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從不同的角度勾勒臺灣客家族群從觀念到地域社會運作的圖景，反映歷史學者如何在當代觀念與歷史文獻之間，在立場曖昧的文字與地方社會實態之間，在含糊的數字與具體的田野調查之間，尋找出自己對於客家的理解。
沒有1988年的客家族群運動，就沒有客家研究的集結和壯大；當然也沒有後續的客家政策、行政、法律的提升，以及傳播、學術機構化的落實。
位處多方勢力交集的台灣，承受多股法律文明洗禮。原住民族於17世紀先遭逢歐洲的荷蘭法律，漢人移民接著引進東亞漢字文化圈法律傳統，19世紀末新興海權日本，帶入源自近代西方的憲政體制、刑事法律、財產法制。
婚禮是締結兩個不同家族的交好，不僅攸關著兩個家族的命運，更負「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之重責，因此自古以來皆視婚禮為禮之根本，制定隆重儀節作為公開宣告，同時達到其社會性面向之意義。
如果我們想試著歸納出19世紀台灣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及其所代表的意涵時，「全球化」會是相當有趣的切入點；就如同《遇見斯文豪：發現台灣生物多樣性》（以下簡稱《遇見斯文豪》）一書所嘗試的方向。
202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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