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包含黨國體制下的法律體系、社會控制、軍事審判、刑罰執行空間的演變、白色恐怖史蹟點、臺灣省工委會、「外省」軍人的白色恐怖、原住民族案件、馬祖的白色恐怖、臺灣獨立運動、民主化運動等主題。
文／楊劭楷
◎緒論◎
智利作家羅貝托・波拉尼奧（Roberto Bolaño, 1953-2003），在小說《護身符》（Amuleto, 1999）中，書寫墨西哥1968年的特拉特洛爾科事件（Tlatelolco massacre）。在這場政府軍警對抗爭民眾的鎮壓中，軍警除了壓制民眾聚集的廣場造成死傷外，更攻擊抗爭學生所在的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校門，並占領校園，甚至驅逐、任意毆打與逮捕學生。
波拉尼奧以詩人奧克西里奧（Auxilio Lacouture）的視角，描寫了軍警占領校園的那刻：「於是，我登上廁所裡唯一的窗台，朝外望去，我看見有個大兵向遠方走去。我看見一輛坦克的輪廓或者黑影……我明白我自己應該做什麼。我知道。我知道應該反抗，於是，我在女廁的磁磚地上坐下，利用最後一點亮光再閱讀幾首佩德羅的詩歌。隨後，合上詩集，閉上眼睛對自己說：奧克西里奧，你這個烏拉圭女公民，拉美人、詩人，反抗吧。」
但人們應如何反抗？後之來者自然已無從改變過去，但從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當人們越理解過去的真相，越能確保未來不再發生。從此角度，我認為波拉尼奧筆下的詩人，不斷傳述她所見證的歷史現場，並讓事件真相對大眾彰顯的行為，便是一種跨越時空的反抗。
把視線移回臺灣，這種跨越時空的反抗，與《永遠不再：臺灣威權體制下的壓迫與抵抗》（下稱《永遠不再》）一書的內容正好相互呼應。《永遠不再》所呈現的過往臺灣白色恐怖及威權制度、如何對人民進行監控的「壓迫史」；以及從歷史脈絡中，理解人們如何反抗體制、如何看待自身行動的「抵抗史」，都能看成是擁有後見之明的我們，從時間與空間定位威權體制，並理解過去、面向未來的「反抗」。
◎壓迫與反抗：讓歷史被看見◎
《永遠不再》一書，是配合「白色恐怖歷史現場——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主題展」的出版書籍，目的是提供觀展者，關於白色恐怖及威權體制歷史更多脈絡性的知識，本書由不同專業作者的書寫所組成，藉由不同的視角，審視白色恐怖記憶及人權侵害的歷史，並以兩條軸線組成：壓迫與反抗。
第一部分是「壓迫」，意在呈現威權政府體制性運作的面貌。讀者除了可以從本書得到對黨國體制（法律體制和社會控制）還有軍事審判對人權侵害的制度性理解外，也應會對臺灣現存的不義遺址，如馬場町、安康接待室等「空間」更有所感。對於這類刑罰執行、刑求逼供等白色恐怖遺跡，人們除了客觀地理解發生什麼事、如何發生外，更能主觀地「想像」自己身歷其境，並深掘歷史現場所隱藏的不安和痛苦。從制度、時間與空間來理解威權體制下的壓迫，本書提供了威權政府運作體制之基本框架。
第二部分則是「抵抗」，即提供讀者更多關於反抗體制而受難、追求自由的歷史脈絡。如外省軍人、50年代的左翼運動、金馬地區的受難與抵抗者、追求自由民主的運動事件等等。
與其他既有討論白色恐怖書籍較不同的是，本書特別重視較少出現於公眾視野的族群。這些在臺灣的白色恐怖書寫中較為「缺席」的他者，他們所經歷的白色恐怖歷史之所以特別需要關注，是因為透過揭示異質、多元的受難經驗，更可以呈現既往許多關於白色恐怖的二元（如外省與本省）對立討論，仍然只是針對歷史較扁平的理解。而真正的壓迫與白色恐怖歷史，反映的是真實而複雜的人性：人如何被制度給重製、壓碎、甚至成為幫兇。
正如曾任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的陳俊宏教授於本書推薦序所說：「當年威權統治對人權的侵害，是不分族群、性別與統獨意識形態……透過公開說故事的過程，不僅傳達受難者的創傷經驗，更意味著這些在過去獨裁政權要求噤聲與失語的人，如今藉由官方認可的過程，他們個人的主觀經驗獲得正式承認而有正當性。」透過見證與再現（如本書、前人所做出的貢獻），對讀者而言，能夠認識白色恐怖更全面的圖像；對受難者而言，則可以重新建構自我意義以及他們與國家的關係。
《永遠不再》透過提供讀者「壓迫史」與「抵抗史」的脈絡，為臺灣過去（獨裁政權）和未來（民主）提供一座連結的橋梁（轉型正義），藉由更多真相來刻畫民主的前景。
本文自然無法全盤提供各篇作者們的精彩討論，僅將閱讀的樂趣留給讀者。在剩餘的篇幅中，僅提出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的思想，提出「真相」對於反抗的重要性。
◎極權主義的恐怖：捍衛思考與真相◎
漢娜‧鄂蘭認為，在納粹這樣的極權主義出現前，人類歷史上的暴政只能藉由把人孤立來摧毀其參與的政治行動，但暴政並無法澈底隔絕人與人間的所有連結，也無法觸及個人內心思考的「私人空間」；而極權主義相反，它藉由強制灌輸意識形態，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基本關係、人與現實的基本連結。從這角度來看，極權主義的恐怖統治在於──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並不會為個人思考、私人空間留下任何可能，而是讓人體會到「立基於完全不屬於這個世界的經驗」之失根感，而這是人類先前並沒有體會過（也無法想像）的「絕望經驗」。
對鄂蘭而言，極權主義的恐怖手段並不只用於統治，更用於謊言、意識形態的經營；在極權主義之下，真相被扭曲、謊言成為常態，人們無從表達和辯論真實，這樣的意識形態摧毀了「個人思考的空間」，而當人們停止（或無法）思考時，自然便無法反抗，又或者無法察覺體制的不正義。
如此一來，真相就有其對個人、對集體的重要性。在威權體制、不義政權的運作當下，「真相」是對個人而言，保留思考可能、察覺不義的武器，並讓人不致完全失根；而在事件過後，真相能讓人明瞭，時過不一定境遷，對歷史的粉飾太平並不是對壓迫進行反抗，而是對壓迫視而不見，僅有當人們對歷史真相真正充分了解並指認不義後，才能真正地得到後見之「明」：照亮歷史不為人知的一面。藉由這樣的指認，才能進一步確保，這類的事件「永遠不再」。
◎結語◎
回到本文開頭的《護身符》一書，詩人奧克西里奧在目睹軍警進入校園、驅逐學生後，成為校園裡唯一的「人」，在這樣的隔絕中，她仍嘗試著思考（如鄂蘭所說的）。波拉尼奧如此書寫：「接著，我開始思考自己的過去，就像現在思考過去那樣，接著，回溯從前的日子，那稜形體在追憶的空間裡絕望地破碎了，那些破碎的映像從湖底浮上水面，那個無論陽光或是月光都照耀不到的可憐湖底。」
本文認為，這正是作家對真相、對抵抗的隱喻：無論是多麽陰暗、陽光或月光都照耀不到的白色恐怖湖底，即便是如此破碎的真相，仍然能夠讓人保留一絲光明。
相關書籍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