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131號。過去，這個位於臺北和景美交界的營區被稱為警總景美看守所、二十張看守所，或者景美復興山莊；現在，這裡是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也是國家人權博物館的所在地。
國家人權博物館（以下簡稱人權館）成立於2018年，轄下有「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兩個紀念地景。除了背負威權時期政治受難者的期盼，推動相關政治檔案、文物、史料的研究、展示、典藏以外，也積極推廣各種人權議題的教育以及人權理念的實踐。
為什麼要出版這些史料著作？透過這些出版品，民眾／讀者可以對白色恐怖的歷史增添怎樣的認識？位處不義遺址的人權館，作為博物館的自我定位是什麼？本期焦點人物專訪人權館的陳俊宏館長，向讀者介紹人權館近期的新書《高一生獄中家書》，以及人權館的理念價值。
「在田間、在山中，我的魂魄時時刻刻陪伴著。」
高一生生前留影。（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高一生（1908-1954），鄒族人，在音樂、教育、政治領域都有一番作為，曾任吳鳳鄉鄉長，致力推動高山族自治運動。在二二八事件時與湯守仁下山出動部隊協助維持嘉義治安，日後簽署自新書，將得來的軍火上繳國家。原以為此後便安然無事，卻在1952年被保安處以召開「山地保安會議」為由誘捕，並以貪汙罪誣陷起訴。高一生等人被押至臺北軍法處受審，最後於1954年4月17日遭槍決。
身陷囹圄的高一生親筆撰寫的家書，透過文字傳遞對家人的思念，有日常瑣事的交代、對妻兒的深情叮囑，顯現出他樂觀的精神、高貴的魂魄。這些珍貴的書信史料被家族小心地留存。2014年，高英傑把高一生的家書完整地捐贈給人權館。最初，高英傑找了同為政治受難者的蔡焜霖一起，先把日文翻譯成中文，整理出一個版本。2018年時，首批稿件整理完畢，雖然並非逐字逐句地翻譯，但一定程度上表達出家人特有的情感，似乎已接近可以出版的狀態。但是很快地，他們面臨到關鍵的問題：原先家族僅僅「保存」家書，並未按照時序整理收藏，那麼出版時的編排次序應該如何處理？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邀請了長年研究高一生以及高菊花的周婉窈老師來協助編排。周婉窈老師在「希望此書可以流傳後世」的前提之下，更重視家書文字的精準翻譯，並且經過深厚的考據，把每一封家書的排序、脈絡都清楚地理出來，終於在2020年5月順利出版，為高一生的家族了卻一樁心願。
翻開此書，透過一頁頁書信原件掃描、信件內容的錄文與譯文，讀者可以從書信的年代遞轉、細微的用字遣詞，甚至是使用語言的改變（先是日文，後來改用中文，又改回日文），觀察高一生的心理轉折、理解他的生命經歷。「高一生這本算首批的文物出版，是相對來說整理的文物中比較完整的，對於啟動原住民的轉型正義的對話，也有一定的意義。」陳俊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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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焜霖
1930年12月18日生，台中清水人，白色恐怖時期被指控參加讀書會遭判刑十年入獄。出獄後蔡焜霖創辦《王子》雜誌，長年致力於轉型正義的推動，用所學及經歷讓更多人瞭解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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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館出版《高一生獄中家書》。（圖片來源：GPI政府出版品資訊網）
《高一生獄中家書》書中收錄高一生撰寫的家書，此為中文錄文。（攝影：楊岱晴）
《高一生獄中家書》書中收錄高一生撰寫的家書，此為日文錄文。（攝影：楊岱晴）
《高一生獄中家書》書中收錄高一生撰寫的家書，此為中文譯文。（攝影：楊岱晴）
出版的野望：讓沒有被看見的被看見，讓沒有被聽見的被聽見
《高一生獄中家書》是記錄白色恐怖的一手史料，也是人權館推動轉型正義的重點出版品之一，和其他出版品一樣，源自於人權館「讓眾人完整認識白恐歷史」的期望。
「很多人以為國家檔案公開了真相就大白了，其實並不是的！檔案不等於真相。」陳俊宏強調，研究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受難歷史，光有解密的檔案還不夠，檔案需要解讀，還需要對照口述歷史和史料文物，才可以更接近「真相」，也真正了解受難者的故事。「從出版來講，人權館想的是如何讓政治失語的人可以說話，如何透過文物的徵集、整治、保存、轉譯出版，讓年輕人可以對事件、對當事人有更完整的了解。」所以人權館的整體出版、策展計畫，以「全宗」的概念出發：國家檔案、文物、回憶錄、家書等，所有相關的史料都是參照物、都是認識當事人的基礎。因此人權館鼓勵政治受難者與其後代捐贈文物，並委託中央研究院臺史所協助整理；也鼓勵前輩多做口述歷史，在檔案之外，讓所有相關的重要背景、內容相互對話，還原受難者當年承受的國家暴力、將其中的訊息留下紀錄。
《高一生獄中家書》僅是其中一本，在人權館不斷地鼓勵之下，越來越多前輩挺身說出自己的故事，而人權館協助整理並出版書籍，則為這段重要的歷史留下珍貴的註腳。例如《FACING THE CALAMITY- A STEP THROUGH HURTS AND HARDSHIP AND LOOK BEYOND FOR GENERATIONS TO COME陳欽生英語回憶錄》詳細記錄了政治受難者、馬來西亞僑生陳欽生前輩的生命故事。「這些受難者前輩是國家暴力造成的『失語者』，人權館要讓他們願意說話，也要讓他們被聽見。這是轉型正義的重要工作。」陳俊宏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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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欽生
1949年出生於馬來西亞，跟隨同學來台唸書，1971年就讀成功大學化工系時無端被捕入獄，1983年被釋放後因沒有身分證及護照，生活相當艱難。陳欽生原先不願提及受難的回憶，受到鼓勵後決心還原真相，投入重建歷史記憶，分享親身經歷給下一代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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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欽生前輩親自撰寫的英文版回憶錄。（圖片來源：GPI政府出版品資訊網）
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部落內不可言說的禁忌
高一生是白色恐怖時期原住民族政治受難的重要案例之一。他的政治受難過程以及其後的轉型正義工作，和漢人的經歷迥然不同。也因此，陳俊宏認為，《高一生獄中家書》的出版，是提供一個重要的文本，做為下一個階段啟動社會對話的重要媒介。
部落裡頭緊密的連結使得原住民的轉型正義比漢人的要複雜許多，包含政治受難者個人層次的問題、政治受難者家族與家族之間的問題、政治受難者與部落之間的關係，當事人與家族、當事人與部落、部落與國家等等各層面，不僅僅涉及當事人是否清白、當事人的生命被剝奪一事，更會牽動到部落當中的人際網絡互動，產生極大的集體壓力。「這並不是國家對著個人道歉就沒問題了，因為國家道歉並沒有解決部落裡面的狀況，或者部落認為所遭遇到的傷害；加上威權時代，政府對『山地』進行嚴密的控制，許多部落族人因為擔任政府駐山地的職務而成為體制的一部分、和政府之間有高度的合作。如果強行揭開一切，就會完全破壞部落裡的互信關係……，以上種種，都會讓政治受難的事實成為部落中避而不談的禁忌。」陳俊宏說明。
沒有身處在原住民部落情境之下，陳俊宏本來很難想像原住民的白色恐怖受難以及推動轉型正義的困境，直到2020年，人權館和促轉會合作，在高一生忌日時於鄒族部落舉辦了PUPUZU論壇（鄒族族語，可譯為火塘、圍火論壇），第一次有機會在部落的公開場合與族人談論高一生和轉型正義，他真正才覺察到，有關於高一生的議題在部落中仍然是「不能言說」，而對於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除了受難者個人的層次以外，更難處理的是國家對部落集體權的侵害。
「像高一生當初被國家逮捕，不只是叛亂罪而已，還有被控貪汙，這就導致部落的後代對高一生、湯守仁這些鄒族菁英當年被國家迫害的不幸，產生不諒解，而且這些不諒解直到今天都還在，甚至有很多鄒族年輕人認為今天鄒族人的命運都是因為當年這些菁英害的。」陳俊宏說，「所以那一天我其實很感動，我第一次看到有機會，在部落裡面願意公開地談『新美農場』，甚至當初被部落驅逐的高一生的兄弟杜孝生，他的兒子杜銘哲也有出席當天的論壇，而部落長老公開地歡迎他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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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美農場
戰後台南縣政府將日治時期原先養牛的牧場新美一帶劃分入嘉義縣阿里山鄉（原吳鳳鄉）。當時吳鳳鄉鄉長高一生鼓勵鄒族人遷入定居，並成立「新美農場」。當局誣陷高一生在新美農場建立過程中貪汙，逮捕他與其餘人入獄，鄒族人因此相信高一生貪汙，直到日後政府公開平反才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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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館於鄒族學校操場舉辦PUPUZU論壇。（圖片來源：國家人權博物館臉書）
PUPUZU論壇帶來的後續影響，不但讓一群鄒族的年輕人開始回鄉去做調查研究，訪談當年的部落長老，想要還原當年那段歷史，也促使人權館和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一同做出高一生故事的繪本，與阿里山國小、阿里山國中進行館校合作，將這些文本作為民族教育的素材，希望未來可以讓部落「說自己的故事」，也把故事傳達下去。甚至，看起來與原住民轉型正義關聯不大的北美臺灣同鄉會，也反映希望舉辦《高一生獄中家書》的讀書會，並且由人權館牽線，找高英傑與他們視訊對談──雖然離達到「和解」尚遠，但至少啟動了大家「願意談這件事」的開始。這，就是文本開啟的對話可能性。
對話才能理解，理解才能和解
以《高一生獄中家書》為出發，人權館透過論壇、藝術、文學、展覽等等方方面面的不同媒介，將高一生的故事、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威權時代的白色恐怖受難歷史等議題，呈現給社會大眾。而陳俊宏認為，這就是最好的引介方式。「因為資料陸續出爐，提供了很多靈感，所以有很多人開始想要做很多創作。」陳俊宏分享道。例如，因為《高一生獄中家書》的出版，高雄市立美術館找人權館合作「泛南島」概念下的藝術作品，其中就有一個專門的主題要做高一生的故事；人權館今年駐館藝術家舞鶴（處理原住民議題的作家），也因為家書的出版，而想做高一生的長篇小說。另外，人權館在六月將推出一個全新的主題展，預計會特別安排一個區塊做書信的呈現，希望透過博物館參訪經驗，讓參觀者用五感體驗到生命殞落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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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鶴
本名陳國城，台南人，專注於小說寫作，不曾創作其他文類，有孤僻的獨行俠之稱。在淡水離群索居十年，至1980年初再度復出。創作不同社會議題與原住民相關的小說，如探索好茶村魯凱族的《思索阿邦、卡露斯》、深入霧社事件的《餘生》等，目前仍持續進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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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所說的，人權館的起步並不只是把東西印製出來，而是由此開始，開啟很多不同的可能性。這樣我們才有下一個階段，才有辦法去思考和解的可能性。畢竟如果都無法理解，就談不上和解了。」陳俊宏語重心長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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