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尾，是景美的舊稱，是國家人權博物館的落址處，也是白色恐怖受難者許貴標一生不曾離開的故鄉。在景尾出生，因為被認定「與政治犯接觸」而定罪的景尾人許貴標，也在陰冷的牢獄中記住了許多難友這一生最後的背影。
文／雨町電視台
景尾，是景美的舊稱，是國家人權博物館的落址處，也是白色恐怖受難者許貴標一生不曾離開的故鄉。
現今作為人權紀念園區的景美園區，前身曾是新店二十張景美軍事看守所，雖然已被國家打造成潔白又美觀的歷史園區，但自蔣中正政府發布戒嚴令以來，這裡作為關押、處刑重大政治犯的囹圄，多少人在此失去了自由甚至生命，相信其陰暗又潮濕的氣味仍深深縈繞在許多人心中。
建築理應沒有情感和記憶，但這個靜靜佇立在景美交界的建築，幾十年來默默承載了許多政治犯們的血汗與淚水。而在景尾出生，因為被認定「與政治犯接觸」而定罪的景尾人許貴標，也在陰冷的牢獄中記住了許多難友這一生最後的背影。
政治的受難者，歷史的見證人
比起許多關押時間、罪名都要嚴實的受難者，許貴標在牢中的五年光陰，單純以文字呈現顯得有些單薄。這點他本人也在書中表示過，在受難者聚會上總能見到許多人，或是抱頭痛哭，或是激動相認，他們多是在綠島長期關押的獄友，而他因為服刑時間不比他人長，剛開始參加這樣的聚會竟偶發了窘迫的心情。
五年或許不長，但一個人又有多少五年呢？
白色恐怖期間，被丟進牢籠的受難者成千上萬，有些人為了爭取自由權益，以身赴死，也有些人迫於環境，不得不為，但也有一些人，從出生就不曾離開故鄉，甚至忙於養家活口，根本不懂顛覆、造反如何書寫，卻無故成了國家的眼中釘，失去了人生本應該自由自在的五年。
許貴標就是這樣的例子。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韓戰戰俘獲釋，這天從此成了反共人士普天同慶的「一二三自由日」；同年五月，二十八歲的許貴標，卻在毫無頭緒的深夜被押離自己的家，從他的家到關押的國防部保密局總部，短短不到七公里，卻成了他人生中最接近地獄的地方。
飛來的橫禍感覺像是沒有結束的一天。因為與台北市地下工作委員會一案的涉案人王忠賢有短暫接觸，作者被懷疑吸收成同黨，頭上扣著的罪名是：「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最終被判刑有期徒刑七年、褫奪公權三年，在服刑後五年後假釋出獄。
文字看起來雲淡風輕，可只有他本人知道，在那段痛苦不堪的日子裡，他除了失去自由之外，還得被迫承認、畫押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只是傭雇了王忠賢來家裡修理水電，最後卻連付清給王忠賢的工資都被扭曲為「供給金錢給叛徒」，這種始料未及的接觸、現今聽來荒唐的誣陷、強逼情節，卻真真實實銘刻在作者的記憶中。
他們不是政治犯，而是最偉大的犧牲者
歷經了審問、移監和苦工生活，許貴標直到三十三歲才重獲自由，但一句「嚴加管教，隨時見復」不止印在政府文件，更烙在他飽受驚嚇和恐懼的心上。出獄之後在求職路上的磕磕絆絆，還有無止盡的監視與注意，都讓他在未來的數十年間飽受折磨。
但或許，最令人感到痛苦的，是他在獄期間不斷目送許多友人離開，從此再也無法見到他們一面。整本書不見他使用過「獄友」一詞，無論這些人被判下何等罪行，他從來不用指稱這些在獄中相識的人，在他的眼中他們皆為「難友」，是無辜失去聲音、自由和生命，最偉大的朋友們。
整本書幾乎沒有高潮，多的是作者以寥寥數語帶過那些單純而枯燥的生活，而這些用隻字片語包裹的牢獄生活，比起自述、筆記，反而讓人更覺像是在看一部泛黃而心酸的老電影。
形色、來歷各異的角色互相在彼此的生命一隅留下痕跡，單調的牢獄生活像是一幀又一幀重複的畫面，似乎永遠不會迎來曙光，可依然有一些同甘共苦的難友，會在某個平凡的時刻獨自離開，不再回頭。
「我先走了，大家保重。」
這是和作者最要好的其中一名難友，吳鵬燦在走向刑場前留下的最後一句話。短短八字，配上書中作者和研究者們努力奔走，收集而來的各種文件、照片，以及吳鵬燦、連德溫前輩致贈給作者的禮物全貌，讓人閱讀到最後不禁鼻酸。
受難者前輩們經歷過的世界，是身處自由的我們所無法想像的。
隨便議論政府會被抓、閱讀路上的刊物會被抓，甚至是請人安裝水電都會被抓。在那樣的時代，為了讓恐懼壟罩在社會中，一頂「政治犯」的大帽子四處遊走，隨機地指認人民是顛覆政權的千古罪人，但事實又是什麼呢？
「早日執行槍斃就好了。」
不知何人，卻有相同際遇的前難友，在關押處的牆上留下了這樣一句話。幾十年光陰逝去，作者已成九十歲、德高望重的耆老，他淡忘了許多難友的臉龐，卻從來沒有忘記那句簡短而淒涼的悲語。
幾十年後，人們說這些前輩是極權政權底下的受難者，也是台灣一段歷史的見證人，可當我將回憶錄闔上後，只覺得他們都是政府維穩、鎮壓手段下，最偉大也最無辜的犧牲者。
曙光雖未如期而至，可終究前來
許多人對歷史名詞的「白色恐怖」不感興趣，也不能理解背後濃厚的恐懼與悲傷，甚至覺得這一切都是被編造出來的虛構。可現實是，至今仍有許多白恐受難者，以及其二代、三代，仍飽受上代的壓迫餘韻。我想，他們身心所受的折磨，無論以何等文字來呈現，或許僅能道出其中的萬分之一吧。
書的結尾，作者特地記錄下他與吳鵬燦後代見面的經歷。將吳鵬燦離去背影烙印在心中的作者，形容吳的兒子「無論眼神、樣貌、型態都像極了我的難友吳鵬燦。不需要自我介紹，我肯定他就是我獄中難友吳鵬燦的兒子」。
也許再多的補償和轉型正義，都無法抹滅雙方因白色恐怖而遭遇的痛苦與折磨，但這段六十年後的相遇，肯定會成為他們在黑暗中沐浴的一道暖陽，深深地、深深地溫暖著每個受難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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