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名單其實是一套國民黨為了對抗共產黨而產生出的管制體系，其最早可追溯至1949年兩個採取審核制度的管理入出境辦法。有了入出境管理制度，黑名單才有形成的可能，也才成為威權體制「管理異己」的手段。
文／李鎧揚
圍在城裡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衝進去。
這是民國才子錢鍾書在其大作《圍城》中最為人熟知的句子。作者透過女主角蘇文紈針對婚姻關係的一番談話，認為每個人終其一生，都被婚姻、事業等等不斷地打擊與磨礪。然而，這種本應該存在於小說中的場景，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臺灣島荒誕地上演了數十年時間。
1945年8月，當昭和天皇「玉音放送」，宣布無條件投降時，長期作為其殖民地的臺灣人無不歡欣鼓舞，認為脫離日本統治，重回祖國懷抱。而這樣的期待沒有太久，就因為1947年2月「二二八事件」發生消失殆盡，加上不久後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對抗，臺灣人被迫捲入了「國共內戰」漩渦裡。我們或許可以說，臺灣人的戰後不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後隔日）開始，而是一直到1991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終止，國民黨政府不再將共產黨視為「叛亂團體」後，臺灣人所謂的「戰後」才真正來臨。
在「反攻大陸」想法下，蔣介石想要將臺灣打造成他心目中的復興基地，更因害怕共產黨的滲透，在島上建立起綿密的控制組織。當時的政府並不認為國民有自由移動之自由，對於人民的出國有種種限制。甚至對於被他們視為「異己」之人，採取取消其簽證、護照管制措施，讓這些「異己」無法回到自己家鄉。「黑名單」就是在出入管理制度下衍生的一種制度。
自17世紀以來，臺灣島內外移動一直就是普遍的現象，19世紀中期以後更已經有大量漢人移民長期定居在島上。在殖民地統治時期，臺灣總督府雖然導入了近代護照制度（當時稱為「旅券」），但並未有如「黑名單」這般限制「島民」（國民）回到自己原居地的法規。「黑名單」（Blacklist）一詞最初出現在17世紀英國小說家Philip Massinger悲劇The Unnatural Combat，在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 of England）登基後，一份曾支持處死其父親查理一世（Charles I of England）者的名單也被稱為「黑名單」。「黑名單」雖然不見得是一種新的名詞，但配合入出境管理體制，可說是國民黨在20世紀中期創造出來的獨特制度。本書就是一本針對黑名單制度法令、受管制者對抗運動以及走向廢止一本重要的研究書籍。在本議題上，本書籍最少可以提供幾個以往被人忽略的觀點：
釐清臺灣入出境管理制度脈絡
一般人對「黑名單」理解，多認為是針對異議分子的針對性措施，包含我們熟知的施朝暉（史明）、彭明敏、許信良、黃文雄與李應元等人。但黑名單其實是一套國民黨為了對抗共產黨而產生出的管制體系，其最早可追溯至1949年2月的《臺灣省准許入境軍公人員及旅客暫停辦法》。此時期國民黨政府仍在大陸進行最後的掙扎，同年5月又有《臺灣省出境軍公人員及旅客登記辦法》。這兩個辦法均採審核制度，將入出境區分為「公教人員與一般民眾」與「軍人、軍眷」兩個體系。有了入出境管理制度，黑名單才有形成的可能。這可以說是黑名單制度的前史。
以護照延期加簽和入境證為主的黑名單
傳統中國並沒有「護照」這種稱呼，漢代中後期已將通行證件叫做「過所」，明清時期則多為「路引」。近代中國最早在清帝國晚期出現「護照」制度，主要用於外交官出訪或外派他國之用。中華民國成立後，主要參考法律為《出國護照條例》，但由於護照條例最初規定護照效期僅三年，時間到期就就必須申請延長加簽，配合在一般護照上實施「回台加簽」，成為管制異議分子的最佳工具，也斷絕了意見不容於黨國者的回家之路。不僅是政治異議分子，黑名單對象甚至擴及其配偶或其他家人。
從法體制中看出政府的態度
國民黨黑名單當中，可以看出有意針對臺獨分子的簽證進行「特別待遇」。從1962年外交部針對海外臺獨分子的處理原則中，可以看出全無法治觀念：
若為臺獨組織之核心分子或已公開活動者，一概拒絕其申請。拒絕時，先以技術問題，如程序不完備、證件不合等理由予以駁回；若在技術層面上無問題，則對其表示在其悔改態度前，將不予辦理。倘不准其申請，將造成政治上之不利情況，且無法使其在居留上產生問題或促其返國時，則應另外報部核准。
荒謬的是，即便在政府終止動員戡亂後，黑名單制度仍然持續，最後一位黑名單黃文雄甚至到1996年才在陳菊、張俊雄、施明德林義雄陪同下召開返臺記者會。甚至因為黑名單緣故，黃文雄連回臺方式都予以保密，而即便黃文雄已返回故鄉，他仍因非法入境判處有期徒刑五個月。
黑名單受害者與家屬的回憶
本書最大的特色不僅是主題的撰寫，更附上了戰後黑名單相關受訪紀錄，這讓讀者能更深刻去體認那些「黑名單」當年受到的委屈。例如書中張國興教授之訪談：「你兒子為什麼不回臺灣？是共產黨嗎？」盧千惠在訪問中提到，先生許世楷因為獎學金的關係護照效期只有一年半，卻在第二次辦理延長上就發生問題。而實際上日本政府也知道國民黨手段上的不合理性，因此針對這些「準政治犯」仍發給簽證。許多在日本黑名單人士，在1972年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後，為了避免成為「無國籍人士」，都會想辦法拿到日本國籍或至少取得「永久居住權」。透過對這些受害者訪談，能夠讓這本黑名單的研究更具有「溫度」。
國民黨政府雖然可以透過限制入境的方式將不聽話者拒絕於國門之外，卻不知道如此作法讓臺灣人在美國、日本或歐洲各地組織相關反抗團體，進一步促成反國民黨勢力在海外的壯大，更間接促成了這些「異議者」以各種非法回到臺灣，並利用機會亮相或造勢，增加黨外乃至民進黨在選舉上的勝算。例如1986年許信良等黑名單人士以預告方式欲從日本搭機回台，遭到航空公司的抵制，而知道許信良遭拒後，地方群眾一度聚集在桃園機場（時稱中正機場）抗議，警、民之間爆發了激烈衝突。此事件之後，民進黨在增額立委與國大代表選舉上當選人數較上屆增加了一倍。1989年11月，郭倍宏在盧修一及周慧瑛選舉造勢會場上的「意外現身」，不僅將現場民眾氣氛炒熱到最高點，他更在簡錫堦設計下，配合燈光掩護，由數千人一起帶上「黑名單」面具全身而退。這個造勢更引起了巨大社會關注，連帶讓盧、周二人均順利當選。政府越是透過不合理方式打壓反抗者，有時候反而會帶來反效果。
筆者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次看到「四二四刺蔣案」黃文雄先生紀錄片訪談，看到他因為黑名單關係，必須獨自在異國居住數十年，以及鄭自才先生因黑名單之緣故，最後走上離婚這條路時，心中感受到的巨大衝擊。黃文雄被捕時那句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成為那個時代海外流亡者最經典的一句名言。
無獨有偶，因「六四事件」被迫離開中國的民運人士王丹在海外期間，曾數度在護照遭到註銷情況下想要回到中國，卻都遭遇了重重的阻撓。在國民黨逐漸放棄黑名單管制時，對岸的中共政權卻將國民黨這套策略靈活運用在異議人士上。曾經是死對頭的兩個政權，他們在打壓異己的手段上，卻是那麼樣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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