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出版，收錄當年臺中師範學校（今臺中教育大學）的校長、老師與學生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故事，其中五篇訪問文稿與十一篇專文述說。長期從事臺灣教育史研究的蔡元隆老師，有多年校史編纂的豐富經驗，就讓蔡老師從史料爬梳、口述訪談的角度，為讀者介紹這本《暴風雨下的中師：臺中師範學校師生政治受難紀實》。
文／蔡元隆（蔡献其教育基金會助理研究員、國立中正大學尖端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二二八事變」與「白色恐怖」在早期常被誤認為是兩個獨立的事件，其實「白色恐怖」是「二二八事變」的監控與壓迫的接續事件，並非僅為一個點狀事件的爆發，而是行為規訓與思想掌控年代的延續，更是讓社會充滿肅殺之氣的悲歌，而這令人恐懼的旋律演奏了近50年，許多優秀的臺灣囝仔就在這壓迫而備感窒息的魅影下被貼上標籤或迫害，輕則遭受牢獄之災或管訓，重則人間蒸發。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後，一方面為了積極籌備反攻大陸，一方面又為了維持臺灣島內秩序的控制，透過一黨訓政的威權體制，刻意塑造時勢造英雄的強人政治來合理化臺灣威權統治的情勢，並以國家安全為由，陸續實施戒嚴、動員戡亂等諸多侵害人權的法令與政策。
△《暴風雨下的中師》—2018「臺中地區人權檔案口述訪談暨出版計畫──白色恐怖時期」專書前導短片
（影片來源：台中市新文化協會）
本書內文主軸大致分為「口述訪談」、「人物故事」及「特別收錄」等三類書寫。
「口述訪談」的部分，訪談了鄭慶龍、廖德華、湯德生、邱致明及紀萬生等五人，從他們的訪談內容中窺探「二二八事變」與「白色恐怖」在其過去的生命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影響；這段期間臺中師範學校的不寧靜，甚至延續到他們服務的國小，更可怕的是後續特務或情治人員對他們造成的精神壓迫，甚至讓他們丟了工作或流亡國外。鄭慶龍等五個人都曾接受過日本教育，後來考進臺中師範學校，如同本書主編陳彥斌在第9頁提及：「優秀、聰明的孩子，總較喜歡增廣見聞，在那左派思想席捲全球的時代中，中師多學生捲進浪潮裡，當起『進步青年』。而相較臺中另一明星學校臺中一中，又因一中學生必須準備大學考試，未如中師學生畢業後即分發教書，沒有升學壓力，閱讀『課外讀物』的風氣也就相對興盛」[1]。由於接觸到更多民主思潮或左派的課外書籍後知識啟蒙，讓師範生在經歷了殖民的親身體驗後，不禁質疑國民政府的目的是要「再次殖民」？還是帶領臺灣人回歸祖國的懷抱？
筆者認為，除了上述國民政府對他們思想清算的原因外，遙想日治時期只要是師範學校畢業的學生，畢業後即會授予判任官的文官職，社會地位在日治時期並不低，相較國民政府來臺後需借助中小學教師進行黨國思想教化，但卻又吝惜給予中小學教師等值的社會地位，甚至發不出他們的薪水，這叫這些師範學校畢業的知識分子作何感想呢？或許從頭到尾他們只是被利用作為教化黨國教育的工具，未曾被尊重過。而這五位師範畢業生也不乏對當時黨國教育的批判，其中紀萬生口述中列舉了眾多事件，說明了他批判黨國教育的原委。批判教育學者Paulo Freire指出：「要超越壓迫情境，首先，人們必須要批判地認知到此種情境的緣由，因而透過轉化行動，他們可以開創一個新情境，亦即使充滿人性的追求成為可能。」[2]或許Paulo Freire這段名言就是紀萬生最好的寫照與信念。
△《暴風雨下的中師：臺中師範學校師生政治受難紀實》書影（資料來源：台中市新文化協會）
再者，「人物故事」的部分，包括：洪炎秋、張深切、楊逸舟、呂赫若、吳振武、呂煥章、吳江梅、林如松、曹開、高菊花、郭萬福、郭錕銘、張如松、廖義溪、王阿繁、黃春成及包含廖義溪等十名原住民校友的學經歷作簡要概述，並介紹他們知識啟迪的歷程；接著以當時臺中師範學校第二任校長洪炎秋為主軸，用放射性的模式，深入淺出的介紹張深切等人與臺中師範學校的淵源，及他們如何在「白色恐怖」的校園中遭受政治迫害或被密告陷害，而終身被貼標籤。此外，透過當事人口述或史料考據與整理後，寫下了他們當中部分被迫列為黑名單，終身流亡異鄉、被情治人員不斷騷擾的種種，或鬱鬱寡歡猶如風中殘燭的後半生故事。最後，「特別收錄」部分，劉克襄以第一人稱的方式，透過父親劉萬壽的遺物回憶了父親的種種過往，及他亦師亦友的患難之交──蔡鐵城，對兩個人在「白色恐怖」的迫害下依然保有赤子之心而感到驕傲。
這些人的故事或許是一段段私人的家族史，但是當他們的關聯性與臺中師範學校連結時，臺中師範學校的生命史又重新被賦予新生，被增列在臺灣教育史的記載中，透過多位當事人的口述或史料考據與整理，有關臺中師範學校在「二二八事變」與「白色恐怖」的這層歷史謎團也逐漸撥雲見日。隨著政府推動轉型正義、冤獄平反的趨勢，讓國人看到「二二八事變」與「白色恐怖」更多元且不為人知的真相，更可讓現今的人民反思自我對社會議題的參與度，了解這得來不易的民主是眾多知識分子用青春或生命換來的。
△《暴風雨下的中師：臺中師範學校師生政治受難紀實》書影（資料來源：台中市新文化協會）
歷史解讀本就不該以管窺天，而應以更多元的角度去闡釋解讀。作為一本普世的口述歷史叢書，筆者或許苛求太多、吹毛求疵，但對於歷史的客觀性仍然要有所分寸，作者認為書中尚有一些小錯誤的論述需要確認或澄清。如第182頁提及：「師範學校的學制隨時間的推移有所更改，……終戰前又延長為八年，可得到中學教員的資格，也具有大學本科的入學考試資格。」這句論述可能有疑義，通常師範學校畢業後即可擔任公學校之正式教師，惟若要擔任中等學校以上教師則必須再進到「高等師範學校」就讀才有機會進到中等學校任教，例如張耀堂（1895-1982），1914年3月自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畢業，但他的志向不僅止於擔任公學校教師，遂再赴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就讀。大正10（1921）年3月，張耀堂自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文科畢業，取得中等教育之任教資格，隨即返臺，4月任臺北州州立臺北工業學校教諭，接著大正15年（1926）9月，返回母校臺北師範學校任教，主授日語、漢文、臺語，兼教習字。[3]再者，同頁又提及：「從這個角度來看，臺中師範學校和臺北高校的位階是相同的。」[4]依據大正11（1922）年發布的《新臺灣教育令》，公、小學校（約12歲）畢業後經考試得入中等學校、師範學校、實業學校或臺北高等學校尋常科就讀，而若要升學臺北高等學校，則可透過臺北高等學校尋常科直升或中等學校畢業後考試，甚至師範學校畢業也可參加考試，但是這類的例子很少。通常師範學校畢業後就會派任教職，或是直接往日本內地留學，鮮少留在國內繼續就讀臺北高等學校。而上述論述提到臺中師範學校和臺北高等學校位階一樣，實質上有很大的疑義。
最大的差異是兩者的學制等級落差大，一個是高校系統，一個是專科系統。臺北高等學校畢業後直接可以直升日本境內各帝國大學（包括臺北帝國大學），除非是熱門的京都帝大、東京帝大法學科等，尚需要透過考試篩選，畢竟是菁英中的菁英。師範學校畢業後只有專科學歷，無法直升各大學，需要透過考試才能入大學就讀。或許從年齡角度解釋可以理解為何此段文章的作者，在第182頁中認為兩者是同位階的迷思。因師範學校就讀年齡約在12-19歲，而臺北高等學校尋常科就讀年齡約在12-16歲，臺北高等學校高等科就讀年齡約在17-19歲。或許他是想要強調師範學校畢業與臺北高等學校畢業的學生都已經是擁有我國現今《刑法》上19歲完全責任能力的成年人，可以成熟思考，可以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註釋】
[1] 陳彥斌，《暴風雨下的中師：臺中師範學校師生政治受難紀實》，（臺中：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018年12月），頁9。
[2] Paulo Freir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Y:Continuum, 1990),p.29.
[3] 轉引自葉碧苓，〈日治時期中等學校教師檢定考試之研究〉，《國史館館刊》，第41期（2014年
9月），頁5。
[4] 同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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