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從「身體」到「世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導言

 

 

 

當傳統「萬國衣冠拜冕旒」、享盡「天朝榮光」的空間想像破滅，「中國」不動的「定位性」被迫延伸與流動，打破「萬邦為首」的穩固位置。時人紛紛反思傳統「天下」觀，提出新知，如魏源《海國圖志》指出「中國」不代表天下中央，「謂其天時之適中，非謂其地形之正中也」、徐繼畬《瀛寰志略》拋棄棋局的空間觀念，改採「地圓」說。「五大洲說」的傳入，進一步衝擊「中國」以自我為中心的地理想像，激發時人極具形象性的「世界」論述，如魏源指出：「旁咨風俗，廣覽地球，是智者之曠識」、梁啟超指出：「十九世紀世界大風潮之勢力所簸盪、所衝擊、所驅遣，使我不得不為國人焉，浸假使將我不得不為世界人焉。」從「廣覽地球」到「世界人」等證詞，反映「天下觀」到「世界觀」的轉向，已非傳統的「華夷之辨」所能概括的新格局。就張德彝《航海傳奇》、李圭《環遊地球新錄》、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黎庶昌《西洋雜誌》、王韜《漫遊隨錄》等日記、文件或遊記，描繪各國新知與國內外局勢，記載博覽會器物、工商製造、上下議院制度等，掀開「世界」的圖景。

 

當既有的「中心─邊緣」框架搖搖欲墜，各種涉及政治、科學、文學、教育、社會的觀念譯介、知識傳遞，逐漸浮現。據熊月之統計，從1843年上海等東南通商口岸開埠開始，西學即在中國蓬勃傳播，1843年至1860 年出版西書有一百零五種，1861年至1900年出版西書有五百五十五種，涵蓋哲學社會科學（內含哲學、歷史、法學、教育等）、自然科學（含算學、重學、電學、化學、光學、 動植物學等）、應用科學（含工藝、礦務、船政等）與其他（包括遊記、雜著、議論等）。若就報刊脈絡而言，自創辦於1815年的第一份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紀傳》以降，諸如《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遐邇貫珍》、《新釋地理備考》、《萬國地理全集》、《地理全志》、《中西聞見錄》、《萬國公報》、《西國近事彙編》、《萬國史記》、《萬國通鑒》、《泰西新史攬要》、《天下五洲各大國志要》等刊物，相繼介紹世界地理景觀。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世變」、「奇變」、「奇局」、「奇境」、「創局」、「大變」、「變局」，牽動中國思想文化與概念知識的轉型。梁啟超曾指出「近代」與「中世紀」的差異在於學術革新：「有新學術，然後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藝、新器物，有是數者，然後有新國家新世界」。在學術革新的視野中，法律、教育、軍備、科學、武藝、社會、性別、醫學等新概念，衝擊中國傳統的知識結構，尤其反映於以「通纂」、「匯通」、「全書」、「大辭典」為名的書籍，開啟不同於傳統類書的「百科全書」視野。

 

霍爾（Stuart Hall）《表徵：文化表象與意指實踐》透過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語言符號系統分析概念的轉變：由文化信碼所決定的能指和所指間的關係並非永遠確定，詞所指稱的各種概念（所指）由歷史改變，每一次變動都改變著文化的概念地圖（conceptual map），在不同的歷史時刻，引導各種文化用不同的方式區別和思考世界，遂成「概念地圖」的轉變。「概念」乃是人們認識事物的基本單位，反映事物的抽象化思維，把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質加以概括。概念作為社會經驗與世界認知的智性範疇，構造了生活世界，是社會意義的載體，承載了經驗事實與價值意義的關聯性。藉著經驗事實與價值關聯的沉積、附著，也漸而形構出理念型概念（ideal-typical concepts），並進而積澱、呈顯為一種意識形態化的觀念系統，支配著社會制度，指導著文化行動。概念的變化和擴大，反映了對世界的知識和認識的轉變與拓展。就近現代中國的處境而言，如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指出：中國人自十九世紀初與西方接觸後發現置身於嶄新的世界，不同於與「天朝」或「華夏中國」的新天地，在認知上需要新世界觀――對新世界的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以在新世界中作文化自我的定位。

 

概念或觀念史研究在西方學術界雖有派別差異，大致上通過語彙內涵和含義層次的探討，揭示各種概念的生成變化。就近現代中國學術研究而言，學者陸續開拓不同面向的討論，頗能勾勒新名詞、關鍵詞、新概念的作用，如金觀濤與劉青峰指出「觀念作為意識型態的組成要素，比意識型態更基本」，因而「釐清觀念的起源，才能理解意識型態的形成和演變」。兩人根據「中國近現代思想研究數據庫（1830-1930）」，具體而微地考察「權利」、「個人」、「公理」、「民主」、「社會」、「科學」、「經濟」、「革命」等觀念的挪用、演變與定型過程，揭開「破碎的萬花筒：中國當代思想之謎」。黃興濤提出「新名詞」與「新概念」對於中國「思想現代性」的推動作用：「西方現代化過程中那種重視邏輯實證的思維方式，那種科學、民主、人權、文明、社會和民族國家的現代性觀念價值，那種進化論的思想主張和現代社會科學知識的重要性，才開始得到一種帶有整體性和連動性的認知，獲得了某種程度的社會性傳播和綜合性實踐」。無論是「概念地圖」或是「認知地圖」的轉變，都能反映彼時競相湧起的概念思潮。當代學者或是揭開「破碎的萬花筒：中國當代思想之謎」，或是思索其對中國「思想現代性」的推動之功。

 

 

論者每每援引歷史、地理、教育、政治等材料，卻忽略作為時代結構一環的小說材料。事實上，每一時代都標誌著使「話語」成為可能的知識框架，當新概念作為帶有整個社會集團的政治、科學、哲學、文學等有機知識的「知識型」進入晚清脈絡時，小說材料必然也捲入或參與其中。晚清小說匯集不同脈絡的複雜話語，反映概念思潮的互撞、融合、交錯，交織出紛然複雜的文學樣態，恰可見社會多維結構所重構的觀念思維對於文學與文本空間的銘刻。

 

本書的研究範疇主要介於1902至1911年的「新小說」，乃是各文類革命競相發聲的時刻。1900年，梁啟超〈汗漫錄〉提倡「詩界革命」與「文界革命」，前者鼓吹詩歌「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後者呼籲文章內容輸入「歐西文思」，文筆「流暢銳達」。1902年，梁啟超〈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又提出「小說界革命」，指出小說具有「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議之力」，具有四種基本感化力量――「熏」、「浸」、「刺」、「提」，強調「新小說」乃是「新民／新國／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風俗／新學藝／新人心／新人格」之前提。曾被視為「街談巷語」的小說文體，變為文人志士抒發抱負、維新救國的工具。

 

雖然，學界對晚清新小說的起點持有不同觀點，但是差異不大，大多彰顯「變革求新」的視野。「新小說」之「新」兼具兩種詞性：一屬「改革」的動詞概念；一屬相對「舊小說」的名詞概念。就小說功能而言，「新小說」文體預設龐大的期待視野，從社會政治改革、移風易俗到經國濟世等，最終目標是建立新國家。時人刻意凸顯「新舊」對比：「舊小說，文學的也；新小說，以文學的而兼科學的。舊小說，常理的也；新小說，以常理的而兼哲理的」，又參照域外經驗：「歐美小說多係公卿碩儒，察天下之大勢，洞人類之賾理，潛推往古，豫揣將來」、「西哲有恆言曰：小說者，實學術進步之導火線也，社會文明之發光線也，個人衛生之新空氣也，國家發達之大基礎也」。凡此種種，皆可見新小說並非被動「回應」時代思潮，卻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介入時代進程，傳播新知。各小說刊物懷著參與國家改造的熱誠，如《月月小說》發刊詞強調「此本之出，或亦開通智識之一，進而助國民於立憲資格乎」、《繡像小說》創刊號強調「醒齊民之耳目，或對人群之積弊而下砭，或為國家之危險而立鑑」。

 

雖然，作為「新小說」對立面的「舊小說」常被比附為「說部之毒」，寄寓著「汰舊換新」的「進化」思維，可是卻無法遮掩其自身內蘊的文學傳統。陳平原已指出：「當他們聲稱反叛傳統時，分明拖著一條長長的傳統的尾巴；當他們表示皈依傳統時，分明又現出西方的影響。正是這介於古今與中外之間的特殊處境，決定了這一代作家的創作視野和審美情調。」文學傳統雖具有或隱或顯的規範力，並非一成不變，反而具有調控與修正的功能，以美國學者希爾斯（Edward Shils）之語便是「傳統的延傳變體鏈」（chain of transmitted variants of a tradition）。在中西座標衍生的複雜作用力下，作者一旦召喚文學傳統，必因異文化的介入而出現一番拉鋸。各種固有或新起的概念在文學傳統、異文化的拉扯下，折射西學新知、救亡圖存、革命論述、文化傳統等。以此而觀，西潮東漸與文學傳統並非二分，卻在敘事的衍生轉化中磨合頡頏、滲透交融，進而確立起特定的文學意義與時代精神。

 

就研究方法而言，小說敘事有其虛實交錯的想像，無法直接以歷史或思想界的視角切入，而得重新調整思考：「概念」如何作為一喻體進入語象符碼與敘事結構，進而產生衍生連接、裂變轉化？本書從「文學視角」切入，觀察小說敘事如何接受／置換／剪裁／虛構特定的概念，透過敘事、人物、對白、場景、意象等元素，呈現生動鮮明的概念衍繹？本書有意從小說文體特有的質素，探討各作者如何透過敘事元素如文字排列、意象經營、人物形象、情節塑造等展演概念，接而辨析箇中可能隱含的範式轉變。本文並非觀念史研究般就語詞形態為中心或據若干新名詞相應的觀念群，探討其使用頻度與意義變化，卻是根基於文學研究的視角，探討概念在小說敘事中的展現，以及其對於小說敘事的衝擊。

 

 

本書聚焦於「世界」、「烏托邦」、「身體」、「國民」、「冒險」、「忠義」等視角，乃是切合彼時之改革訴求的新興議題。各概念看似各自獨立卻又相互呼應，小至個人魂魄，大至宇宙世界，實屬不同層次的「疆界空間」，寄寓著澎湃洶湧的時代思潮，或反思中國現有的桎梏困蹇，或想像未來重振雄風的景象。沓至紛來的時代亂象促使晚清作者發出焦慮、憂傷、憤怒之聲，卻也激勵高亢激昂的救贖之音。從肉身形體、魂魄精神到國家世界的思考，尤可呼應「新小說」文體的功能期許，展現多位一體的視野：文體／身體／國體，隱藏著一振衰起敝的「理想」視域，反映家國興亡的焦慮與社會改革的期許。

 

「身體」作為「存活的有機體」（living organism）， 也是「文化產物」（cultural product），在各文化和歷史階段中呈現不同的概念。近代中國「身體」被置入由族到國或由國到族的認同與主權建構過程，國力建構依賴的是「身體」的存在與其強弱特質，於是開啟各種操控身體的機制。小說渲染各種身體意象，使得「身體」成為無盡延展的空間，折射羸弱、衰敗、阻礙、陰暗、死亡、落後的印象，反映四分五裂、分崩離析、積弱不振的國體。「國民」與「奴隸」屢屢成為一組對比的概念，在衰頹的時局中，「國民」被塑想成救國救民的「工具」，處處針砭中國民眾的「奴隸」根性，使得眾多論者鼓吹「國民」義務與權利，將中國傳統體制下的「奴隸」轉換成西方概念下的「國民」，如同沈松僑所稱：「『國民』概念最突出的特質，卻是將所包攝的個人尊嚴、平等與權力等西方（特別是英、美）自由民主政治體制所賴以存立的諸項核心價值。」「國民」可視為一套「模範」框架，注入自由、自主、權力、義務、文明等價值。

 

晚清作者將各種看似生理存在的「身體」引入近代崛起的「國體」規訓，從形體、魂魄、筋脈到器官等都可編成「國體」指涉，或凸顯國家遭遇或反映治療期許，共構成「身體／國體」的新視角。1902年，梁啟超倡導屬「公德」之一的「冒險」精神：「歐洲民族所以優強於中國者，原因非一，而其富於進取冒險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梁啟超的登高一呼，迭有迴響，提倡可以「振冒險之精神，勖爭存之道力」的著作，鼓盪冒險進取、勤奮樂觀、愛國憂族等「救亡圖存」的特質。除倡導西方的冒險精神外，時人亦重新反思中國的傳統倫理，替「忠義」觀注入後起的民主、民權、軍國民、無政府主義、俠義、烏托邦、公理等思潮，重啟「中心」與「邊陲」的秩序。傳統以「朝廷」作為「定位空間」的認同方式遭到挑戰或解構，晚清作者重新繪製「忠義」觀念，在「忠義堂」的空間布局上拓展立憲堂、選舉廳、獨立廳等，反映晚清政治與文化認同的變動軌跡。

 

文藝作者處於一個已非天圓地方的時局，必然對時勢有所回應。早於十九世紀七○年代，文藝刊物如《瀛寰瑣紀》、《四溟瑣紀》、《寰宇瑣紀》便出現有別於傳統「天下觀」的「瀛寰」、「四溟」、「寰宇」等命名方式。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各作者更進一步開啟「世界」櫥窗，介紹各國史地、國際政治、瀛寰人物、西方思潮、海外文藝等，不同程度地鬆動、衝擊、轉變文學傳統的「天下」觀。在新世界觀的傳播中，由英國摩爾（Thomas More）創建的「烏托邦」（Utopia）概念先後被來華傳教士、中國知識分子翻譯，經由中西概念的交錯／混淆／重疊，成為具有反思中國的理想圖像，進而衝擊小說敘事的範式。從地球到月球、從村到城、從新中國到新未來、從鄉鎮到世界、從島嶼到山峰，都出現殊異於傳統仙鄉桃源的理想境地，構築豎立於「世界五大洲」之中心的「新中國」。從「身體／國體」、「烏托邦」、「世界」等，或自傳統概念上翻陳出新，或吸取西方術語展現新貌，無不反映「概念地圖」的轉向，乃是晚清小說研究的新視角。愈是知識遽變的時刻，愈能牽動歷史鏈上的文化信碼，使得原本穩定的所指與能指鬆動、斷裂、重組，勾勒知識圖譜的轉型，展現時人的政治批判與社會期許。從「身體」到「世界」等不同的疆界空間，均寄寓社會家國議題。作為時代結構一環的晚清小說，必然也反映概念地圖的轉變，透過小說敘事、人物形象、時空布局等觀察，可見到概念進入語象符碼的衍繹，經由接受、闡釋和再創造，銘刻各種涉及政治、科學、文化、歷史、教育與社會的內涵，反映晚清概念、文學乃至文化之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