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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轉型正義的歷史關頭讀 《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地方化》

 上稿時間:2018/7/27   
撰稿人: 謝博剛 
在轉型正義的歷史關頭讀 《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地方化》

從「蕃地」到「山地」,原住民族社會如何被國家機器收編為「地方」?透過台大出版中心《「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一書,提供我們對於現代主義的反思,更由行政通史的角度(1895-1970)實證地檢視了各項檔案史料,充分討論政治斷代史架構外原住民族社會所面臨百餘年外部力量持續性的衝擊。

文/謝博剛(臺灣大學人類學博士候選人)

   1980年代臺灣原住民知識菁英發起原住民族社會運動,原運的特色在於解除原住民族在臺灣社會結構裡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邊緣處境,本書作者──日本獨協大學松岡格副教授,正是透過汗牛充棟的檔案爬梳與田野調查,釐清近代原住民族社會邊緣處境之來由。

  作者認為1970~80年代臺灣原住民族社會所面臨的「複合性危機」乃由三項因素所構成:1.經濟性的內部殖民狀態。2.文化自律性生產與再生產安定性的瓦解。3.社會自律性的喪失。他主張現代國家透過其政策所實現的地方化乃是影響上述危機的主因,而這更是超越政權更迭的持續結果。因此,本書意欲藉由實證性的探討,勾勒原住民族整體社會被捲入現代國家的整編過程。

  本書的理論架構在對於現代主義的反思上。James Scott(1998)在其著作《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曾將現代國家的「單純化」類比為科學化的林業,透過森林的計畫、操作與評價,以經濟性純林置換多樣化的原生林相,雖一時間取得管理效率與經濟成果,卻得面臨環境、病蟲害的威脅,甚至使得森林瀕臨瓦解。現代國家的特色在於為了控制地域社會,而開發出各項可視化(legibility)的策略,例如:個人式的土地所有權、標準語言、姓氏、交通設施等,將地域社會整編為現代國家方便管理的單位,根據不同的項目實踐其現代主義的國家意志。雖然在政治斷代史上經常將臺灣分為:「日本帝國政府的『日治時期』」以及「中華民國政府時期」,然而作者卻呼籲重視兩個時期對於原住民族社會的統治,基本上都是貫徹現代主義國家以統治區域全境為對象,全面性的確立現代化統治體系,以「國民」為基礎單位,建構可視性單位的重層結構,確立一元式的統治和行政體系(松岡格2017:432);換言之,日治時期與戰後中華民國時期的「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其根本精神是延續的,透過將原住民族地域社會的地方化,消弭其與其他被統治人民的差異,利於安置於現代國家的統治序列中,進而挪用其各項資源。

  本書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追求地方化的『蕃地』統治:從啟動到形式完成前」描述的是日本帝國在取得臺灣統治權後,先藉由武力確立其在原住民族地區的有效控制,進而啟動地方化且有其進展的過程;第二部「推動地方化的『山地』行政:從形式完成到實質化」則說明日本帝國政府的地方化政策為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承繼的歷程。第一部三章節中,第一章探討現代國家整編過程的兩個前提,其一是原住民族地區的傳統社會結構型態,也就是以部落為主體的社群秩序;其二則是地方化的必要條件,即現代國家侵入並取得有效統治的過程。松岡格以魯凱族社會為例,說明南臺灣的魯凱族傳統社會形貌以及日本政府對於原住民族的「理蕃事業」與戰爭壓制。第二章接續探討「蕃地」的有效統治確立後,國家所規劃的統治體制與隨之而來的各項地方化措施,警察單位成為原住民族地區治理的規劃與執行者,透過授產、教育所、青年團/自助會,以及集團移住等政策,將原住民族社會改造為其可視的單位。第三章更細緻地處理地方化政策下的經濟與文化施政,由傳統作物(小米)轉作為稻米的過程及相應的「生活改善」措施實為對既有文化體系的抹除,透過轉作、定耕/移住與交易所等措施把原住民族社會階段性編入資本主義的市場體系裡頭。然而日治時期對於取消過渡性特殊行政的終極企圖,卻因為霧社事件和隨後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而推遲其進程。

  戰後的臺灣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接收,「山地行政」以孫文的同化思想為基礎開展出形式上的地方自治,也就是由省政府及山地行政檢討會作為源頭的外部力量藉科層體制(縣政府、山地鄉公所)滲入,進而推廣了更深層的地方化措施。第二部開始的第四章首先說明「山地區域」和「山地管制」的設定,並指出「山地行政」在經濟和文化層面與戰前的連續性,而地方自治當中以原住民身分為前提的鄉長選舉,則成為與日治時期較為不同的非連續特色。第五章探討地方化政策的基礎──「國民形塑」,透過「山地青年服務隊」等宣傳組織貫徹國民政府的意志,同時作者也分析論證各項保護、優待措施如何作為完成地方化過程的過渡舉措。第六章則指出原住民族社會的政治地位因地方化而陷入低劣的處境,最終遭致了前述的複合性危機。不過作者也提出,地方化最終的失敗乃來自於地方化過程的副產品,歷經學術定義與分類,以及兩種「國語」的普遍推行,使原住民的民族意識得以透過個別族群及「原住民族」等架構表達進而在1980年代興起原住民族運動,1990年代修憲結果更肯認了「原住民族」的民族地位,使得透過數十年來意欲透過地方化同化社會差異的可能性瓦解,而這一方面也是現代主義追求治理術一致化的破滅,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文化主義公民社會的可能。

  然而,作者也指出由於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內部的差異與多樣化表現,使得各族群與地區的面貌不盡相同,關於其他族群的面貌與歷程皆有賴於未來的深入研究。此外,在追求地方化的歷程中,原住民族所面臨不僅是外部的政治(行政)力量的影響,隨之而來的資本主義整編歷程,以及本書較少著墨的世界性宗教(基督宗教)都使得原住民族內在的心靈世界產生劇變,特別是後者的改宗現象對於族人自我的文化詮釋、再詮釋,乃至於族群意識的啟發都有莫大的影響。1990年原運之後迄今業已近三十年,由早期都市的菁英運動過渡到部落主義的群眾運動,其與臺灣近三十年來的民主化過程間的互動與辯證,在在都顯現出臺灣原住民族大歷史書寫的可能方向。

  你知道嗎?2016年的8月1日「原住民族正名紀念日」上,蔡英文總統代表中華民國政府針對過去施加在原住民族社會的歷史不公義向其道歉,象徵著多元文化的再肯認。本書的特殊貢獻不僅在於提供我們對於現代主義的反思,更由行政通史的角度(1895-1970)實證地檢視了各項檔案史料,充分討論政治斷代史架構外原住民族社會所面臨百餘年外部力量持續性的衝擊,使我們對於80年代以來原住民族社會運動的興起脈絡與原住民族的社會處境有更深刻的理解,更有助於大社會對於原住民族所呼求社會正義的認識與達成和解的可能。

謝博剛
臺灣大學人類學博士候選人,有志於臺灣原住民族解殖社會運動與殖民史的研究,並嘗試實踐於區域的青年運動,透過中央山脈與太平洋黑潮間的巡遊,探索地方社會文化的美麗與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