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發生於十七世紀東亞的「遣送」危機，如何牽連起那一段跨越兩個朝代，橫跨韓、臺、中三地政權之間認同與歸屬的故事？這本由臺大出版中心出版、天津南開大學孫衛國教授撰寫的《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一書，便試圖透過此類故事與珍貴的史料，再現朝鮮王國在近三百年的時光中，對明清兩朝意識與認同之轉換。此次書評特別請到《從漢城到燕京──朝鮮使者眼中的東亞世界》一書的作者吳政緯執筆，用故事性的筆法向讀者介紹這本重量級的學術著作。
文／吳政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那一天，關帝爺哭了，信徒爭相傳誦，說關公「血淚流下」。
1671年，朝鮮國境內崇祀關公的「關王廟」，因為水氣濕潤，神像彷彿流下眼淚般，降顯神蹟。這不由得令人懷疑，朝鮮官方四年前（1667）錯下決斷，而關公的淚痕正是最嚴厲的控訴。
四年前，朝鮮國王李棩（1641-1674）年方二十六，這是他即位的第八年。李棩不是決斷力十足的領導人，更多時候，他顯得軟弱、退縮。八年的時光似乎沒能帶來令人矚目的成長，尤其當難題上門，他扮演的角色越顯吃力。現在他必須決定，殺了眼前這九十五個人，或是尋找其他可能性，幫助他們活下去。
直到現在，「海難」仍威脅著討海人的生命。哪怕這是一個益發陌生的詞彙，卻總能勾起沉痛的情緒。放眼古代，出海遭風的意外並不鮮見，有時「海濤險惡，覆沒相尋」極其正常，因為他們必須與天爭口飯吃。遑論遠洋貿易的危險性，即便裝備再多出航的正當理由，天災一樣應聲叩門。
1667年的夏天，林寅觀、陳得、曾勝等九十五人從臺灣出發，目標直指日本，途中不幸遭遇海難，擱淺朝鮮濟州的大靜縣（今大靜邑）。除卻種種的例外與機緣巧合，他們可以說是1644年明朝滅亡之後，第一批踏上朝鮮國土的「明朝人」。
林寅觀等人自稱，他們是臺灣鄭氏的官商。一行本來三條船出航，「俱到日本港」，也就是「籠仔沙箕」（即「長崎」），不料遭風漂流。他們聲稱船上本來裝載白糖、冰糖二十萬斤，鹿皮一萬六千張，藥材、蘇木各五千餘斤，品項可以說非常豐富。這是一支重要的隊伍，旨在為鄭氏政權籌集軍用物資，畢竟在清朝執行海禁後，鄭氏集團的物資必須另謀出路。
眾所皆知，明朝與清朝的對抗，最終朱家王朝終於萬子萬孫（萬曆皇帝的兒子與孫子一輩），不復振作。唯有鄭成功（1624-1662）高舉「大明招討大將軍國姓」的旗幟，盤桓東南一隅。1661年，鄭成功率領兩萬大軍橫渡臺灣海峽，寫下明鄭治臺的序章。換句話說，一群效忠明朝的中國人，遇見一群思念明朝的朝鮮人，而這成為天大的難題。一方為鄭氏集團續命而來，而一方期待又擔心受到傷害。
朝鮮國曾經是明朝的藩屬國，甚至堪稱是藩屬中的模範。朝鮮的讀書人自小學習漢文化，他們口不說漢語，卻能寫出流利的文言文。那些修身養性的教條，以及建設政府機構的思想來源，莫不本於明朝。明朝與朝鮮不是沒有摩擦與隔閡，但相較於被髮左衽的滿洲人，簡直是「一個宇宙，兩個世界」的距離。
尤其不可忽視的是，日本關白豐臣秀吉（1536-1598）舉兵征伐朝鮮期間，有賴明朝援救，方才「無國而有國」。在精神的世界與實質的國際關係上，明朝對於朝鮮是至關重要、不可替代的唯一選項。揉合種種元素，朝鮮的官方與讀書人對於取代了明朝的清朝，可以說充滿敵視與仇恨。至於那個逐漸遠去的「明朝」則已然成為「皇明」，一個被懷念、被銘記的過去。我們必須理解這個價值比較的系統，才能接近李棩的內心，一個難以抉擇的單選題。
明朝滅亡之後，朝鮮上下始終維持著「尊周思明」的基調。即使年年按照外交慣例，派遣使節團前往中國「朝貢」，履行藩屬國的義務。但公開曝光的表態，與私下實踐的真情迥然有別；事實是朝鮮人始終思念明朝，對外文書上寫著清朝年號，國內卻通行「崇禎紀元」，也就是用明朝最後一個年號記錄時間。
這樣一個思念明朝的國度，終於「遇見」明朝人，卻不知該如何是好。關於如何處置這九十五人，朝堂上爭論不休。當時朝鮮王朝重要的官員右議政（相當於行政院副院長）建議將九十五人押送清朝，這卻掀起軒然大波。清朝與明朝一直是你死我活的競賽，將「明朝人」送往清朝，無非是「送死」而已。
為了救下這些人，入送日本、遣返原地的提案應運而生。從某種角度而言，出謀劃策的人想的不是人命，而是如何貫徹對一個朝代／時空的忠誠，畢竟這是他們見證明朝的時刻，而無數的申言與宣稱，都將在此面對最直接的挑戰。
留著長髮（沒有像清朝人剃髮）、身著寬袍大袖、明式衣冠的林寅觀等人，一下船就抓住朝鮮人的目光。他們隨身攜帶的曆書，印著明朝的永曆年號，說明眼前所見是貨真價實的明朝人。然而國際政治是殘酷的，李棩最終仍堅持伊始的判斷：「將他們遣送清朝，聽候清朝發落。」
結果是注定不變的恆常，如果只盯著它看，或許就見不著朝鮮人思念明朝的眷戀不捨，以及朝堂上的爭鋒相對。相反地，站遠一點，觀看九十五人下船的瞬間，以及朝鮮讀書人爭相詢問、款待的歷程，我們能目睹更多「真實」。艱難的抉擇之所以重要，從來就不在結果，而反覆詰問的論辯，最能說明朝鮮對明朝、清朝的複雜心態。
晚近二十年，中（國）朝（鮮）關係史益發受到注目，其中韓國東國大學2001年出版一百冊的《燕行錄全集》，以及數以百計的域外文獻，成為不少研究者案頭必備的歷史文獻。在這樣的脈絡下，南開大學的孫衛國教授正是當前中朝關係史的領航員之一，在開創議題與實證研究的層次上，屢有引領潮流的作品。
本文藉以發揮的朝鮮故事，不過是孫教授《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論證過程的片鳞半爪。本書引據豐富，全面地論述朝鮮人如何、為何思念明朝，並在甚麼樣的時勢、機緣、狀態下轉變。書中積作者十數年的累積，在學院內已然受到矚目，其堅實的基礎亦能解決一般讀者的「朝鮮史困惑」。一如關王廟的淚痕，這麼一座「因明朝而起的祭祀空間」，蘊藏的故事，遠非「朝鮮史的視野」能夠解決；必須放在中國與朝鮮的互動之間這個「從尊明到奉清」的脈絡，方能澄清信徒爭相傳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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