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成立的國家人權博物館（以下簡稱人權館）的本部，坐落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這個紀念地景。長在不義遺址之上，人權館勢必要背負威權時期政治受難者的期盼，面對轉型正義的議題，推動相關政治檔案、文物、史料的研究、展示、典藏。這條路，道阻且長。
「你的二二八不是我的二二八，你的白色恐怖不是我的歷史」
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是所有經歷過威權轉型的民主國家都必須面對的議題，對過去的威權統治、獨裁政府所實施的不義與暴行進行檢討、彌補，試圖還原歷史真相、弭平社會傷痕，通常包括司法審判、歷史調查、憲政改革、賠償紀念等等面向。舉凡德國、南非、西班牙、智利、韓國等，都有轉型正義的經驗。
在臺灣社會中，對轉型正義實際做法的討論，參考最多的他山之石是德國和南非，而這兩個例子正好分屬光譜的兩個端點：德國因為東德政權完全解體，更之前的納粹也在戰後澈底垮臺，所以有比較全面的轉型，時至今日，審判、追溯都還在持續中；南非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1918-2013）取得政權後，在推動轉型正義時採取的方式和德國相反，他與白人前總統戴克拉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1936-）以及白人政黨合作，定義在南非國家之內，黑人與白人的關係不是「敵我衝突」而是「兄弟吵架」，留給白人適度的空間，所以能夠朝野一同推動轉型。臺灣的情況則和這兩個國家都不同，當初威權統治的政黨仍然有執政的機會，社會上對於過去到底是「敵我衝突」還是「兄弟吵架」也沒有既定的共識，所以無法尋求德國或者南非的方式。
＊＊＊＊＊＊＊＊＊＊
德國轉型正義
德國的歷史中面臨過兩次國家轉型：一次是二戰結束後的「去納粹化」；另一次是兩德統一、東德政權解體以後對東德威權統治的反省。這兩次轉型，德國都以嚴格的態度與標準來面對，實行人事除垢，持續審理罪犯，使罪犯正視罪行。時至今日，仍然偶有高齡九十多歲的前守衛因為過去在集中營的身分和對大屠殺的參與而受到審判。
＊＊＊＊＊＊＊＊＊＊
＊＊＊＊＊＊＊＊＊＊
南非轉型正義
南非白人政府長期壓迫黑人，並且實施種族隔離制度。1994年成為總統以後，曼德拉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TRC），以特赦並且不清算的方式，使犯罪者願意坦白自己的作為。「用特赦換真相，用真相換和解」是南非推動轉型正義主要的精神。
＊＊＊＊＊＊＊＊＊＊
一般社會大眾對轉型正義的認知，和國家本身的轉型方式有關。以臺灣來說，國家從威權到民主的轉型始自蔣經國總統宣布解除戒嚴；其後，官方對轉型正義最初的定調則來自李登輝總統的「忘掉悲情向前看」路線。因為要「忘掉」，所以日後大眾對轉型正義的態度，多數是冷漠的。眾人不再討論過去，直到2016年第二次政黨輪替，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簡稱促轉會）和人權館成立，轉型正義的方向才有了變化。經過這些年不斷的努力，社會對於「回顧威權過去」的觀感終於逐漸轉變。
＊＊＊＊＊＊＊＊＊＊
李登輝對二二八事件道歉
1995年2月28日二二八紀念碑落成，當時擔任總統的李登輝鞠躬說：「承擔政府所犯的過錯，並道深摯的歉意。」
這是政府首度公開向二二八事件道歉。
＊＊＊＊＊＊＊＊＊＊
＊＊＊＊＊＊＊＊＊＊
促轉會
2016年政黨輪替，立法院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促轉會，主要業務為調查並公開過去威權時期檔案，促進並推動歷史還原真相。
＊＊＊＊＊＊＊＊＊＊
就政治實務而言，在推動轉型正義的過程中，反對黨為了爭取社會的重視，必須持續主張此議題。但這些主張時常在選舉時提出，變成選舉議題、變成政治攻防，「你的二二八不是我的二二八，你的白色恐怖不是我的歷史」，雙方沒有共識，最後無法團結所有人共同面對，變成單方面的論述和追求，甚至是族群之間的心結。「像前年，是澎湖七一三事件的70週年，那時候人權館要辦70週年特展，我就好擔心我們會辦一個沒有任何當事人願意出席的展覽。」陳俊宏分享道。
澎湖七一三事件被稱為是「外省人的二二八」，是白色恐怖時期牽連人數極廣的案件。當時的流亡學生雖然遭受政治迫害，日後卻因為政治立場不信任民進黨政府而不願意多談自己的受難經驗，擔心會被拿去當作政治把柄危害國家。在特展籌備期，陳俊宏始終無法與他們接上線，直到某次他在國父紀念館演講，會後有位老先生與他攀談，終於打破了這番困境：老先生是七一三事件的倖存學生，聽完演講之後，認同陳俊宏對轉型正義的看法與理念，也因此才願意把以前的事情說出來，並且牽線讓更多當事人及後代加入還原真相的行列。
＊＊＊＊＊＊＊＊＊＊
澎湖七一三事件
又稱「山東學生流亡案」，發生在1949年7月13日，被稱為「外省人的二二八」。
在國共內戰之後，一群山東省的流亡學生在校長的帶領下，逃往澎湖建立學校。當權者欲強徵學生從軍，學生不願意而發生衝突，後羅織老師及學生為匪諜，槍決校長等人，受牽連師生多達百餘名。
＊＊＊＊＊＊＊＊＊＊
「再加上我們從獨裁政權結束到啟動轉型正義，經歷了相對久的時間，現在離受壓迫的時刻已經遠了、追尋正義的動力就減弱了，何況獨裁時代的經濟發展好像不錯，並不全然是壞的，就會讓許多人不能對獨裁的壓迫感同身受，覺得功過並陳之下，那些過去就讓它過去吧！」陳俊宏感嘆道。這當然不是他作為人權館的館長所樂見的，但目前尚無方法可改變。人權館只能盡量用中性的態度來陳述歷史，讓雙方能夠有溝通的機會，建立正確地理解當年歷史的方式。
檔案不等於真相，參與者也不直接等於加害者
「例如很多人都會提到：『檔案要公開，真相才能大白。』」陳俊宏曾在多種場合公開呼籲，而今他也再次強調，「但是檔案是需要研究的，並不是只有白紙黑字的檔案就叫作『真相』。」因此，人權館預計五月份要出版「政治檔案解讀專書」，希望可以在基本的態度、方法論以及倫理問題上，協助大眾一起來解讀檔案，而不會讓檔案成為特定人士才可以讀的東西；搭配《高一生獄中家書》或者其他的史料、口述歷史出版，可以更全面地認識白色恐怖的歷史。
在檔案中可以看見許多經手案件的人，但我們不能直接將這些經手的「參與者」和「加害者」劃上等號──解讀檔案的時候，必須先建立這樣的認知。
「例如我們講『核覆』制度，戒嚴的時候政治犯大都是用軍法審判，法官判決以後必須上呈軍事長官核覆，最高上到三軍統帥，就是總統。長官可以退，不過依法只能退一次。」陳俊宏說明道，「可是我們在檔案上可以看到，有位法官曾經上呈十三次，核覆同一位受害者的罪刑，這代表最高決策者蔣介石一再不同意他的判決，而法官基於他的職業道德和專業判斷，做了最大的努力在體制內抗爭，你可以想像在那個時代裡面，他有多勇敢！反過來說，有些人會說『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法律』，所以用軍法審政治犯是不得不的手段；可是『用非常法律』也還是要守法。在核覆的例子裡，我們就看到當權者其實也違法。甚至還有案例是蔣介石覺得判得太輕，他要知道是誰判的，這對那些執法人員是多大的壓力！」從這些案例不難看出，當時在職位上的參與者，那些法官、檢察官等，並不是沒有奉公守法、不揣摩上意，在體制內努力對抗威權的人；倘若把檔案上的姓名都認為是加害者，就會落入簡單粗暴的二元對立思維，這並不是一個正確的面對歷史的態度。
「過度簡化歷史，無助於認識歷史、達到反省的效果，只是在找標的；只有去找『誰應該要負責』，我覺得這沒有意義。」陳俊宏形容道，「轉型正義是一個『清創』的工作，而不是『清算』的工作。當然會碰到傷口會痛，但我們一步一步去化解，才能把『敵我』變成『家人』。」
在解讀國家檔案以外，為了呈現歷史的多面性、呈現白色恐怖時代多元的角色；避免政治受難者被卡通化、過度英雄化，同時避免加害體系的樣貌過度扁平，人權館也將出版「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5卷套書，由小說家胡淑雯與童偉格主編，收錄43名作者的白色恐怖見證書寫，其中有受難者、見證者、協力者，也有社會所謂的「加害者」，希望這樣的安排，能讓讀者透過閱讀來瞭解在當時大環境下，人民的掙扎與人性的複雜。
「過去常講『臺灣只有被害者沒有加害者』，透過檔案的研究和解讀，我們可以找到這些過去看不到的東西；重要的不是特別針對某一個人，因為一個體制不會只因為有某個人就可以運作那麼久。」陳俊宏期許，「重要的是對體制運作的反省，例如情報單位，國安局、調查局等，他們和軍法審判之間的關係是什麼？當時如何介入？審判又是如何運行？如果沒有了解過程、誰在什麼位置上扮演怎樣的角色，就沒辦法真正去做體制性的反省、真正知道怎麼樣可以NEVER AGAIN。」
藝術做為一種邀請，打開討論與思辨的空間
回到德國和南非面對過去的經驗，「雖然無法複製他國的方法，但我們可以借鏡的是他們面對真相、克服過去的態度。」陳俊宏說：「比如我們跟德國史塔西檔案局有簽一個MOU（合作備忘錄）。我上次去史塔西的時候，局長帶我去走一圈，跟我說明他們怎麼做檔案徵集、怎麼做教育。你就可以看到，直到現在，東、西德統一超過三十年，他們仍然投入在檔案的還原。」
相對於德國，南非到今天仍然在面對「後種族隔離」的重建問題。南非的人權鬥士奧比．薩克斯（Albie Sachs，1935-）大法官曾經造訪臺灣，並與陳俊宏分享道：藝術是南非「後種族隔離」時代的重要工作之一；透過藝術的媒介，可以打開社會整體的辯論、思辨、討論空間，他認為這遠比厚厚的五大冊報告書來得有力量。「薩克斯大法官給我的啟示就是：轉型正義要讓社會理解，很難直接由上而下執行，而且必須跨越族群和統獨的框架，才能繼續往前走。這中間，建立信任關係是很重要的過程，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非常認同他的看法，相信藝術的力量——」陳俊宏說，「藝術、文學做為一種邀請，在這裡不需要給標準答案，建立的是一個平台、一個相互聆聽的機會。」
南非獨臂獨眼的人權鬥士——奧比．薩克斯大法官。（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人權館目前也有許多以藝術為媒介，讓大眾更理解歷史的展覽、工作坊等相關活動。為了謹慎面對歷史，人權館採取「徵人而不徵件」的方式，選定特定的主題或者不義遺址來招募志願參與的藝術家，先經過五個月的課程，讓藝術家都能認識歷史、理解歷史，之後再進行創作。在「共學」的基礎下，每一次的活動，館方得到了藝術家創作的作品，臺灣社會也有了更多關注人權的藝術家。他們的作品，或成為館內展覽的展品、成就某些深刻的展覽，或成為教育現場可以使用的教具，對社會大眾、對校園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力。若將人權館比做中央廚房，這些藝術家會透過共學的經驗成為合作的廚師，不斷產出新的菜色、新的可能；人權館身為博物館、身為教育場域的功能，就可以不只是讓參觀者走進來，而是讓議題走出去，遍地開花。
扎根校園，和歷史建立連結
除了人權藝術家們的作品、教育推廣以外，許多老師也開始想要嘗試，不以大歷史的宏觀角度，而是從「認識學校的歷史或者學校周邊的故事」的層次來帶學生一起看白色恐怖，在學生和歷史之間建立起比較高的連結性。
「現在年輕學生，常常會覺得這些歷史離他們太遠了。稍微有一點興趣的人，可能看了以後只有覺得好可憐，但不能真的理解，只有同情（sympathy），沒有同理（empathy）。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課程，來讓學生覺得案例和自己是接近的，進而提高他們學習的意願和興趣。」陳俊宏解釋。
因應老師們這樣的教學需求，「校園白恐計畫」誕生了。
「校園白恐計畫」分為兩階段，首先是人權館透過檔案、口述等史料整理出「校園白恐地圖」，邀請對學校歷史有興趣的老師參與。人權館會帶著檔案進校園協助老師，帶領同學認識這段歷史；第二個階段，在學生理解歷史以後，以跨學科、跨領域的課程設計，讓他們設想應該如何捍衛這段歷史：歷史老師可以跟地理老師學地方學，公民老師也可以和國文老師合開選修課，再加上人權館在法政、文學、藝術創作等不同領域講師的協助，或書寫、或創作，讓這些學習不會只停留在知識層次的認識，而是可以進入人心，讓學生真正同理政治受難的過去、把歷史變成共同的記憶。實際在校園操作的案例，陳俊宏分享了衛理女中和三民高中的學生成果，都讓他深受觸動。
學生透過實作，去瞭解白色恐怖這段歷史。（圖片來源：國家人權博物館）
人權館的慣例，會把每年的特展轉為行動展，開放學校老師申請；申請成功，人權館會直接帶著行動展進校園。衛理女中的一群歷史、公民、英文、國文老師，就為了辦理「人權週」的課程而申請了「遲來的愛：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遺書特展」的行動展。對照「校園白恐地圖」，幾位老師意外地發現衛理女中當年也是白恐事件的發生地點：當時學校裡有一位國文老師因為1930年代還在中國時曾經組過讀書會，而在課堂上被特務抓走，判處無期徒刑，最後被關押了14年。該名老師終身未婚，過世前將日記捐給衛理女中的圖書館，但因為沒有編目上架，史料只是靜靜躺在圖書館裡，直到這群老師在替人權週備課時才意外發現這件事。他們在人權館的行動展中，另外加了一個展板，述說這位國文老師的生平故事，也把老師的家書呈現出來，讓在場師生都大受觸動。後來學生決定把這位老師的故事改編成舞臺劇，閱讀相關的檔案、老師的日記，所有工作如舞臺設計、劇本、演員都由高一和高二的學生完成，並在2020年5、6月首次讀劇，演出非常令人動容。之後學校把該名老師的日記捐給人權館，讓老師的故事能夠繼續保存並流傳下去。跳脫教條，讓學生用自己的方式去和歷史交流、對話，產生自己的理解，這是非常寶貴的經驗。
衛理女中學生觀看白色恐怖展覽。（圖片來源：國家人權博物館）
三民高中雖然不像衛理女中有白恐事件發生在校園，但老師們用「探究與實作」的角度，透過戶外參訪，帶學生去瞭解發生在蘆洲的白色恐怖事件、認識蘆洲的歷史，還在學測結束後舉辦了兩週的策展工作坊，教學生如何策展，而且實際在3月舉辦展覽，並由學生拍了6支談不同人權議題的影片，在展覽中呈現。陳俊宏分享道：「讓學生從解讀檔案、轉譯內容，到拍成影片、製作展板，還自己導覽，這個從knowledge（知識）層次到acknowledge（肯認）層次的過程，還有學生完成這件事散發的那種自信，是很令人感動的。」
人權館預計今年像這樣的學校會有13所，陳俊宏很期待在今年年底邀請全國參與「校園白恐計畫」的學校到人權館舉辦一個成果展。這樣滾動式的、和社會動態相契合的內容，希望也可以在未來成為人權館主題展或常設展的元素。
「認識歷史之後，作為一個現代的公民，你要做出怎樣的選擇？這是每一個人自己的事。但前提是我們要做一個『有記憶的民族』。」陳俊宏說。
相關書籍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