲主義」曾喧騰一時，其主流意見是由日本帶領「同文同種」的亞洲國家，抵抗西方的霸權。到了20世紀晚期以降，隨著東亞國家的經濟崛起，對於「東亞文化」、「亞洲價值」的關注水漲船高，而時至今日，泛亞太地區已具有可與北美、歐盟鼎足而立的軟硬實力。惟獨於20世紀中期，在美蘇主導的冷戰格局之下，「亞洲」或「亞太」概念似乎較缺乏自主性與能動性，而多半被當作一個地緣政治概念看待。對於這種夾處於強權之間的被動情況，本書以《中日和平條約》為核心做出了極為生動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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