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資料因時代背景緣故，多年來分散中美臺各地，又因長期缺少人力與經費，使得《胡適全集》多年來始終未能有一完整版本。中國安徽教育出版社於1996年，展開約二千萬字的《胡適全集》編纂計畫，2003年完成44冊《胡適全集》。然卻因政治環境所囿，安徽版《胡適全集》並無蒐羅胡適政論文字、1949年離開中國後發表的反共言論，以及擔任中研院院長時，對臺灣政治、教育、社會以及文化領域的建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自2012年開始新版編纂計畫，2018年首先出版的是由胡適紀念館潘光哲主任主編的《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8冊及《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5冊，為目前內容最豐富的版本。
撰稿人／岑丞丕（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胡適紀念館研究助理）
胡適（1891-1962），安徽績溪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推手，他領導的白話文運動改變了現在中文使用者的溝通方式。對日抗戰時，胡適出任駐美大使，促成中美合作抗日。雖然與蔣中正關係密切，卻自始至終信仰自由與理性，堅持學術獨立與人權，對中國／台灣留下的影響至今仍然深刻。胡適畢生致力於學術的獨立發展，在風雨飄搖的時代裡為國家拔擢了一批學術菁英，奠定臺灣五十餘年來人文與科技發展的重要基礎。
上個世紀末，對岸吹起改革開放之風，胡適的歷史地位也從最低賤的「戰犯」一路向上攀升，這位思想家以「再造文明」為宗旨，推動「新文化運動」為方法，期待達到「中國文藝復興」的境地。他的終極關懷也開始在經過文革浩劫的中國大陸上開花結果。一時之間，這名「戰犯」的人氣與地位水漲船高，他的言行與論著開始被重新檢視，大家開始注意到：對於現在的華人世界，他所追求與呼籲的理念並沒有過時；透過他的關懷，似乎離文明更加接近。
一直以來，胡適的作品在兩岸都有相當的市場，但是從來都被掐頭去尾。從前台灣在威權體制的時代，胡適有一部分作品因為與當時黨國體制的宣傳與口號大相徑庭，所以這些以宣傳自由、人權為主的文章無法刊行。而中國除上述之外，更是嚴格禁止其反共言論在市面上流通。導致兩岸胡適「文集」必定出現「《長坂坡》裡沒有趙子龍，《空城計》裡沒有諸葛亮」的弔詭樣貌，而胡適在三○年代之後到過世之前在此一領域中所關心的公眾議題也幾乎都被閹割殆盡。
誠然，在胡適紀念館第一線工作數年，許多慕名而來的遊客都希望紀念館能肩負起《胡適全集》編纂的任務，並且將對岸《胡適全集》所缺漏的部分補齊，以便讀者的研究與閱讀。
2003年9月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胡適全集》新書在北京發表，這部44冊的《胡適全集》終於出版，這也是當時對胡適作品蒐羅最齊全的《胡適全集》。在出版前後雖然紀念館多次希望藉著無償提供資料的交流與增補，使得這部空前的鉅作更臻完美。但是，安徽版《胡適全集》因為政治環境的限制，許多牽扯到自由、民主、人權或是反共的文章都被刻意刪除。雖然〈出版說明〉中有提到「希望海內外朋友幫助我們繼續搜尋胡適遺著，俟適當時候，續出《全集》補編。」以及「限於種種主客觀因素，書中誤差在所難免。」
2012年，時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的王汎森院士認為：在近代中國／台灣的歷史舞台上，胡適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目前卻沒有一套完整的《胡適全集》，倡議重新編纂《胡適全集》，並提供經費支持，時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的黃克武先生力贊其議，由胡適紀念館潘光哲主任負責執行這項艱鉅的工程。期望以完整的胡適著作還胡適本真的面貌。
隨著任期的屆滿，副院長也由黃進興院士接任，在得知此項計畫之後，黃副院長也義無反顧地支援此項計畫。潘主任在胡適紀念館館務會議上宣布將展開胡適紀念館版《胡適全集》的編纂計畫，這個計畫由他親自執行，而紀念館部分則是提供包括輸入在內的一切支援，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將新版《胡適全集》編纂完成，以回應海內外華人對胡適所遺留龐大資產的需求。除此之外，現任近史所呂妙芬所長以及出版委員會主召集人張力研究員也在出版之前給予相當的協助，使得這部書能夠及時出版，成為2018年中央研究院90週年院慶的特別獻禮。
《胡適全集》編纂計畫開展之初，潘光哲主任將胡適偌大篇幅的著作做了初步的編輯分類，也就是《胡適全集》後來編輯的綱領：「文存」、「書信集」、「時論集」、「日記」、「詩存」、「單行本論著」以及「文章編年」，並且以「時論集」為首要完成任務。
少年胡適對於時局與政治就有一套獨特的看法，而且其態度與筆觸頗為激進。留學回來時的時論以當時的社會與教育環境為主要論述對象，希望為中國奠下「文藝復興」的思想基礎。在民國20到30年代，胡適對於當時中國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多有批評，尤其是在《新月》上發表了數篇呼籲人權、法治與憲政的文章，抨擊當時黨國不分的政治。隨著《獨立評論》的創刊，胡適自是以國民政府的錚友，舉凡內政、外交、社會與文化領域皆可看見胡適議論時局的身影。1938-1942年胡適擔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在這段時間內胡適大多以英文發表時論，主要是以反抗侵略以及介紹中華文化為主軸。1946-1949年胡適的時論文章不多，但是對於當時時局的批評多以演講或是訪問的形式傳播。1950年到1962年胡適過世，在這段時間內胡適的時論以反共以及台灣的基礎建設與方向為主。以1953年為例，未收入任何文章，但是《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卻收入10篇之多。當年胡適受邀返國，在各地演講或發表的意見轉錄為文的不少，而〈公布憲法六週年紀念茶會演說（談護憲）〉、〈三百年來世界文化的趨勢與中國應採取的方向〉、〈五十年來的美國〉、〈在《國語日報》歡迎會上答問〉、〈台北市報業公會歡迎會上講〉、〈離台前播講歸國觀感〉、〈共產黨為什麼要清算胡適的思想〉、〈離臺灣前向記者發表的談話〉、〈《紅色中國的叛徒》序〉、〈追念吳稚暉先生〉這十篇文章不是正面攻擊共產主義就是傳播自由與理性等普世價值，對於現在仍然專制的中國大陸而言要刊載當然有其困難。
《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以安徽版《胡適全集：政論》為工作底本，潘主任要求並列手稿、首發以及定稿等至少三種文本與其互相校正，並注釋互相差異，仔細校對出安徽版《胡適全集：政論》的錯漏與缺失之處。另外運用中研院所購買的各種資料庫進行地毯式搜索，使得《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的文章選取與校對方面能夠更近乎完整。
原本，《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的目標是顯露出胡適對時局的看法，所以增列了當時媒體的訪問與報導來補充，希望能貫徹最初對於《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一時一論」的設定與想像。但是，由於體例與蒐羅範圍無法統一訂定，所以暫時決定割捨。另外，由於胡適有一部份的時論已然翻譯成中文且收入安徽版《胡適全集：政論》，但是《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編輯之時卻無法找到原譯者或原譯者家屬授權，以致於有許多翻譯文章無法收入《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其中又以胡適檔案檢索系統中有的郭博信教授翻譯手稿最為遺憾。
2015年起潘主任授命啟動《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的編輯。《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編纂的難度頗高，一則是因為安徽版《胡適全集：書信》集結發行後頗有「拋磚引玉」的效果，胡適未刊書信的發表相當活躍，甚至在拍賣市場之上，只要是胡適的文稿、書信都有相當驚人的拍賣成績。舉凡拍賣皆有預展，還有線上圖錄，透過這些管道，我們將搜尋的觸手延伸到以往難以觸及的收藏領域，所以這次《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的重新集結也在此一領域中斬獲不少珍品。；另一方面，隨著國史館等檔案收藏機構的開放，有更多的檔案得以重見天日，而決策的細節也更加明朗。《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把胡適檔案檢索系統中的「南港檔」、「美國檔」、「北京檔」、「胡適與楊聯陞專檔」、「胡適與雷震專檔」胡適的發函依時間先後重新排序，也加入了諸如「胡適手稿暨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以書信或通訊形式發表的文章以及「胡適日記」中以信件形式出現的文字，不拘是否為節錄或殘頁都一律收錄，如此更能讓讀者清楚地檢視胡適在人際溝通與資訊流通的側面。
《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是在安徽版原有的基礎加上數位資料庫中的鉤沉、拍賣影像、國史館原檔影像的集結以及紀念館歷年徵集所得，就書信數量而言更是安徽版《胡適全集：書信集》的一倍以上。舉例而言，1941年安徽版《胡適全集：書信集》共收錄書信24通，而《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在多方蒐羅與補充之下共有49通，是安徽版《胡適全集：書信集》的一倍有餘，除去致江冬秀家書5通、致傅斯年函1通以及致關仲豪討論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的來源2通，關於國家與世界局勢縱論兩者的比例是41：16，《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共多出25通，我們由此不只可以看到外交決策的制訂，就連當時他國的情況也能透過這些電報獲得相關資訊。
安徽版《胡適全集》的分類方式是文存、文、史、哲、政論、書信以及日記，潘主任在計畫時以文章很少只有單一面向為由決定不用此分類方式，「文存」是胡適當年挑選刊出的學思報告，「單行本論著」有其時代意義，「書信集」、「時論集」以及「日記」有其特殊性，而「詩存」則是胡適晚年自言應當彙整（當以《胡適全集：胡適韻文集》形式出版）。除了這些之外的文章，不論動機、目的以及文體一律以編年排列，這一部份我們稱之為「文章編年」，藉由《胡適全集：胡適文章編年》的排列，我們可以從中看見胡適在當時關心的學術議題，更可以看出對同一議題胡適意見的增刪變遷。另外，沒有學科藩籬的阻隔也能讓胡適同時期文章的類比或是連動性更為突出，這部分有助於我們瞭解胡適的思考脈絡與時代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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