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期焦點人物，我們邀請臺大圖資系林奇秀教授為我們介紹政府出版品的由來、核心資訊如何查找等，本期則帶領讀者重新想像當代臺灣政府出版品面貌。
政府出版品的保存場館──寄存圖書館
網路查找政府資訊儘管便捷，有些時候紙本的閱讀還是比網路舒適；經過主題式的編排整理出版，資訊也不會顯得那麼零碎。臺灣的政府出版品，目前保存在國家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等八所「寄存圖書館」中。
「如同美國的政府出版品制度放眼全世界是最特別的，」林奇秀表示：
「美國也曾經是寄存制度最發達的國家。」
美國認為政府資訊是賦予公民權力最重要的一個工具。秉持著這樣的信念，在紙張溝通為主的時代，美國聯邦政府透過分布綿密的寄存圖書館，作為政令宣達的據點。在過去，各州都被指定至少會有一間圖書館是完整寄存，接下來則是選擇性寄存──依照圖書館層級、不同的服務對象來區分寄存書目的主題。
在寄存圖書館體系中，完整寄存會指定大型圖書館，通常由州立圖書館擔任聯邦政府、本州政府完整的出版品寄存。但是龐大的出版品數量──而且絕大多數僅資料備存性質，沒有人要看──時常造成館舍空間的壓力。
指定寄存之外，各圖書館也都可以主動申請成為聯邦政府的寄存圖書館，且通常是選擇寄存，只要通過聯邦政府對申請館的基礎設備、空間規劃、人力配置、營運狀況等檢核，就能通過並免費獲贈政府出版品作為館藏。對於館藏專業度越高的圖書館而言──例如森林學圖書館，若申請成為選擇寄存的圖書館，它就可享有擁有來自政府最新、最完整的研究資訊，因此這類型圖書館多會主動申請寄存，體現政府與圖書館互利的構想。
更有甚者，甚至也發展出海外的國際寄存，定期將政府出版品寄給邦交國的圖書館的海外國際寄存，也成作為敦親睦鄰、軟性外交的方式、載體。在1970年代末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之前，臺灣的中央圖書館（現國立臺灣圖書館）就是美國政府出版品的海外寄存的對象；政大圖書館也是美國政府海外選擇性寄存圖書館之一，存有大量的美國政府出版品，也有因應龐大出版量而發展出的微縮膠卷。
隨著數位化變遷，柯林頓政府通過《1995文書減量法案》（Paperwork Reduction Act of 1995），鼓勵所有政府單位將資訊改由電子發行或經網路釋出：除了被定義為核心出版品，跟民主政體公共資訊高度相關者，依然必須要保留紙張出版品──即便絕大多數人是使用電子版──之外，其他都改成線上揭露或是收進電子資料庫中，讓傳播最快速、有效，政府也足以釋出更多資訊。而是實體寄存圖書館的功能則是縮減的，數量從兩千多間減少到一千多間。
這個狀況也發生在臺灣，從1990年代的38間完整或選擇寄存圖書館，到現在僅剩下八間完整寄存。這八間圖書館大多集中在臺北，但是依然保留了一個概念：亦即北、中、南、東四大區域，都至少有一間完整的寄存圖書館，為民眾服務。就實務來說，政府出版品的空間壓力大於民眾需求，也不像美國有微卷或電子化的出版政策，所以寄存圖書館可能會採取消極應對，讓這些書在編目室停留比較久的時間，進而影響到民眾對政府出版品的近用權。（延伸閱讀：臺灣現存八所寄存圖書館清單(另開新視窗)）
政府出版品所帶來的距離感
儘管政府出版品有指定的寄存圖書館、展售門市(另開新視窗)，也可以透過國家書店(另開新視窗)、博客來等網路平台購買，但是寄存圖書館多集中在北部，在網路書店上也不時看到某一本書「售缺」無法購買，後續不見得會加刷補書，又找不到電子書的版本──政府出版品彷彿遙不可及，而讀者無法取得出版品內容，這本書事實上就等於不存在。
林奇秀認為，「售缺」一事，背後其實牽涉到「授權」的問題──當政府機關委託外部專家學者、藝術家等，根據政府所掌握的資訊素材，將其撰寫成具可讀性的內容，並出版成書籍以讓一般民眾能夠獲得新知、供學術研究使用等。
書籍內容除了文字之外，有些還會包含影音或圖像的授權，因此寫作者／創作者／影音授權者……與政府機關簽訂的授權合約條件，都是影響出版品後續著作鄰接權的授權製作──包含是否能再版、能否製作電子書或其他形式的出版品等。當然現實上可能受限於合作對象的意志，致使政府無法取得最大範圍的授權，但是重新檢視出版合約，或許能為政府出版品的改作開拓出更多重的可能。
POD（Print on Demand）是否能解決政府出版品絕版／售缺的狀況？
除了授權之外，一本政府出版品是否能二刷、三刷，或多或少也會與政府預算、出版品需求量有關。以傳統印刷來說，首刷必須達到一定的本數，才能合理均攤每一本書的印刷成本，卻同時造成也會有書籍庫存的壓力。
在此狀態下，POD（Print on Demand）數位印刷技術本於「隨需列印」的精神，利用軟體概念發展出編排作業系統，能夠依照實際需求的數量、時間等進行印製與裝訂，不需要用大量印刷的方式來攤提成本，不僅大幅降低出版成本，同時也降低書籍庫存，減緩出版壓力，進而增加更多可供銷售的書種。
POD技術的出現，讓出版資訊價值高，但只有少數人會使用到的內容，不僅降低出版壓力，後續也可視需求隨時補書加印。舉例而言，多數人可能不會特別關心主計處每個月釋出了哪些統計報告，但是若有讀者正好要研究1990年代某項政策與物價之間的關係時，當時的物價統計報告就變成很重要的資訊，此時POD補書就成為這些出版品與讀者見面的便利管道。
從邸報到文教──政府出版品的當代意義
在這些生硬的核心資訊之外，近年臺灣政府出版品不論在種類、內容上，都往更加多元的方向前進，尤其是機關因業務而接觸到的各種檔案文獻、專業知識等，藉由出版讓更多讀者知曉，更綻放出政府業務的豐富面貌：
《日治時期律令輯覽(另開新視窗)》
書中整理、收錄1896年至1945年發布的537件律令，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徐國章研究員編譯，並聘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曾文亮副研究員進行審訂和撰寫導讀，期望對於研究日治時期臺灣歷史、法律演變發展等議題有所助益。（延伸閱讀：【專訪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張鴻銘館長】百年歷史，全民共享(另開新視窗)、【新書特推薦】一探日治時期法令歷史(另開新視窗)）
本書搭配臺灣博物館同名展覽，從「科學繪圖」的定義開始，逐步介紹19世紀以來，科學繪圖在臺灣的發展與演進，及其與臺灣自然史探索研究的關係。（延伸閱讀：【新書特推薦】連結殖民地臺灣與世界的博物畫展(另開新視窗)）
除了知識的分享之外，政府出版品也承擔著地方認同、發展觀光文教的情感培養任務：
為了記錄逐漸遺失的部落文化、山林智慧，林務局臺東林管理處策畫出版了這三本知識性讀物，藉由部落耆老口述，中生代族人和學生攜手調查、整理，將在地的小米記憶、植物知識等化為故事，讓部落老人家對兒孫的疼愛與期許繼續傳承下去。（延伸閱讀：【新書特推薦】《Pasikau臺東桃源部落：種是為了你》(另開新視窗)、【新書特推薦】跟著鳥，尋找小米文化(另開新視窗)）
屏東縣政府近年關注林業政策，透過這本書中向讀者介紹樹的生老病死，也走進樹與人們的日常食衣住行之中，希望喚起讀者重新思索如何與樹木共存，也期望能為林業找到新價值。
基隆市文化局「城市的性格」為讀者建立基隆過去、現在的輪廓，「城市的未來」介紹這些年基隆透過歷史場景改造、文化行動所開啟的城市實驗，開發、探索對基隆這座城市未來的想像。（延伸閱讀：【新書特推薦】參與城市變革的進行式(另開新視窗)）
政府出版品也時常展示政府對某項社會議題的態度與決策，例如2018年成立的國家人權博物館，除了背負威權時期政治受難者的期盼，推動相關政治檔案、文物、史料的研究、展示、典藏以外，也積極推廣各種人權議題的教育以及人權理念的實踐：
鄒族人高一生（1908-1954）在二二八事件時與湯守仁下山出動部隊協助維持嘉義治安，日後簽署自新書，將得來的軍火上繳國家，卻在1952年遭以貪汙罪起訴，最後於1954年4月17日遭槍決。透過論壇、藝術、文學、展覽等不同媒介，人權館將高一生的故事、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威權時代的白色恐怖受難歷史等議題呈現出來，邀請社會大眾前來聆聽、對話。（延伸閱讀：【專訪國家人權博物館陳俊宏館長】【01】徘徊在山中的高貴魂魄(另開新視窗)、【02】臺灣的轉型正義之路，道阻且長(另開新視窗)、【03】人權是臺灣走得出去的路：國際串連合作與人權教育的更多可能(另開新視窗)；【書評】原民先驅者的理想與多情世界(另開新視窗)）
或是對歷史沒有記載的、女性處境的關注：
屏東縣政府和斜槓青年創作體合作，結合文字、影像及聲音的劇場有聲書，以「唱民謠的女人」為主題，結合廟口大哥講古形式和月琴演奏，訴說恆春半島的故事、她們一甲子的人生，讓歌聲隨著風傳送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延伸閱讀：【書評】半島風聲誌：半島風聲相放伴〈耳朵劇場〉(另開新視窗)）
以及新移民處境、自我認同的相關議題：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出版的繪本，由一個從越南遠嫁臺灣的女孩，和一個被同學嘲笑、不知道我是誰的小女孩，描述二代母女的土地認同，引發讀者思索：臺灣人與新住民如何共同走過這段彼此磨合的歲月。繪本不僅有國字、注音符號，還特別收錄越南譯文，冀能讓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都能閱讀。（延伸閱讀：【書評】《我是貓，還是兔？》——新住民母女情(另開新視窗)）
這本繪本則由桃園市政府出版，講述來自中國貴州「烏鴉洞」的外省移民，為躲避戰亂落腳臺灣清水的信義新村（現已列為清水眷村文化園區），細膩刻劃空軍眷村的生活場景、居民情感，述說大時代下人們遷徙的心境與故事。（延伸閱讀：【書評】飛不過的鄉愁(另開新視窗)）
政府握有知識，民間擁有專業──雙方如何互惠？
走向媒合平台──政府資源+專業人才+出版企劃
然而，目前臺灣各機關的出版現況，特別精彩、有特色的出版品得以出現，往往是這些通常是機關主管或承辦人員基於自己的願景，所以願意投注資源在出版品上，但在經歷人事調動之後，這股熱情、推廣的重點就不一定能延續，導致現階段的政府出版品較難有長遠的企劃。
「政府永遠是政府，」林奇秀認為：
「政府機構最主要的職責仍應回歸到自身的業務活動。」
提到對現在政府出版品體制的想法，林奇秀大膽建議：相較於政府本身努力製作出一本貼近大眾閱讀喜好的書，不如打造一個「政府人才」、「出版社」、「專家學者與創作者」三方共同組成的媒合平台，以政府資訊作為素材，讓具經驗的出版社挑選具銷售潛力的政府資訊，經過專業的企劃、撰稿、編製、行銷、鋪書等流程，將這些資訊交由專家學者研究、藝文工作者創作，最後在商業體系中擴散，讓好的內容源源不斷地流出。一來，專業出版團隊對市場掌握度較精準，即便一本書僅能印一版，若在最初就能估算較符合市場需求的印量，或許就能減少優質出版品「售缺」的遺憾。再者，在此機制／平台的運作下，政府機構只需提供素材，後續均可與專業出版團隊共同商討，如何讓一本書更受讀者歡迎，出版社也可以有更好的通路管道來提高普及度。
而如此一來，政府就也能更加專注在商業出版社不做的資訊，尤其是核心資訊──讓主計、法務、行政系統匯集所有統計、法律、公報資訊，除了維持政府資訊公開透明，也能與民間廠商合作，建置更加使用者友善的查檢介面、不同資料集之間的相互連動等，以此達到政府資訊公開、傳布──不論是透過紙本圖書或線上資料庫──的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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