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台灣茶業發展至今，已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十八世紀以降，台灣已有茶葉生產的紀錄，惟數量不多、品質亦不佳。1860年，台灣開港通商，茶葉開始銷往國外，亦吸引許多外商的注意。在英商陶德（John Dodd，1838-1907）自福建安溪引進茶種、並以「Formosa Oolong Tea」為商標銷往紐約後，「台灣茶」開始享譽國際，成為清代外銷最大宗的商品；北台灣的茶業也快速發展，並於日治、戰後時期持續蓬勃；直至1980年代後，才因中、南部高山茶興起、市場轉往內銷而逐漸沒落。而陽明山的茶業，也在這段歷史中低調運作著。只是，因資料不全、發展不若文山等地，而未受人注目。
從各類史料中，重現地圖上「被消失」的茶園
「日治初期，其實有許多關於茶業的研究調查報告，所以剛接這個案子時，想說應該很容易就能釐清陽明山的茶業發展。」陳志豪所說的，為日人藤江勝太郎在日治初期所做的茶業調查報告，這也是過去在從事北台灣茶業研究的學者，較常運用的資料。「結果資料裡什麼都談了，就是沒有談到陽明山的茶業。」突如其來的空白，讓陳志豪決定從別的資料中，去找尋可能的蛛絲馬跡。「日治初期，其實有一些地方政府做的調查報告。例如1895年淡水支廳的地方調查，有針對淡水、三芝等地的經濟狀況，做比較詳細的紀錄，當中就有提到茶葉種植。」除此之外，他也運用部分舊慣調查的資料，去補足藤江勝太郎沒有提到的陽明山茶產業歷史。「這些資料，過往的研究者比較少使用，所以也藉由這次的機會，讓更多人認識這批珍貴的史料。」
另外，過去許多的研究相當仰賴的《臺灣堡圖》，也沒有陽明山茶葉的紀錄。「如果我參考《臺灣堡圖》的話，那這個研究應該也沒辦法做下去了！」陳志豪打趣地說，「更有趣的是，其實戰後初期的土地調查報告，陽明山也都是沒有茶的！」這時，就要開始思考：「到底是真的沒有種茶，還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這要從官方建構資料的背景來探討了。
製作《臺灣堡圖》的機構，為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該機構在日本領有台灣後，負責進行台灣土地的調查，並提供給台灣總督府做為日後土地運用的參考資料；也配合政府的調查政策，做紀錄上的改變。而《臺灣堡圖》的出現，其實是為了林野調查所做。「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初期所畫的地圖，都有出現茶園。但到了後來總督府推行林野政策後所繪製的《臺灣堡圖》，就沒有看到茶的蹤跡了。」面對這樣貌似沒有明顯原因的改變，陳志豪過去求學時期接觸的多主題訓練，就有助於理解此謎團背後所代表的政治性目的。
他從其指導老師李文良的研究中，理解到保管林與土地調查間的關聯，並把茶園、林業政策兩者聯想在一起，進而去翻閱相關資料，果然在裡面找到線索，並發現有趣的事情。「如果你熟悉林野調查的目的，便知道它其實是為了將丘陵、淺山地區的林地做有效的運用，所以官方在調查時，刻意不承認這裡的土地運用性質，並在之後將大部分的茶園劃為保管林，等於這些地就歸政府所有了！換句話說，政府將這些土地收歸國有的辦法，就是不承認那裡已經有人了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曾任臺大醫學院院長的杜聰明，他們家自清代就在當地種茶，結果日治時期，土地就被收歸國有了。」而原先在當地的茶農，如要繼續種茶，就要向政府承租土地。
這些推論，也能透過當地的契約，以及口訪整理出來的資訊一一印證，「例如竹子湖那裡的契約，其實都有提到茶。其中有位曹姓的農民，他所租用的保管林地目，在經過整理後，發現都是茶園。而這位農民，他們家很早就在這裡種茶了。」──身為一位歷史研究者，文獻資料是建構學說的基礎，但如欠缺直接歷史文獻的佐證時，如何收集其他類型的資料，並靠基礎知識背景來旁敲側擊，就展現一位歷史學者的專業能力。
另外，如過度相信顯有的直接資訊，往往也會被誤導到錯誤的道路上。陳志豪運用其歷史學的專業訓練，先提出問題，輔以基礎的歷史訊息，再透過合理的推論、資料的延伸與比對，破解了官方文獻上，那些不想告訴你的事實。
「小農」經營、靈活適應市場，仍面臨了產業衰退
如前所述，本書雖以陽明山茶業為主要研究對象，但其所呈現之歷史變遷，實為台灣茶業發展的一個縮影。
陳志豪表示，清代的陽明山地區，其實已經有種植茶葉的紀錄，「例如清代的契約文書中，已經很清楚地顯示出這裡有種茶。」雖然契約上不會告訴你太多的細節，但至少能證明，除了文山、南港等地之外，清代的陽明山，並未在茶業的歷史舞台上缺席。
1895年，美國攝影師喬治‧普萊斯（George Price）拍攝大屯山上的茶園與採茶者，證明清代陽明山地區曾發展茶業的事實。圖中可見勞動者皆為女姓（陳志豪提供）
不過，與上述茶產地相比，陽明山的茶業發展確實較不具優勢，「老實說，陽明山茶業在茶葉品質、環境等方面，與文山等地相比，的確不算出眾，所以在價格上，也無法與文山競爭。」另外，陽明山因為地形多為山谷，聚落分布也較為零散，所以多為小農式的經營，尚未發展出較具規模的經濟模式。
雖然如此，清代晚期的陽明山茶園，也因開港通商後茶葉貿易的繁盛，出現土地價值提升的情形。「當地在1870年代後的土地契約，已從早期記錄幾片的茶園，轉而詳細說明有幾棵茶樹、有幾棟茶寮，這反映出陽明山茶園的經濟價值提升。
經濟價值雖未見出眾，但在人群互動上，卻有其特殊之處。「陽明山種茶的族群非常多元，有淡水地區的泉州同安人、三芝的汀洲人、石門以及士林的漳州人、甚至還有平埔族。」以往對於清代台灣的印象，就是不同族群間，會有因為經濟而起的分類械鬥，「但最有意思的，就是你在陽明山這裡，看不到任何械鬥的記載。」陳志豪認為，這與茶產業的經濟型態有關。「茶園的經營，為短時間、高勞動的作業型態。你必須在特定的時間點，臨時招募勞力，最快的方法，就是找附近的人。」所以與左鄰右舍保持好關係，是很重要的。陳志豪也提及，口訪過程中，也曾詢問當地耆老過去是否有械鬥的情形，「只聽他們說：『打架的話，（收成的時候）就沒有人會幫你的忙了啦！』」由此可見，陽明山的族群關係，因為茶產業，呈現出別於他地的狀態，「當然，這也是台灣產茶地區的共同特色之一。」陳志豪又補充道。
日治時期，台灣茶業在生產技術上，出現結構性的改變，官方透過各類講習會，來培育茶葉生產者的製茶技術。「1920年代時，陽明山有十多間製茶場，他們的營業範圍都很小，大概只有現在一到兩個里、且都以地名為公司名稱，這與官方政策有很大的關係。」陳志豪解釋道，此時的陽明山，因為政府推出改良政策，開始出現許多茶葉工場，並導入機械設備，以利製茶。這些茶葉工場以地名為名，對官方而言便於管理，同時便於茶農領取補助款，官方也藉此維持著當地原有的小範圍經營型態，保留適應未來政策轉變的靈活度。例如1930年代後，為與英國競爭紅茶市場，日本開始扶植台灣的紅茶生產事業，而陽明山茶產業因規模普遍較小，又有粗製茶的基礎能力，故能迅速轉製紅茶。「陽明山應該是最快轉作紅茶的地方。」
日治時期茶工場所使用的望月式揉捻機（陳志豪提供）
戰後的台灣茶業，基本上以綠茶為主，主要銷往北非、中東，因其品質要求不高，所以台灣有機會銷往當地。但等中國能開始向外輸出茶葉後，台灣外銷的情形就逐漸衰退了。而陽明山當地，延續日治時期的技術、以及小規模的經營模式，在茶葉生產上，能快速因應需求。「當地有位謝老闆就有提到，如果有人中午打電話叫貨，下午其實就能製好並出貨，速度非常快。」這也是戰後陽明山茶產業仍能夠維持一段時間的原因。「但基本上，戰後陽明山茶業的規模，跟日治時期差不多，算是維持平盤，反而中、南部的高山茶產區，在戰後呈現比較高速的發展。」
1980年代後，因工資上漲，加上陽明山接近台北都會區，許多年輕人轉而投入其他產業，導致當地的茶產業在1990年代後迅速衰退。「其實不只是陽明山，整個台灣的茶產業，在當時都面臨到同樣的困境。」
而這些茶園後來都去哪了呢？陳志豪說到，在茶產業衰退後，許多殯葬業者將這些土地買了下來，轉而經營生命園區。「現今淡水、三芝許多的殯葬園區，其實過去都是茶園。」
綜上所述，陽明山茶業的興衰，與台灣茶業的發展變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但仍保有其獨特性。如有機、靈活的小規模經營模式，能較有效率地提供產品給市場，保有其競爭優勢。但如從台灣整體茶業的歷史發展脈絡來看，陽明山確非茶業重鎮。
那，陽明山茶產業的研究價值為何呢？
台灣茶產業的「顏質擔當」：陽明山茶業的歷史意義
「老實說，陽明山茶業的重要性沒那麼高。」陳志豪不諱言，如從經濟層面去探討陽明山的茶業發展史，可能不會得到太多令人興奮的成果。「但陽明山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於，許多來台的外國人，都會先到那裡去從事調查，套句現在的說法，陽明山是台灣茶業的『顏質擔當』！」
陳志豪強調，所謂的顏質擔當，不是在於陽明山「有多好看」，而是大家要從事產業調查時，往往都會「先到陽明山去一探究竟」。
「陽明山因為接近淡水港，擁有地利之便。這些來台找尋投資目標的外國人，往往都會先到陽明山從事經濟視察，看看有哪些值得開發的物產。」陳志豪提到，台灣最早的茶園照片，其實都是在陽明山所拍攝的，「陶德其實原本是想來從事樟腦買賣的，但沒有成功，後來他們在陽明山拍了許多茶的照片，並寄回美國，告訴當地，台灣其實能夠種植茶葉的。」除了美國商人外，包括英國、中國、甚至日治時期的日商，來台之後，都是先到陽明山從事茶葉調查、或嘗試種茶。「雖然，就結果來看，陽明山或許並非最佳的茶葉生產地，但她開啟台灣茶產業化的契機。」
陽明山茶業的歷史意義，在於其對於台灣茶產業發展而言，扮演了開拓者的先鋒地位。即便，她不是最耀眼的那顆鑽石。
1870年，美國商人愛德華‧格里（Edward Greey）所拍攝之大屯山地區茶園，後由人工重新繪製後出版（陳志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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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書店→草山紅：陽明山國家公園的茶業發展史1830-1990
五南書店→草山紅：陽明山國家公園的茶業發展史1830-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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