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特推薦

從「隱形」到「顯影」:讀《客家與文化公民權》

 上稿時間:2019/10/17   
撰稿人: 鍾喬 
從「隱形」到「顯影」:讀《客家與文化公民權》

臺灣作為一個民主社會,作為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各族群的生存權都應該受到政府的保障。有些族群生存權所牽涉的範圍較廣,例如參政權、土地權、經濟權、教育權與文化權等等,如原住民族;有些則比較著重在文化公民權方面,如客家族群。由張維安教授主編,交通大學出版中心出版的《客家與文化公民權》是「臺灣客家研究論文選輯」第6輯,以9篇與(客家)文化公民權相關的論文,希望能夠進一步提供客家文藝復興的理論基礎,其中著重在客家文化公民權的討論,以文化國、多元文化主義社會、民主社會為基礎。

文/鍾喬(作家,「差事劇團」負責人)

  這本書,從客家公民社會的思維出發,在相對進步的觀點上,對於民主社會聲稱的選票式民主,雖說是臺灣社會維繫其基本價值的框架。但,二戰以後,在冷戰/戒嚴體制下成長起來的依附式民主與發展,仍然受到書寫者,在針對客家族群的公民權益上,以積極性的多元主義觀點的提出,批判消極性多元的古典自由主義。這在將族群議題以公共性的方法介入時,具有相當關鍵性的效果。主要原因在於,弱勢族群如客家,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通常會在主流社會所形構的意識下,生產出以「適應」主流社會作為多元主義的思維,在不挑動階級流動問題的前提下,提出族群作為單純文化主張的意見。這一方面,像是介入了民主的流程,取得了選票式民主自由;與此同時,恰也扮演體制的民主櫥窗的角色。

  從這樣的角度,本書討論客家語言作為主體的問題,進而將語言與傳播產生關聯。讓我們進一步理解客家運動30年來,客家文化從「隱形」到「顯影」的過程。以下就讓我們進一步理解本書形成的當代客家歷史背景。

1121_d2a3ce6c-1857-4638-8b68-bd515d712306.jpg
△《客家風雲》第13期封面,「戴著口罩的孫中山」(資料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1988年,因著一場語言主體性的倡議,「客家運動」在戒嚴剛剛解除的頭一年,蔚為一時風潮,在當年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浪潮間,持續受到關注。語言的流失,對於相對弱勢的族群而言,是一件顯而易見且茲事體大的問題。因為,它關係著人與人之間親近感的消失,以及不易區辨的族群共同體象徵,這在臺灣移民歷史中,屢有所聞。舉例而言,雖然,平埔族的消失與客家福佬化的歷史,不能放在同一平臺上相提並論;但,語言一旦消亡,便再也難以復甦族群的文化情境,這卻是相通的困境。然則,話說回頭,語言的復甦就能帶動文化的前進或復甦嗎?恐也不其然。這也是本書關切的重點。特別在客家族群主體性的追尋上,我們往往看到,語言的推廣與運用,最後變得非常形式或具備更多公關的性質。

  以客語或原住民語,用來在高鐵或捷運的廣播上達成溝通的功效,自不待言;若說要藉此達成族群尊重的功能,只能讓人感到不自在的做作。像是說,「該說的,都讓你們說了!可別再鬧族群歧視的問題……」,可重點在於,這樣的語言形式平等,恰恰是選票式民主最常出現的狀況:用選票來換取你永遠不夠充分理解的結構性問題。而結構問題的缺席,所導致的風險,讓我們主動(或者被動)地自我遮蔽了:族群與族群之間或族群內部的階級位差與流動的問題。

  這情境,表現在客家身分認同上的,一直是在精英式民主的規範下,讓記憶共同體的軸線,從水平軸的對等中讓位給精英階級的經濟與政治優勢。這時,被遮蔽的客家記憶共同體,便形成被稱作「隱形族群」的具體因素。族群為何隱形?又為何被隱形?就客家歷史與生活的現實而言,人與土地的生產關係所形塑出來的工農社會構造,既是牢固的事實,卻又因涉及一場地下黨人的左翼革命撲殺,必須在現實中被消音。便也形成一直在客家記憶中,深入血脈的工農階級意識,被迫「轉向」為客家人本就有「硬頸」的習性,且看在族群優勢的福佬人眼底,恰有低下勞動者勤奮的性格。這表相正面的修辭,骨子裡,恰在遮蔽客家人,在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一貫存在的反叛精神。

  1988年,解嚴後一年。在社會普遍期待更符合民主生活的殷盼下,國父紀念館廣場前,出現大隊的遊行陣容,喊出了「還我母語」的響亮口號,人潮洶湧中,前導車上的一幅巨型看板,令人永遠難忘……,戴著口罩的孫中山先生,藉此抗議仍然在民間社會沿用的「廣電惡法」,這便是日後掀起臺灣客家族群認同的「客家人運動」。時間匆匆……三十年過去。當年,曾經參與運動甚深的美濃客家女性鍾秀梅,在母語運動獲致可見的變革,並且早已成立「客家電視臺」的今天,進一步深度提出:「客家人在臺灣社會,所以一直成為一個『隱形的族群』,有它深遠的,歷史、社會、文化……等等結構性的原因。客家人的噤默、隱形,是血腥鎮壓以後的沉默,而非奴顏卑膝馴服。」


「客家風雲」雜誌創辦 引爆「還我母語運動」(資料來源:客家新聞Hakka News

  這樣的結構性史觀的提出,有其重大且深遠的意義。讓我們免於在表面性的族群融合被提出解決後,失去進一步「從歷史看見未來」的穿透性視線。「隱形的族群」的提出,其實是有針對性的說法,而且,不單單只是從所謂表面上的族群融合來看問題。這裡的提法,涵蓋一種處於弱勢族群的自我發現、抗爭、連結的過程,進一步將之及於歷史發展過程中,晚進的族群位階思考,以新住民為例,便是最佳的反思對象!這是本書在論述中,可以繼續延伸的社會構造論觀察。

  然則,綜關本書的各篇文章,我們也發現:客家運動的興起,在這樣的政治經濟環境下,對比了一件關鍵性的事實。即是,在競逐的戰後臺灣資本社會中,重新召喚仍然具存於鄉民社會中,相關於:(A)農業宗族體系中,以勞動交換為前提的互助共同體,也就是「交工勞動」的精神所在。(B)早期移民世代的「軍事──拓墾共同體」的內聚力量。這是從歷史看當代客家的一種縱深的方法。 

a
鍾喬
身兼詩人、小說家、劇場工作者、社會運動者等多重身分,現任「差事劇團」負責人。自一九八○年代中期,接觸了鄉土文學論戰與左翼思潮,先後參與《夏潮》雜誌與《關懷》雜誌,曾擔任《人間》雜誌主編;自一九九○年以降,「差事劇團」即以一套風行於亞洲各國的民眾劇場教學法,在台灣社區的城鄉展開以劇場工作坊為主題的社區教學活動,並與亞洲各國的戲劇團體展開長期的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