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劇、作家張敦智介紹《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鹿窟事件（三）瑞芳基地案》一書，以一般民眾的角度切入閱讀並介紹如何應用艱深的史料。
文／張敦智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系列書籍，從2008年起陸續出版，到了「鹿窟事件」系列，已經來到第二十一輯。後續還有「統中會案」、2021年出版的「江南案」、2022年出版的「美麗島事件」。雖然已經有了不少成果，但相信距離相關檔案完全公開還有好一段距離。
出版這些史料彙編的好處，以「鹿窟事件（三）」為例，是少數能針對「瑞芳基地案」有詳細、系統性統整與說明的機會。
正如何鳳嬌在書中導言所寫：「瑞芳基地案，又稱曉基地案，發生於一九五三年，由於基地成立不及一年，而且與鹿窟事件有密切關聯，一般都列入鹿窟事件。⋯⋯將瑞芳基地案納入鹿窟事件，固然可以凸顯鹿窟事件的重要性，但也造成瑞芳基地案被忽視，缺少研究。」 [1]尤其當出版者為國史館、國家人權博物館時，避免瑞芳基地案再度被邊緣化，是件非常重要的任務。因此，就結果而言，將瑞芳基地案獨立成冊，但收納在鹿窟事件系列（共五冊）底下的做法，達到讓人容易理解兩件事間的關係，同時也不會為了彰顯鹿窟事件之大、之廣，而將同樣重要的瑞芳基地案等，被理解為次要的附屬品。書輯彙編的結構本身，就對歷史將被如何記憶、詮釋，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全書分為六大部分，以檔案之照片／掃描，呈現事件的刻痕。一、偵查與訊問；二、起訴與判決；三、訴冤陳情；四、死刑的執行；五、涉案者財產的處置；六、徒刑的執行與開釋管教。最後附有年表式的瑞芳基地案大事記。這樣順著時間序，將檔案陳列下來，對於理解案情本身即有非常詳盡的幫助。
然而，在近年取得白色恐怖相關資料越來越容易，且有諸多選擇的情況下，為什麼還要翻找如此難以閱讀的史料彙編呢？由於全書幾乎全以檔案照片組成，必須逐一辨認每跨頁就有所不同的筆跡。較潦草者，必須停下閱讀腳步，細細辨認。這種條件下耗費的工夫，在某些史料閱讀過程，甚至會遠大於吸收新資訊的程度。
確實，對於第一次接觸相關歷史案件者，這些史料彙編，可能不是入門首選。可以想像一位相關領域的初學者，若在書架上看到二、三十冊精裝史料彙編並列，要不是在激動之餘同時感到茫然，要不就是還沒有進入就已經深感卻步。
這樣的書籍，其功能其實跟辭海、百科全書有異曲同工之妙。極少有人把這類工具書當成日常讀物，逐頁逐頁地把它看完，這本身可說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另一方面，它是相關知識的源頭，並且透過編輯，已經有了系統性整理，從目次中很容易就能看出七、八百頁的精裝書中，哪裡可能藏有自己有興趣的進一步資訊，用這種方式來進入史料彙編的世界，它將帶來非常具體的幫助，與每每覺得早已習慣卻還是再度受到的震撼。
在瑞芳基地案裡，涉案人員遭處五年有期徒刑到死刑不等的懲罰。舉蔡丁財為例，他是其中看起來被判最輕的人之一，五年有期徒刑。在接觸歷史的過程，很容易因為這些名字都被數字捆綁在一起，而讓數字決定了該生命的重量。然而，翻開第六部分「徒刑的執行與開釋管教」，他的相關檔案，附件三「受管教人志願調查表」，除了姓名、年齡（獲釋時年62歲）等基本資料外，「今後志願」欄位上，手書：自由後因年老力衰只好督促子女工作做好人。沒有句號，沒有任何標點。粗體當然也是本文筆者自加。這讓人不禁思考，六十二歲在那個年代真的已經到「年老力衰」無法工作的程度了嗎？還是，有了這樣的前科，六十二歲的蔡丁財自知未來也不會有什麼出路可走，只能靠家人供給基本生活需求，就這樣度過餘生。
不知道那是一段怎樣的時間？六十二歲離開國防部台灣軍人監獄的蔡丁財，是抱持怎樣的心情，繼續活著，直到逝世？這樣的問題，總是會在閱讀檔案時讓人不禁好奇。同時也好奇他寫下這些志願書、保證書時的心情。懊悔？不滿？感激？驕傲？憤怒？從還算工整的筆跡裡無從猜測。
但，正是因為閱讀內容不是由某位作者訪問、繕打、整理後的成果，而是無數人經手的結果，它往往幅射出非常濃厚的力量，讓人發現，追溯到源頭，可能只是另一趟旅程的起點，就此燃起想更深入理解的動力。因為，嚴格來說，「受管教人志願調查表」這一頁的作者，除了案主蔡丁財外，至少還有不知名的表格設計者、經手人、以及最後用印的丁景興等。每一頁、每一張檔案都可以看到錯綜複雜的機關、單位，如何決定一個人的生死來去。也是這樣的重量，消解了上述，在閱讀白色恐怖相關檔案時，容易把涉案者遭受刑度與其在歷史中的重要性，直接劃上等號的錯誤。
經由一篇篇「多重作者」的檔案，可以清楚感受到，每一個生命自己在那段歷史中的掙扎。我們沒有辦法把死去的痛苦跟活著的煎熬放上天秤兩端，去探討孰輕孰重，只能保持敞開的心，來認識檔案中的這些人。因為有許許多多的涉案者，他們沒有機會擁有一本屬於自己的自傳、回憶錄等。檔案中的遺書，或者相關資料，就是他們如今能被聽見的所有聲音。在個人資料稀缺，無法集結成一冊故事的條件下，是「檔案」這種擁有複雜構成要素的文件，幫忙還原了，那些在歷史中一度失去聲音的人，無論在那段歷史裡受到怎樣的對待，在現代社會中，都擁有屬於自己的一份「可悲慟性」（grievaliblty）。
茱蒂絲．巴特勒（Judith Bultler）語：只有當一個生命對他人而言具「可悲慟性」（grievaliblty）時，才真正存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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