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欽生英語回憶錄》——道出傷痛、癒合社會、和自己和解

有些傷若不處理，是一輩子都不會好。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已經超乎個人，成了劃在社會上的一道深刻傷口，受難者比我們更需要勇敢，他們得一次一次再一次地說出自己的故事，集體的社會的傷口才能痊癒。

文／張江寧

這是陳欽生的生命故事。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日，陳欽生誕生於馬來西亞的怡保山城。他的老家旁就是馬來西亞的國家鐵路，還有好幾棵結實累累的榴槤樹。和那個時代的許多孩子相同，孩時的陳欽生也會和三五好友結伴，跳入冰涼的河裡抓魚、在營火旁彈哥哥的吉他，或在榴槤樹下等待果實熟透，「咚」一聲落下。那個「咚」一聲啊──陳欽生在書裡寫道──現在想起都是甜的。

一九五五年的馬來西亞，國小學童得同時學習馬來語、英文和中文。那時陳家窮困，他在富人家裡刷碗清掃的母親，有時還會將富人派對後的殘羹剩飯打包回家，那都是陳家孩子難得能嚐到魚肉雞肉的機會。雖然窮困，雖然中文一直沒學好，陳欽生在馬來西亞的日子完滿安然。

高中將畢業時，他當時的一名同學跑來問他想不想一起到台灣讀書，那時的陳欽生隨口笑應：「你幫我申請啊，上了我就去。」誰能知道一句簡單的玩笑話，讓他步上厄運發生之地。

一九六八年，陳欽生考上成功大學的化工系，因為中文並不好，在學習上一直有些吃力，所幸他找到了個好地方，那是當時位於台南的美國新聞處。那兒舒適安靜，總開著冷氣，在這兒，陳欽生溫習功課也翻閱英語雜誌，學業緩緩步上軌道，直到一九七一年的三月三日。

直到現在他仍記得，那天的天空透藍如洗，天朗氣清，一名西裝筆挺的男人出現在他宿舍附近的街轉角，告訴他有個親戚在台北找他，男人說他願意把陳欽生接到台北，讓他和親人相會。敦厚的男大生陳欽生當下覺得自己怎麼那麼幸運？毫無懷疑地上了車，那年他二十二歲。

接下來就是粗暴監禁、揍打吐血、強灌鹽水，和指縫扎針了，好幾天後他才知道，原來自己常去的美國新聞處爆炸了，而當局認定他就是罪魁禍首，即使他什麼也沒做，什麼也沒想。再來，爆炸案真正的罪魁禍首找到了，當局沒有釋放陳欽生，反給他扣了另一頂共產主義的帽子。為什麼呢？二十二歲的陳欽生詢問負責轉移他的特務。得到的答案是，因為抓錯人放出去太丟臉了，因為抓捕犯人也有業績考量，多抓幾個錢就多幾個嘛。

就這樣，陳欽生沒能回到學校，他被移送到了景美看守所，然後綠島的綠洲山莊，然後仁愛教育實驗所，在監禁下過了整整十二年。

二十二歲到三十四歲，原該要是最年輕力盛、追尋生命的年月，卻就因為戒嚴時期的陳腐官僚而被一把抹掉。十二年間，想必他也問過自己無數次，為什麼是自己？到底為什麼是自己？追問無解，直在現在，也沒人能給他個答案。不過，他仍是在絕望裡找到了一點光。在綠洲山莊的圖書館裡，陳欽生學會了自己一直沒學好的注音符號和古典中文，在洗衣部裡學會了如何清除油漬，在廚房裡學會了烹飪，甚至還替獄卒養了一隻名為「小花」的狗，因為如此，他活過了十二年的磨難。

一九八三年陳欽生重獲自由，出獄後的日子一點也不好過，他不能回到馬來西亞，他沒有家人沒有身份沒有錢，加上酷刑、監禁和創傷，有哪一項是能說忘就忘？極其緩慢，陳欽生復原、成家、踏入職場，以貿易商人的身份，他去了德國、荷蘭、北歐，後來甚至還成立了自己的貿易公司。

我們都知道，有些傷若不處理，是一輩子都不會好。可是十二年，要重啟箱子回到當時，感受自己當時所感受的，說出自己當時所痛苦的，談何容易呢？陳欽生等了二十六年，二〇〇九年，他才終於能夠回到景美看守所（現為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緩緩開口，對年輕一代說出自己的故事。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已經超乎個人，成了劃在社會上的一道深刻傷口，受難者比我們更需要勇敢，他們得一次一次再一次地說出自己的故事，集體的社會的傷口才能痊癒。

這是陳欽生的生命故事。白色恐怖的冤獄劫難是其中的一部分，確確實實的一部分，可是只是一部分，他的生命中還有好多其他的精彩和光亮。現在的他已經能處之泰然、溫文儒雅，對我們說出他的跌宕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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