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歷史

【書評】政權更迭,政策依舊:評松岡格《「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地方化》

 上稿時間:2018/7/26   
撰稿人: 翁稷安  資料來源: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人社東華》   編撰:翁稷安
【書評】政權更迭,政策依舊:評松岡格《「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地方化》

本月的新書特推薦中,我們推薦了臺大出版中心在今年三月出版的《「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地方化》一書,希望能勾起讀者對這本優秀政府出版品的興趣。而在本月的書評專欄,我們另外以臺大數位人文中心的翁稷安老師所撰寫的深度書評,期望透過專家學者的角度來評論本書。本文回顧了松岡格教授這本書中的架構,同時也爬梳了他如何探討國民政府遷台後,對「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政策的演變。

文/翁稷安(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日本獨協大學言語文化學科松岡格教授所著《「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地方化》一書,近日中譯出版,日文原著《台湾原住民社会の地方化―マイノリティの20世紀》於2012年問世,由松岡教授的博士論文修改而成。中、日書名略有不同,無涉好壞高下,各自展示了全書主旨的不同面向。本書的核心自然是對「地方化」政策的討論,以及中央政府在推動「地方化」過程中,對臺灣原住民族社會所帶來的破壞,進而激起了反省的力量,導致「地方化」政策的終結。因此,在中日書名中都有出現「地方化」,日文版在副標上強調minority(マイノリティ),讓日本讀者了解臺灣原住民族研究,不只是一時一地之個案,而是在社會屬於少數的群族都會面臨的挑戰,具有的普世意義。

  中文版的書名,則在副標直接地使用「臺灣原住民族」,強調對臺灣原住民族「集體」的重視,並以「『蕃地』統治」和「『山地』行政」為主要標題,點出書中另一關鍵主旨,即日本殖民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在原住民族治理政策上的一脈相承。無論是臺灣原住民族的集體概念,或是二戰前後不同政權在政策的延續,此兩者對一般臺灣讀者而言,較為陌生,尤其中文版書中一律使用「臺灣原住民族」一詞是和日文版最大的差別。看似只有一字之差,卻蘊有深義,從全書的論旨來看,本書所要闡釋的,即是由日本時期「蕃」到國府時期的「原住民」,再到原民運動覺醒後的「原住民族」。此外,即便在法令層面,臺灣已一律通用「原住民族」,但該詞彙所具有的整體視角和集體權利,仍未得到充分的闡釋,因此原住民族所提出的自治呼聲,諸如傳統領域的訴求,處處受到打壓。原因之一,在於國家權力長期試圖抺去這樣的視角和權利,替之以「國民」的齊頭治理,這過程正是本書所欲研究和批判的對象。

  因此書名的調整,顯示了本書中譯本製作時,在翻譯和出版上針對中日不同讀者的用心,讓人可以立即掌握全書要旨,即由原住民族集體的處境出發,指出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同政權在統治上的共同趨向,即使政權更替,在山地治理上皆已「地方化」為目標,一脈相貫,不只是權力層面的剝奪,也侵害了原住民族既有的社會文化。如本書各章所推演的,「地方化」是一套以現代化為目標,國家所主導的「單純化」運動,除了在行政上建立由上而下完整的科層結構外,國家治下的不同族群在過程中日漸趨同,抺去差異,打造新的認同,使國家成為牢不可破的「想像的共同體」,所有人民都成為標準的「國民」。因應這層需要,國家逐步推行以「進步」為名的教育或改造,在大我「民族國家」神話成立的同時,少數者的權益或文化遭到無情的犠牲和破壞。「傳統領域」的爭議,正是「地方化」或「單純化」成功推動的證明,由多數、坐享優勢的所謂「國民」視角,忽視原住民族的集體權益和歷史打壓。

  換句話說,在本書那嚴肅、冷靜,甚或有些「面無表情」的學術文字背後,潛藏對當下臺灣原住民族權益的懇切呼籲,是從第三者的角度,對臺灣族群問題的詳實觀察。和現實樣態的貼近,也反映了作者所受的學術養成,以人類學的訓練,長期在屏東魯凱族部落進行田野調查;並以歷史學的敏感度,於日、中不同的官方文件中進行爬梳,使得本研究能兼具歷史的縱深和當下的訴求。

  全書可以分成三個部分,分別是序章的理論回顧和分析,第一部分對日本統治下「蕃地」政策的討論,可視作現代化國家對臺灣山地支配理念的形成期;第二部分討論中華民國政府所推動「山地」行政,勾勒不同外來政權在政策的連續性,如是統治理念的銜接是不分政治立場,是「日人」或「漢人」政治家對原住民族集體的治理偏見,然而這樣齊頭式「地方化」的推動,也帶來強大的反作用力,促使「地方化」政策的宣告失敗。

  在序章的理論辨析中,開宗明義揭示本書的提問,是以危機開始,是原住民族社會所面臨的多重危機,分別是「經濟性內部殖民主義」、「社會自律性的喪失」、「文化自律性生產與再生產的破壞」,不論經濟運作、社會體制和文化秩序,皆面臨了徹底的破壞,這也是1980年代一系列「臺灣原住民族運動」背後最直接也最迫切的理由。本書試圖回答這複合性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由日本至中華民國政府原住民族政策所帶來的後果。作者引用了斯科特(James Scott)在《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一書中所提出的「國家單純化」或「國家性簡約」,來說明無論日人或漢人政府,皆以現代國家的統治需求為出發,將原住民族社會收編為「地方」,建立「以中央政府為頂點的階級性序列關係而構成的政府行政體系」,打造「國民」,打造現代「民族國家」。國家權力強勢將原住民族社會「地方化」,旨在推動高度現代主義式的「單純化」,當原住民族處於少數和弱勢的情形下,這樣「地方化」/「單純化」的大力推動,無論主事者動機或立意是否良善,對原住民族內部都將帶來毀滅性的影響,摧毀原住民族的集體意識。日本政府「蕃地」政策,就是這樣一元式政策的起點,希望透過漸進的步驟,將部落整合成與平地相同的行政單位「庄」。最後因各種主客觀因素並未徹底施行,至中華民國政府才被有效貫徹,替之以「鄉」,完成外部秩序的強制介入。但這樣強力「地方化」的過程,也產生了強大的反作用力,漸進的改造和部落的危機,讓原住民族集體意識逐漸聚合,最終導致政策本身的瓦解。這種「地方化」政策自我毀滅的種子,也成為本書對斯科特理論的修改和回應。

  第一部分「追求地方化的『蕃地』統治:從啟動到形式完成前」,聚焦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將原住民族納入帝國臣民的規劃和過程。首先是以軍事為後盾進入山地,對作為「自律性共同體」的原住民族部落加以掃蕩,開始「五年計畫理蕃事業」。日方在取得勝利後,以警察為單位建立對「蕃地」特殊治理,最初雖區分為「蕃地」和「平地」的區隔,只是暫時的過渡措施,建立「一元式統治、行政」是最終目標。現代國家排他性統治的性格,企圖將國界內各式歧異一律「單純化」的努力,將原住民族社會捲入了「領域收編」和「居民整合」的漩渦中。警察如果扮演著監視的角色,那麼「村」就是替代「部落」的行政秩序,「頭目章」的授與則是國家權力以認可的形式,替代部落的權力結構,至於部落的遷移和整併,更是直接瓦解部落原本的生態。作者將上述政策歸結為「以國民形塑為基礎的地方化與原住民社會的可視化」,建立綱舉目張的金字塔階構,對原住民族進行國民式的人身管理。這樣的統治「願景」,不只是政治的,同時也涉及經濟和文化面向,稻作普及的推廣即為一例。作者比較了平地和山地的稻作推廣,說明在蕃地施行稻米耕種具有高度文化改造的企圖,不只是為了產銷需要,也非單純的以「定耕」取代「火耕」耕種型能,而是更進一步的以「稻米文化」取代原住民族社會的「小米文化」。作者此處使用了「塗白」、「塗抺」等詞彙,生動形容統治者要抺去、打壓原住民族文化的嘗試。這一系列地方化的推動,雖因霧社事件一度受挫,後因戰爭的爆發未臻全功,但已確立了現代國家對於原住民族統治的藍圖和程序。

  戰後國民黨政府承繼了日本統治,此即第二部分討論的主軸,直接將「蕃地」轉化為「山地」,並試圖以「鄉」替代原本的部落,和日方最大的不同,在於未發生武裝的對抗,可說是在日方立下的規模中繼續發展。從總督府到國民政府,如同作者的譬喻:「廚師雖有更換,卻以同樣的食材和烹調方式做出同樣的菜餚。現代國家使用的材料是以部落為單位的原住民族社會,做出來的成品就是國家內部地方組織的下層部分。」尤其甚者,在日人既有基礎和沒有戰爭干擾的情況下,以孫文遺教中的「地方自治」、中華民國憲法為法源基礎,以「扶助山地同胞為名」,原住民族社會經歷了徹底改造。在具體作為上,亦採取階段的規劃,以「山地」行政作為過渡措施,最終希望能達成完全統一的行政、統治。在作者的列舉中,可以明確見到日、中雙方政策上的相似,比如鄉長選舉在精神上,延續了頭目章的認定;山地鄉雖然作為自治組織,所具有的自主性十分有限,亦如同日本時期,與其說是自治單位更近似管理、監督單位;山地鄉的職員也多由平地人出任,也架空了和部落淵源較深的民選鄉長,這些山地鄉的公務人員也肩負起「教化」的責任,在第一線推動「生活改善運動」,部落自律性受到完全的壓抑。地方如此,中央亦然,雖然已有原住民族民意代表,能發揮的作用和影響有限,中央行政或民意機關,無論政治立場為何,對山地治理的意向一致反映了漢人的視角,無法體會原住民族所面對的挑戰,雙方對於「民族」的概念明顯歧異。地方化所造成複合的破壞,激起原住民族菁英的不滿,由危機帶來刺激和串連,原住民族運動風起雲湧,漸漸凝聚出共識,由1988年「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到1994、1997年兩次憲法增修時,加入「原住民族」一詞,並主張國家應該肯定多元文化,積極保護原住民族的語言或文化,地方化的成功產生了巨大的反作用力,帶來了政策的終結。

  本書由大日本帝國殖民統治至1970年代為斷限,跳脫政權轉換的陳規框架,對臺灣原住民族的處境進行近百年的貫通觀察,從普世價值的角度,如作者於結論所言,日、中兩個現代國家對臺灣原住民族的施政規劃及最後的成敗,可以替現代主義單純化的推動,提供不同的思考點。臺灣原住民族所遭遇的打擊和反饋,也是全球原住民族在現代國家體制下所面臨的挑戰。就臺灣原住民族的研究而論,長時段、集體出發的思索,呼喊著研究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的新範式,不論是歷史的回顧或現狀的分析,打通時間縱向和群族橫向的隔閡,由更開闊的視野,或許更能直指問題的本原和核心,作者於書末提示了數個值得繼續深探的課題,代表著新的研究視野或範式所能激盪出的新可能。然而,本書最核心的要旨還是針對當下的現實,如前文所述,本書是以臺灣原住民族所面臨的危機為起點,不可否認,多層次的複合性危機依舊存在於當下原住民族社會,在法理的層次上地方化政策或許終結,但「單純化」的幽靈仍然行走於臺灣的山林,化明為暗,不斷的自我複製和擴張,也因此書中所論的雖是臺灣原住民族的過去,卻無一不指涉著當下和未來。若說有什麼是轉型期正義要處理的首務,原住民族所受到的種種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抺滅,才是必須立即面對、予以解決的「百年追求」。

  在中央法規的字詞之間,認同了對多元文化的尊重,但在一般人心中受限於現代主義式幻夢的餘毒,今日仍有許多人對「臺灣原住民族」一詞不甚聽聞,更遑論對內容的理解。對大多數人而言,那似乎是屬於少數他者的事務,也因此臺灣原住民族對傳統領域的爭取,已在凱道進行超過十數個月,至今仍未獲得基本的回應。確實,本書描繪的種種困境,受難主體是臺灣原住民族,但現代國家的單純化理念,是針對所有族群甚或每個個人而發的規訓,本書最深層所揭示,或許還是那句已然成為時代寫照的老話:沒有人是局外人!

本文及圖片經「出版單位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人社東華」授權同意轉載。
 
 
翁稷安
嘉義義竹人,生長於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現為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博士論文以1920至19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對三民主義的推動,討論國家權力在思想、文化層面的運作。未來除希望能在原本領域持續深耕外,更期盼能進一步將研究觸角延伸至戰後臺灣,從大眾史學的角度出發,和現實產生更直接的連結,開展更多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